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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跃进”奇闻录

 2007-04-21 01:57 桌面版 正體 打赏 2

跃进时陕西安康的一首《我来了》,在全国传诵,具有很大的震撼力:“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


上世纪远去的“神话” 

公社食堂要吃猴头、燕窝、海味

“大跃进”中,中央一些领导干部到基层宣传、描绘共产主义人民公社的美好前景,以鼓励人民的奋斗精神。当时国务院一位副总理在河南省遂平县讲得最为具体,不妨抄录下来。他说公社的好处在哪里呢?

“首先,有好的食物,而不仅仅是填饱肚子。每顿有肉、鸡、鱼、蛋,还有更精美的食物如猴头、燕窝、海味等,都是按需供给。第二,衣服穿着方面,一切要求都可满足。有各种花色和品种的服装,而不是清一色的黑色和蓝色。将来,普通服装仅作为工作服使用,下班后,人们就换上皮服、呢绒和羊毛制服,当人民公社都养了狐狸,那时外套就都是狐皮的了。第三,房屋都达到现代城市的标准。现代化是什么?人民公社。在屋子的北厢有供暖设备,南厢有冷气设备。人们都住在高楼里,不用说,里面有电灯、电话、自来水、无线电和电视。第四,除了跑步的选手外,旅客和行人都有交通工具,航班通向各个方向,每个省都有飞机场,每个地方都有飞机制造厂的日子也不远了。第五,每个人都受高等教育,教育已经普及。”这幅人民公社的美景,真让几亿农民乐得合不上嘴。只是谁也没去想一想,那稀有珍贵的猴头菌菇从哪里获得?价格昂贵的燕窝(大饭店里名为“一品官燕”)从哪里进口?得养多少亿只狐狸才能让农民都穿上狐皮大衣?

时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康生拟写了一幅对联:“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先把人民公社这座桥梁架起来,过了桥就是天堂了。河北省徐水县是大办公社食堂的一面旗帜,领先发出了“吃饭不要钱”的口号。全县有6.4万多户,32万人口,248个农业社。在“大跃进”中全县共建立了1777个公共食堂,有28.5万人到食堂吃饭,实现了全县食堂化。为了适应不同工作、任务的需要,还建立了野外战斗随军食堂1410个,幼儿食堂119个,老年食堂248个。家家户户都把储蓄的粮食无偿地献给食堂,后来,人民公社这座桥在九百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大地上耸立起来了,公共食堂遍地开花。但是好景不长,人民过桥以后看到的却是与梦幻中的天堂完全相反的一幅图景。莫说吃猴头、燕窝、海味,连稀粥也喝不上了。

评教授以产粮多少为标准

“大跃进”是全方位的,教育自然也不例外。1958年3月成都会议,柯庆施提出15年全民都成为大学生。同年9月,刘少奇在河南说:要采取新的办法办工厂、办教育。新工厂也可以办学校,招一批中学生,就在这里上课,一个工厂就是一个大学,一天读几小时书,做几小时工,工厂即学校,学校即工厂。将来出来,既是大学毕业,也是技术工人,这也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一个条件。

河南方城县城关镇,共有人口1.1万人,在几个月之内就建起了综合红专大学、卫生、戏剧音乐、舞蹈及师范等9所专科学校。各种工农大学、红专大学,如雨后春笋,茁壮出生。

1958年7月至10月,“大跃进”期间,康生以中共文教小组副组长的身份,到北京与河南省的一些学校视察“教育革命”的进展情况。在北京师范大学,他说:师大有两大任务,大办学校,大办工厂。每一个班都可以办一个工厂。大办学校,可以从小学、中学到大学,1958年至少要办100座这种亦工亦学的学校。至于有没有条件办,他不管。既然农业生产可以“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办学校不也可以“人有多大胆,多少都能办”吗。

关于评教授,康生在“大跃进”中又有高论。他视察北京农业大学时,明确指示:学校最少要挂五块牌子:学校,工厂,农场,研究所,农业局。如能挂十几块牌子则更好。教授要按所种作物的产量评级,亩产1000斤的只能当五级教授,2000斤的四级,3000斤的三级,4000斤的二级,5000斤的一级。按照大理论家康生的这个标准,学识渊博、白发苍苍的老教授只能下岗待业;年轻力壮的农民不但能聘为一级教授,当院士也是有可能的。这可不是什么笑话,是“大跃进”中“教育革命”的事实。

粮食太多就吃五顿饭

1958年8月4日,毛泽东到河北省徐水县第八瀑河农业社视察。村里墙上画着鲜艳的壁画:年轻人攀着刺破蓝天的玉米秸爬上天空;老汉乘着比船大的花生壳,飘洋过海,周游世界;嫦娥从月宫下凡,到农田采摘斗大的棉桃……县委书记汇报,今年全县平均亩产达到2000斤,总产量达到12亿斤。此外,还要放大卫星,山药亩产120万斤,一棵白菜520斤,小麦亩产12万斤,皮棉亩产5000斤。

毛泽东高兴地问:“要收那么多粮食呀!你们全县31万人口,怎么能吃得完那么多粮食呢?你们的粮食多了怎么办呢?”“粮食多了换机器。”又问:“换机器也用不完,又不是光你们粮食多,你换机器,人家不要你的怎么办?”“那我们用山药造酒精。”“那每个县都造酒精,哪里用得了那么多的酒精啊!”“我们只是在考虑怎么多打粮食。”“也要考虑怎么多吃粮食呢,其实粮食多了还是好。多了,国家不要,谁也不要,社员们自己多吃嘛,一天吃五顿饭也行!”

毛泽东又说:“你们这么多粮食吃不完怎么办?粮食多了,以后就少种地,一天干半天活,另半天搞文化,学科学,闹文化娱乐,办大学、中学,你们看好吧?”

当问到生产社改什么名字时,社长说叫“农庄”。苏联已经有集体农庄这个名称了,毛泽东说:“还是叫人民公社好。”从那以后,“人民公社”就在全国普遍开花了。

炼钢铁加中药

“全民大炼钢铁”,是工业大跃进的核心。1958年1月下旬,北京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15年后,要搞4千万吨钢,5亿吨煤,4千万千瓦电。”从此,不断批判保守思想。6月21日冶金部在“大跃进”思想指导下向中央报告,1959年钢产量可以超过3000万吨,1962年可达到八九千万吨。这个报告被批转全国。8月17日至30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号召全党全民为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的公报,全民大炼钢铁的熊熊火焰,燃遍全国,甚至在中南海里都建起了小高炉,点火冒烟。农村、城市,到处有小高炉。

机关大院、工厂、学校、街道,也都投入炼钢热潮中。北京、上海等11个城市的18所大学,每年可以炼钢69.2万吨,相当于1949年全国钢产量的4.38倍。济南市的中学在一个星期内建成77座小高炉。哈尔滨市19中学有10名少先队员5天学会炼铁,一天盖起小厂房,又用一天零半夜安起炼铁设备,在全校少先队员支援下,三天挖出3000多斤废铁,办成一座“少年卫星炼铁厂”,在7月中旬,炼出第一炉铁水。这个小工厂一年的产品够1800台拖拉机零件使用。少先队员十多天就成为冶炼工程师,能不是奇迹?

谁都能炼钢。某市中山路的十几个家庭妇女,白手起家,不懂技术,缺乏材料,硬是当天建起小高炉,当天就炼出了钢。医科大学总医院的医生、护士,顾不上诊治病人,在医院里砌高炉,也出了钢。第二皮鞋厂土法炼钢更为简单,他们建造的坩埚土平炉,就是在地上挖个坑,用普通砖和耐火砖砌成,一次可以放8个坩埚,炉内不用焦炭作燃料,而使用劈柴和普通的块煤,下面用鼓风机吹风,两个半小时就可以炼出100多斤钢来。尤为奇妙的是,一家手工业社办事处,大胆试验用中药炼钢,在小土炉内,加入中药槐角、鸡胃和龟甲等,这些中药可以起到去氧脱硫、调解炭素的作用。中药炼钢据说已试验成功。看起来中药治疗痔疮的槐角和治疗消化不良的鸡胃,竟然有炼钢功能,应该获得诺贝尔奖金。

狂热躁动的“大跃进”歌谣

“大跃进”歌谣像一面镜子,折射出那个狂热浮躁时代的社会面貌、人民心态。全国人民充满幻想,在歌谣中编造着亿万个美丽的神话。

农村是“大跃进”的主战场,所以反映农村变化、农业生产的歌谣数量最多,寄托了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四川一首出现较早的歌谣写道:“稻米赶黄豆,黄豆像地瓜;芝麻赛玉米,玉米有人大;花生像山芋,山芋超冬瓜;蚕长猫一样大,猪长像大象;一棵白菜五百斤,上面能站个胖妹妹;鱼苗撒下千万条,条条养得扁担样;玉米秆儿穿九天,浑身棒子有几千……”既具体又富于想像力。再如:《惊动天上太白星》:“一阵锄声卷入云,惊动天上太白星,拨开云头往下看,呵!梯田修上了南天门。”陕西安康的一首《我来了》,在全国传诵,具有更大的震撼力:“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

“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的“人民公社”,曾有两句歌谣概括:“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河南有一首《人民公社是金桥》的诗歌写道:“单干好比独木桥,走一步来摇三摇;互助好比石板桥,风吹雨打不坚牢;合作社铁桥虽然好,人多车稠挤不了;人民公社是金桥,通向天堂路一条。”

“大跃进”中有一次“全民除四害”运动,大概也是一项世界纪录。诗歌中也有很生动的反映,如《擂鼓鸣金除四害》:“老鼠奸,麻雀坏,苍蝇蚊子像右派。吸人血,招病害,偷人幸福搞破坏。千家万户快动手,擂鼓鸣金除四害。”人们上房敲铝锅、脸盆,真的把麻雀震得发晕,头朝下跌落地上。几年后发现麻雀不是害虫,而是益鸟,又下文件予以保护,才使麻雀在中国大地上没有绝种。

当时职业作家、诗人,挥舞如椽大笔,豪情万丈地写了很多“大跃进“的诗歌,真不知道今天他们还敢不敢再吟诵那些锦章绣句?“大跃进”歌谣,白纸黑字为我们留下了那个热火朝天时代的雪泥鸿爪,未来的中国文学史,一定不会忽略这一特殊时期的诗歌创作奇迹的。

公墓编号:“多、快、好、省”

“大跃进”如狂飙海啸,一时间席卷全国。各地为了表示紧跟,纷纷改地句,改单位名,改人名。时至今日,近半个世纪了,各地不是还有很多地名为跃进道、红旗路、卫星里、跃进里、东风里、红旗饭店吗。有的大学改名东风大学、红专大学。1958年出生的孩子,名叫“跃进”的,不下数万人。可见“大跃进”对社会、人心的影响是何其深远了。

有些事邪乎得不可思议。某市一座规模最大的北仓公墓。1958年建立土葬公墓群时,恰逢“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招展高潮。为了宣传配合政治形势,依照1958年3月中共中央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把土葬公墓分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等若干区域。每个区域都有几百个坟头。为了便于管理及丧家扫墓时寻找辨认,每座坟前石碑或木桩的侧面,都用红漆写着“多字第xx号”“快字第xx号”等字样。有人推测,当时决策者的动机,可能是不仅让活人记住“总路线”,死人也应该烙上时代的标记吧。

为首用“跃进”一词的人颁发博士头衔

1957年末“反右派斗争”取得全面胜利。据不完全统计,共揪出右派分子552877人。1959年又补漏一批,右派总数约为百万人左右,约占知识分子总人数的10%-20%。抓右派告一段落,反右倾仍在继续。1957年11月3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发动全民,讨论40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新高潮》。社论中提出:“有些人害了右倾保守的毛病,像蜗牛一样爬行得很慢,他们不了解在农业合作化以后,我们就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这是第一次提出“大跃进”的口号。

中央某领导赞扬最早使用“跃进”这个词的人“功不在禹下”,并在有关这篇社论的批语中说:如果要颁发博士头衔的话,我建议第一号博士,赠予发明“跃进”这个伟大口号的那一位(或者几位)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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