1957年反右运动部份受害者《为纪念反右运动五十周年致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的公开信》以及《上海右派及其亲属给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的申诉信》的联署活动正在进行，截至5月14日，联署人数已达1130多人。
大纪元特此采访了几位在右派斗争中的受害者。他们表示，反右运动悲剧的根源是共产党独裁统治制度，给中国造成的最大灾难是对道德和文明的破坏。
冯志轩：共产党不可能改变
原中央机械工业部总经济师冯志轩表示，“反右斗争不能说是毛泽东一个人造成的，而是因为整个共产党学说、理论、政策、制度都是错的，即便换成其他领导人，也要发生同样的运动，这些运动和悲剧是中共制度的必然结果。”
他说，“共产党都是党文化培养出来的标准件，不可能改变，也不可能进行政治改革。共产主义理论整个体系都是错误的，必须被否定。”
现年76岁的冯志轩，1957年因对中共提意见而被打成极右份子，开除公职，劳动教养，58年2月到78年8月一直被关押在青河农场“劳动改造”。78年重回国务院下属的中央机械工业部担任总经济师。
冯志轩说，“对于右派经历，我没什么后悔的，因为我问心无愧。我为我说了真话而感到骄傲，我觉得很充实。错的不是我，而是共产党错了。一个党没有权力处置我，即使我犯罪了，应该由国家机关处理，更何况我还没犯罪。”
陈瑞晴：历次政治运动都是对人性、民主精神的大扫荡
原北京电影制片厂文学编辑陈瑞晴表示，“中国历次政治运动都是对人性、民主精神的大扫荡。独裁统治是造成一切祸害并使冤案至今无法得到纠正的罪魁祸首，现在许许多多、各个方面的弊端都和独裁统治有关。现在很多右派受害人要求伸张正义，最终目的是对民主的呼唤。”
现年75岁的陈瑞晴，1946年到东北电影制片厂工作，次年调到上海电影制片厂美术组工作。期间被送到北京入中央电影局电影研究所属电影学校电影编剧及编辑，1955年调至北京电影制片厂从事电影文学编辑工作。她因对丈夫在肃反运动中受审查表示不满，58年被打成右派，发配北大荒850农场劳动改造。在文革中，被定为“死老虎”靠边站，备受歧视。78年底，回到北京电影学院编辑部工作。
陈瑞晴说，“每每回忆往事我都泪流满面，不仅是为当时的苦难，也是为当时我们的愚昧，我现在也为自己当年的愚昧作忏悔。其实如果当年很多人觉悟，那些运动也许就搞不起来，而现在仍然有很多知识份子还没有觉醒。”
程玉章：假如历史从头来，我还是要做说真话的人
原铁道部航空勘察事务所俄文翻译程玉章表示，“这场反右运动对中国知识份子是场巨大的灾难，对知识份子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它最大的害处是把所有知识份子的嘴封住了。毛泽东本人就对知识份子既憎恶又害怕，因为知识份子是他推行愚民政策的障碍。”
他说，“中国后来之所以走到邪路上去，跟人们不敢提意见有很大关系。这一两年很多右派上书，要求平反，这说明人们胆子大了，这种勇气跟国内社会的变化和国外的影响都有关系。人们都在追求民主、自由、公平、正义。”
现年74岁的程玉章，1957年因对领导提出“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意见而被打成右派。本来要被发配沈阳，但因前苏联专家认为他工作出色，坚持将他留在原单位工作。从57年开始到文革结束，每次运动他都要挨整、被批斗。程玉章在82年给胡耀邦写信之后获得平反。
程玉章说，“我虽然经历过这么多艰难坎坷，虽然因管不住自己的嘴而付出了很大代价，但我不后悔，假如历史从头来，我还是要做说真话的人，做一个光明正大、堂堂正正的人，敢于拍案而起的人。”
史若平：不可能平反
原山东大学校报主编史若平表示，据最新消息，中央对反右斗争的最新指示说是维持原来结论，这是我们能够预料得到的，因为中国的政治问题太多了，六四、镇压法轮功等，一系列问题还在延续。作为执政党，多年来不允许不同意见，搞个人崇拜，专制独裁，对党内都如此，这是一贯的，因此不可能平反。
他说，“但是我们的上书签名还是有用的，我们讲了真实的历史，我们留下这段历史，事实终究会澄清。中国政治民主化是绝对要到来的，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了。”
现年81岁的史若平，49年前是苏州新闻记者，55年后肃反运动中被共产党打成“国民党派遣特务”。57年反右运动中被打成“反动右派向党进攻的罪魁祸首”。由于副校长的保护，在学校劳动打杂。文革中劳动改造9年，被批斗毒打，有一次挨打后休克5个小时。在遭受22年政治迫害中，家破人亡。79年后回到山东大学校报。87年退休前担任山东大学出版社副总编。
博绳武：反右运动最大灾难在于破坏道德和文明
原北京大学物理系学生博绳武表示，“反右运动的最大灾难在于破坏道德和文明，而道德和文明恰恰是一个民族的魂，是一切的基础。因此那不仅是那一代人的灾难，而且是整个中华民族的灾难，也是子孙后代的灾难。现在社会道德的败坏、人和人之间缺乏诚信与和谐，都是那时的遗留。”
他说，“这场悲剧是专制制度导致的。真正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就要从整个社会制度上解决，社会制度不解决，什么都解决不了。”
现年68岁的博绳武，1957年被打成右派时是北京大学物理系一年纪学生。他因参加北大自由论坛“百花学社”而打成极右派份子，留校查看。又上了3年多学之后，他看到被打成右派的学生都被分配到大西北，于是逃离学校。在文革中，他被红卫兵反覆批斗毒打后，送到公安局劳动教养2年。之后在青河农场、山西王庄煤矿等地劳改10多年，直到79年重回北京，在工厂中担任技术干部。
博绳武说，“我当时还不算知识份子，只是一个学生，遭到如此迫害，更显得当时那场运动的残酷性。作为右派，我开始是朦朦胧胧的，对于当时的社会满怀激情，通过几十年的炼狱，我觉得当时太幼稚了，有一种被欺骗的感觉。”(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大纪元特此采访了几位在右派斗争中的受害者。他们表示，反右运动悲剧的根源是共产党独裁统治制度，给中国造成的最大灾难是对道德和文明的破坏。
冯志轩：共产党不可能改变
原中央机械工业部总经济师冯志轩表示，“反右斗争不能说是毛泽东一个人造成的，而是因为整个共产党学说、理论、政策、制度都是错的，即便换成其他领导人，也要发生同样的运动，这些运动和悲剧是中共制度的必然结果。”
他说，“共产党都是党文化培养出来的标准件，不可能改变，也不可能进行政治改革。共产主义理论整个体系都是错误的，必须被否定。”
现年76岁的冯志轩，1957年因对中共提意见而被打成极右份子，开除公职，劳动教养，58年2月到78年8月一直被关押在青河农场“劳动改造”。78年重回国务院下属的中央机械工业部担任总经济师。
冯志轩说，“对于右派经历，我没什么后悔的，因为我问心无愧。我为我说了真话而感到骄傲，我觉得很充实。错的不是我，而是共产党错了。一个党没有权力处置我，即使我犯罪了，应该由国家机关处理，更何况我还没犯罪。”
陈瑞晴：历次政治运动都是对人性、民主精神的大扫荡
原北京电影制片厂文学编辑陈瑞晴表示，“中国历次政治运动都是对人性、民主精神的大扫荡。独裁统治是造成一切祸害并使冤案至今无法得到纠正的罪魁祸首，现在许许多多、各个方面的弊端都和独裁统治有关。现在很多右派受害人要求伸张正义，最终目的是对民主的呼唤。”
现年75岁的陈瑞晴，1946年到东北电影制片厂工作，次年调到上海电影制片厂美术组工作。期间被送到北京入中央电影局电影研究所属电影学校电影编剧及编辑，1955年调至北京电影制片厂从事电影文学编辑工作。她因对丈夫在肃反运动中受审查表示不满，58年被打成右派，发配北大荒850农场劳动改造。在文革中，被定为“死老虎”靠边站，备受歧视。78年底，回到北京电影学院编辑部工作。
陈瑞晴说，“每每回忆往事我都泪流满面，不仅是为当时的苦难，也是为当时我们的愚昧，我现在也为自己当年的愚昧作忏悔。其实如果当年很多人觉悟，那些运动也许就搞不起来，而现在仍然有很多知识份子还没有觉醒。”
程玉章：假如历史从头来，我还是要做说真话的人
原铁道部航空勘察事务所俄文翻译程玉章表示，“这场反右运动对中国知识份子是场巨大的灾难，对知识份子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它最大的害处是把所有知识份子的嘴封住了。毛泽东本人就对知识份子既憎恶又害怕，因为知识份子是他推行愚民政策的障碍。”
他说，“中国后来之所以走到邪路上去，跟人们不敢提意见有很大关系。这一两年很多右派上书，要求平反，这说明人们胆子大了，这种勇气跟国内社会的变化和国外的影响都有关系。人们都在追求民主、自由、公平、正义。”
现年74岁的程玉章，1957年因对领导提出“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意见而被打成右派。本来要被发配沈阳，但因前苏联专家认为他工作出色，坚持将他留在原单位工作。从57年开始到文革结束，每次运动他都要挨整、被批斗。程玉章在82年给胡耀邦写信之后获得平反。
程玉章说，“我虽然经历过这么多艰难坎坷，虽然因管不住自己的嘴而付出了很大代价，但我不后悔，假如历史从头来，我还是要做说真话的人，做一个光明正大、堂堂正正的人，敢于拍案而起的人。”
史若平：不可能平反
原山东大学校报主编史若平表示，据最新消息，中央对反右斗争的最新指示说是维持原来结论，这是我们能够预料得到的，因为中国的政治问题太多了，六四、镇压法轮功等，一系列问题还在延续。作为执政党，多年来不允许不同意见，搞个人崇拜，专制独裁，对党内都如此，这是一贯的，因此不可能平反。
他说，“但是我们的上书签名还是有用的，我们讲了真实的历史，我们留下这段历史，事实终究会澄清。中国政治民主化是绝对要到来的，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了。”
现年81岁的史若平，49年前是苏州新闻记者，55年后肃反运动中被共产党打成“国民党派遣特务”。57年反右运动中被打成“反动右派向党进攻的罪魁祸首”。由于副校长的保护，在学校劳动打杂。文革中劳动改造9年，被批斗毒打，有一次挨打后休克5个小时。在遭受22年政治迫害中，家破人亡。79年后回到山东大学校报。87年退休前担任山东大学出版社副总编。
博绳武：反右运动最大灾难在于破坏道德和文明
原北京大学物理系学生博绳武表示，“反右运动的最大灾难在于破坏道德和文明，而道德和文明恰恰是一个民族的魂，是一切的基础。因此那不仅是那一代人的灾难，而且是整个中华民族的灾难，也是子孙后代的灾难。现在社会道德的败坏、人和人之间缺乏诚信与和谐，都是那时的遗留。”
他说，“这场悲剧是专制制度导致的。真正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就要从整个社会制度上解决，社会制度不解决，什么都解决不了。”
现年68岁的博绳武，1957年被打成右派时是北京大学物理系一年纪学生。他因参加北大自由论坛“百花学社”而打成极右派份子，留校查看。又上了3年多学之后，他看到被打成右派的学生都被分配到大西北，于是逃离学校。在文革中，他被红卫兵反覆批斗毒打后，送到公安局劳动教养2年。之后在青河农场、山西王庄煤矿等地劳改10多年，直到79年重回北京，在工厂中担任技术干部。
博绳武说，“我当时还不算知识份子，只是一个学生，遭到如此迫害，更显得当时那场运动的残酷性。作为右派，我开始是朦朦胧胧的，对于当时的社会满怀激情，通过几十年的炼狱，我觉得当时太幼稚了，有一种被欺骗的感觉。”(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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