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灏年著 《谁是新中国 》连载（六）

2007-03-28 11:42 作者:辛灏年 上 卷
辛亥革命、中华民国与中国国民党

第四章

蒋介石保卫民主革命、推进祖国统一的历史功勋


伟大的中华民族，从来就对失败的英雄怀有特别的崇敬之心，一曲两千年久唱不衰的“霸王别姬”，古往今来曾催动了多少人深情而又痛惜的泪水。
然而，令人痛心的是，近半个世纪以来，我们面对着一位曾保存了我们伟大民族血脉的民族英雄，一位曾保卫了中国国民革命、推进了祖国民主统一的革命领袖，一位曾预言共产革命只能使我们的民族与人民陷于万劫不复的悲惨境地，因而自始至终坚持要反对和铲除共产革命势力的伟大人物，只因他是一九四九年那一场巨大失败的代表者，因而才不仅被他的敌人糟蹋得不成样子，甚至被他的背叛者、某些追随者和新一代不解历史者，否定并讳言至今。这一历史的极不公正，随着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大陆民间历史反思运动的深入发展，中国大陆人民对蒋介石先生的认识，也就日益地在摆脱着中共种种谎言和欺骗的桎梏，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历史，确实已经走到了能够还蒋介石先生原貌的这一天。
本书上卷将从本章起，在辨析中国现代历史发展的同时，兼为蒋介石先生辩。因为缺少了对他的正确认知，也就失去了对中国现代历史进行真正认知的可能。

一　　建成革命武力以“底定广东”、准备北伐

应该说，孙中山先生和中国国民党，在为“竟辛亥之功”而艰难奋斗的十数年反复辟岁月里，盖因袁世凯、张勋能拥遗朝之兵以求公然复辟，北洋军阀能据私家之兵“假共和以复辟”，地方封建军事势力则因“有枪便是草头王”而割据一方，唯革命党人无枪无炮无军队，反复辟才至于屡兴屡衰，甚至屡遭叛卖。孙中山和中国国民党因痛感没有革命武力，才不能在那个恃武力以复辟的时代，夺取反复辟的胜利，更不能实现北伐打倒军阀的历史愿望，因而决心建立革命之武力，以反对复辟之武力。由是，陈炯明叛变之后，重建广州革命政府，尤其是建立革命武装，便成为孙中山先生一心相与的重大事业。而这个重大事业的关键一步，便是建立黄埔陆军军官学校，以召收、训练、培养一支革命的军事力量，以期能够依靠这支力量，达成反复辟 —— 即北伐打倒军阀的国民革命目标。

第一、孙中山信任、重用并寄希望于蒋介石

据一九八九年后中国大陆历史学家证实，蒋介石自一九零七年赴日本留学，即参加了中国同盟会，开始追随孙中山先生从事国民革命，并成为名副其实的革命党人。一九一一年四川保路风潮起，他曾“托故假归”，在上海和陈其美密商起义计划，设法营救了同盟会员张恭。辛亥革命爆发后，他又与张群秘密离日，回浙江参加领导起义，并获成功。嗣后，在反对袁世凯复辟、北洋军阀“假共和以复辟”的岁月里，他始终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孙先生所组建的中华革命党，坚持在上海、东北和日本等地从事反复辟的斗争，虽然遭袁通缉，但革命志向不改。一九一七年孙中山首举“护法”旗帜，他即向孙中山先生四呈对军阀作战计划，尤其是“对北军作战计划”和“滇粤两军对闽浙单独作战计划”，竟成为十年后北伐作战方略的蓝本。他的军事才能由是而得到了孙中山先生的很大赏识。01 一九二零年十月二十九日，孙中山先生在给蒋介石的信中已称：“计吾党中知兵事而能肝胆照人者，今已不多得。唯兄之勇敢诚笃，与执信比，而知兵尤过之。”
一九二一年六月十四日蒋母去世，孙亲纂祭文曰：“文与郎君介石游十年，共历艰险，出生入死，如身之臂，如骖之靳，朝夕未尝离失……其介石也，慈爱异常母，笃责如严师，裁其跅弛，以全其昂昂千里之姿，虽夷险不测，成败无定，而守经达变，如江河之自适，山岳之不移。”
一九二一年，当苏俄与第三国际派代表马林赴中国广西拜见孙中山先生时，孙曾宣布“他愿意派一个最能干的人去莫斯科。”02 这个“最能干的人”蒋介石先生，后来在赴俄考察中曾当面反对苏俄支持外蒙古独立，公开申明中国对外蒙古的主权不容劫夺，愤怒反击了中共留学生对孙中山先生和三民主义的恶意攻击。为他从此视苏俄的“主义与事实”有别，并对苏俄“欲染指中国及其满蒙的赤色帝国主义野心”产生警惕，奠定了直接认识的重要基础。
一九二二年六月十六日，因陈炯明叛变，蒙难中的孙中山先生曾急电蒋介石“事紧急盼速来。”蒋立即衔命赴难。对此，孙中山先生称：“陈逆之变，介石赴难来粤，入舰日侍余侧；而筹策多中，乐与予及海军将领共生死。”甚至称“蒋君一人来此，不啻增二万援军。”03 一九二二年十月二十四日，孙中山先生甚至托廖仲凯捎亲笔信，谓蒋“兄能在军中多待一日，则我之信用可加多一日。”
孙中山先生的日本密友，梅屋庄吉先生的长女国方千世就曾在回忆中说：“孙先生说过，蒋介石是可以继承我的一位青年。”04
即便是曾守侍孙先生病塌，为孙先生记遗嘱，后十数年竟以蒋为嫉、为敌的汪精卫，也曾一再对蒋说：“孙先生临终前，曾一再呼唤介石，介石……”05
一九二三年二月，孙中山先生决任蒋为大本营参谋长。
一九二四年五月二日，黄埔军校创建，孙特任蒋为黄埔军校校长，以期蒋能够培训一支北伐的党军。其时，虽因廖仲凯向军校延进大批苏俄军事顾问和中共党员，06 从而使蒋痛感事事制肘，曾忿而还乡。但是，孙先生对他的一再敦请，和他对孙中山先生本人及国民革命的忠诚，还是使他接受了这个光荣而且重大的任命。蒋从此为培养一支革命的武装，进而用这支“专打军阀，绝不扰民”的党军（陈独秀语）保卫广东革命政府，开拓国民革命大业，底定和统一广东，直至领导北伐打倒军阀，曾竭尽其一身之功。
一九二四年六月十六日黄埔军校开学，蒋介石为军校题“亲爱精诚”四字。八九年前中国大陆史家已称：“他要求学生极为严格，经常召集学生训话……日常事务一一过问，所以，黄埔军校办得虎虎有生气，很快就培养出一批合格的军事人才。”07 一九二六年北伐出师时黄埔军校已召收学生五期，共七千四百余人，为未来的国民革命军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青年军官。一九二四年十月至十二月，蒋即以军校毕业生为骨干建立了两个教导团。一九二五年第一次东征后又建立了第三教导团，并扩充成师。是年四月正式更名为“党军”，蒋任司令。八月，组成国民革命军第一军，蒋亲任军长。

第二、蒋介石用革命武力底定广东，被“倚为长城”

一九二四年十月，广州商团头目陈廉伯在英国支持下纠合武装，密谋叛乱，妄图推倒革命政府。国庆日，商团竟实行总罢市，于西关各处遍贴“打倒孙政府”的标语，并于西关各街道严密封锁交通，试图阻止广州群众及军校学生的国庆游行，不得，遂于太平路西豪口开枪射击游行队伍，当场打死十余人，伤百余。蒋接孙中山命令后，立即率领军校学生队赴广州，并督率其它部队，向西瓜园、太平门、普济桥一带警戒。十五日晨，商团来犯，蒋率学生军坚决还击，其它各军亦沿途夹击，遂大败商团。陈廉伯逃港，商团叛乱亦告败亡。蒋与黄埔学生军建立了保卫南方革命政权的第一功。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因孙中山北上，叛将陈炯明遂乘机自封为“救粤军总司令”，准备进攻广州。一九二五年二月一日，广州政府命蒋率黄埔军校教导团、学生军和粤军第二师张民达部、第七旅许济部出发东征。是为第一次东征。东征军在蒋指挥下，连下东莞、石龙、常平、深圳，十四日与陈炯明血战淡水两昼夜，消灭大量叛军，克淡水后，又次第攻占平山（今惠东）、海丰、陆丰、普宁、揭阳、汕东、湖安等州县。三月二十日叛军以一万余众攻击东征军，蒋乃命何应钦率教导团及学生军死拼，并令教导二团及粤军第七旅支援，始将顽敌击退，并乘胜击溃陈炯明主力，东征军又占阿婆（今揭西）、玉华、光宁、梅县，余逆遂退至江西境内。八九年后，中国大陆历史学家曾写道：“在第一次东征中，蒋介石都是亲临前线，先后发出命令、手谕、电报、训话、告诫、及所作的紧急处置达六十多次。”08
一九二五年四 —— 六月间，当蒋介石东征之时，滇、桂军杨希闵和刘震寰已在勾结谋叛。而当东征军底定潮、梅，进行修整之际，杨、刘因阴谋败露，遂公然叛变，武装占领广州省长公署和财政厅各机关。被迫迁往广州河南办公的大本营，急令蒋率东征军回师广州平叛。蒋回广州后，遂兵分三路，于龙眼洞、瘦狗岭、广九路火车站迅速击败滇桂军，毙滇军师长赵成梁，俘桂军师长陈天泰。刘、杨遂无心恋战，逃往香港，叛乱归于失败。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二日，大本营任命蒋介石为广州卫戌司令。
一九二五年十月初，因陈炯明叛军主力垮而未亡，仍为重大威胁，大本营命令蒋介石率军第二次东征，蒋即兵分三路向东江地区进发。在蒋指挥下，东征军一部与陈部激战三日，克惠州。东征军另一部仅以两个营的兵力，与叛军洪兆麟、谢文炳部八千人激战于海丰，十月二十二日收复海丰，生俘大批敌军。东征军又一部，乃于十月二十七日与叛军一万余人激战于华阳，先为敌所困，后因蒋驱援军赶到，而击退叛军。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五日，蒋介石终于率军收复东江，将陈炯明叛军全数消灭，取得了第二次东征的胜利。为此，八九年后的中国大陆史家又写道：“在第二次东征的具体战斗过程中，蒋介石亲临前线指挥，有关作战的命令与电文来往频繁。”09
一九二五年十至十一月，即第二次东征期间，蒋介石在随军指挥潮、梅战斗时，因得知粤南军阀邓本殷进窥广州，阳江、罗定、云溪各县亦已被占。蒋当机立断，令李济深率独立第一旅及第三十四团回援，并命第十一师待命。当东征军平定北江后，蒋又立即增兵南路，命第三军军长朱培德任南路总指挥，分兵四路，会攻南阳。十一月七日克阳江，二十三日克廉江，邓本殷退琼州。蒋即命李济深所属第十一、第十二两师负责肃清琼州之敌，李部遂渡海作战，琼州终克，邓本殷被消灭。
因蒋介石上述一系列军事胜利，使革命政府“底定广东”的愿望迅速达成，蒋从此被政府与民众“倚为长城”。对此，中共党魁陈独秀曾于一九二五年十月十二日在中共机关刊物《向导》杂志上发表文章说：“现在蒋介石先生手创了有力的党军，用这包打军阀绝不扰民的党军，不顾成败利钝地肃清了那些拉夫开赌、苛税苛捐、各霸一方，历年扰害广东人民的滇、桂、粤各派小军阀，以图广东军政财政之统一，这不但为国民党建立了惊人的勋劳，并且为已死的中山先生出了多年力不从心的怨气。中山先生及他手创的中国国民党，倘若没有这几个月国民政府一面肃清内部恶势力，一面反抗外部恶势力的坚决举动，几乎使人民怀疑到什么三民主义，什么革命事业，都不过是欺骗人民的鬼话了！”10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三日和三十日，陈独秀又在《向导》周刊上发表文章，称“蒋介石是实行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实行三民主义的革命派。”
历史的事实已经证明，蒋介石迅速底定广东，既对中国国民革命之广东根据地的真正建立功莫大焉；更为其后领导北伐打倒军阀的大业，奠定了至为重要的政治和军事基础。

二　　利用“中山舰事件”以反击苏俄僭权、限制中共篡权

“中山舰事件”是国共两党第一次公开的大冲突，也是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国民党对苏俄与中共“挖心战术”的第一次公开大反击。由此国民党乃得救，由是共产党则注定了它在一九二七年失败的命运。是故，国民党称之为“蒋中正救党”，共产党则从此对蒋介石恨之入骨。
七十余年来，国共两党对“中山舰事件”各执一说，中外史家更是莫衷一是。用相互指责的办法既不能诚服众心；用索引与考据的研究亦难使双方党人悦服。在中国大陆，中共历史学家乃众口一辞，以党言为立言。即便是八六年后，大陆新一代历史学者已经越来越走上了“过度美化”11 蒋介石和国民党的道路，但对该事件的评价，仍因中共领袖曾明言钦定，所以至今尚无人敢公开推翻中共定论。至于暗中、私下或在民间，自然早已是“各抒己见”。在中国台湾，随着言论由小限制走向大开放，对这一历史事件早已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但不论是国民党的铁杆忠臣，还是某些要“淡化历史”的史家，他们对该事件的研究与判断，仍然和中国大陆颇多区别。为此，笔者将根据国共双方和两岸史家对中山舰事件的看法，并从中山舰事件发生的历史背景和历史后果出发，以寻求历史的公正结论。

第一、国共两党及两岸学者对中山舰事件的看法

一、中共领袖周恩来指“中山舰事件是蒋介石一手制造。”12
二、国民党元老陈立夫称：“三月二十日所发生的中山舰事件，是一次阴谋，完全是针对蒋先生而来的。”13
三、一九八六年于中国大陆出版的《中国现代史》是这样叙述“中山舰事件”的：三二零事件发生前，蒋介石支持下的孙文主义学会分子到处散布谣言说共产党要暴动，推翻国民政府，组织工农政府，以惑乱人心，煽动反共。三月十八日，黄埔军校驻省办事处通知海军局，谓奉蒋介石命令，调派得力兵舰二艘开赴黄埔，听候差遣。海军代理局长李之龙（按：青年军人联合会负责人，共产党员）即派出中山、宝璧二舰前往。但十九日晨军舰到达黄埔后，蒋却声称并无调舰命令，随后因苏联参观团要参观兵舰，李之龙经请示蒋，又将中山舰调回，十九日下午六时半该舰驶抵广州。中山舰得往返开动，本是奉命行事，但蒋介石却说这是“无故生火达旦”，是“扰乱政府之举”，亦即诬蔑共产党要暴动。蒋以此为借口，于三月二十日凌晨擅自宣布戒严，调动大批军警，断绝广州市内外交通，逮捕了李之龙，占领了中山舰和海军局，扣捕了黄埔军校和第一军中做党代表及政治工作的共产党员，并包围了苏联顾问团住宅和省港罢工委员会，收缴了两处卫队的枪械。14
四、一九八八年台湾出版的《中国现代史》，则对该事件做了另一番叙述：三月十八日晚代理海军局长李之龙（共产党员），令蒋校长座舰中山舰由广州驶回黄埔，准备劫持蒋中正直驶海参威，送往俄国。三月二十日，蒋采取断然措施，拘捕李之龙，扣留中山舰，包围俄国顾问住宅及共党机关，收缴共党分子所操纵的罢工委员会枪械，是为“中山舰事件”。中山舰的调动，系听从俄国顾问的命令。事发之后，俄国顾问季山嘉等被遣送回国，共党同意解除中共分子在军校中担任的职务，并解散“青年军人联合会”，军校教务长邓演达的职务亦被解除。15

第二、“中山舰事件”发生后中共与苏俄的态度

一、中共态度
其一、中国大陆出版的《中国现代史》云：中共中央和苏联顾问对蒋介石采取了妥协退让的方针。张国焘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前往广州。他一面动员中共广东区委执行妥协方针，一面对蒋进行所谓亲善访问，表明中共继续支持蒋的态度。16
其二、一九八九年前的中共历史学家在其专著中亦云：陈独秀主张妥协退让，对蒋介石的这一背叛行为非但不予指责，反而表示“抱歉”，批评共产党人“太急进”，不应“包办”太多。17
其三、一九八九年后的中共历史学家在其著述中称：一九二六年四月三日，陈独秀在《向导》上发表了“中国革命势力统一政策与广州事变”一文，说：“蒋介石是中国民族革命运动中的一根柱石，共产党若不是帝国主义的工具，绝不会采用这种破坏中国革命势力统一的政策。”18
其四、该历史学家又称：进而，在六月四日，陈独秀写了三封信发表在《向导》上。信中写道，“从建立黄埔军校一直到三月二十日，都找不出蒋介石有一件反革命的行动”，而且表示，“中国共产党若阴谋倒蒋，就应该起来打倒共产党，共产党员若阴谋倒蒋，就应该枪毙”。19

二、苏俄及其顾问态度
其一、中国大陆史书云：四月底，苏联顾问鲍罗廷在回国三个月后返回广州，他主张对蒋作最大的让步，承认蒋于三月二十日以来所取得的权力。20
其二、《陈立夫回忆录》称：那时（指中山舰事件发生时），俄国方面也不愿意和蒋先生关系恶化。后来在北平大使馆的文件中，发现当时俄国顾问（指季山嘉），受莫斯科的责备，称他们轻举妄动。……他们明白如果国民党一旦在广东失败，那共产党也将无法生存。 21
其三、中共党史专家引述：中山舰事件后不久，苏俄驻广州领事馆，即派人拜诣蒋介石，询问中山舰事件是针对某些个别人还是针对整个中俄关系？蒋当即回答是“对人”。不久，苏俄乃令季山嘉等回国，中俄关系仍旧。22
其四、台湾历史学家云：俄顾问看汪精卫不行，只好弃车保帅。经过协议，给汪留点面子。三月二十二日，大家齐集汪公馆开政治会议，其中有一项决议说：“汪主席患病，应予暂时休假。”从此一直休到十六年四月。即一九二七年四月。23
其五、日本《产经新闻》曾连载的《中日关系八十年之证言》称：事后（指中山舰事件后）苏联顾问团成员曾经自行检讨，承认失败而有如下的自责：一是俄国人对中国风俗习惯不注意，引起中国人反感；二是中国共产党不知尽力于组织国民党，默然转移，只知以显明地扩充共产党为工作总方针，欲在各处把持一切指挥之权，招致国民党员之反击。季山嘉等一部分人，于二十四日自广州处分归国；国民政府复于四月二十四日解除俄国顾问十余人的聘约。这才削弱了俄国人的控制力。24
应该说，中共与苏俄在事件发生后的“态度”，已能表明这个事件的“蹊跷”所在，亦已经能够揭示这个事件的事实性真相。

第三、中山舰事件发生的历史背景与历史后果

一、历史背景
重大历史背景之一：中山舰事件发生在国民党“二大”之后。就国民党一方而言，是孙中山先生在“联俄容共”做法上的失误，才留下了苏俄与中共对国民党施行“挖心战术”的历史契机；是廖仲凯的“左派”幼稚病，才使得大批共产党员能够在国民党内攫取权力，并造成了汪精卫的上台；是汪精卫为代表的“左派”权力病，又使得苏联顾问成了国民党“左派”的太上皇，使苏俄与中共窃夺了国民党和国民革命的领导权，更将国民革命逼向了共产革命的危险边缘。就中共一方而言，其突出的表现，据中国大陆史家称：在国民党二大以前，在广东工作的共产党人毛泽东、周恩来、陈延年等（均是参加了国民党的共产党员），曾决定对国民党采取打击右派、孤立中派、扩大左派的政策，计划在大会上（按：即国民党二大）公开开除戴季陶、孙科等人的党籍，争取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名额中共党员占到三分之一，少选中派，多选左派，使左派占绝对优势。25
中共《中国现代史》亦云：国民党“二大”于一九二六年一月四日至十九日在广州举行。到会代表二百五十六人。其中加入了国民党的共产党员代表约占五分之三。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在大会上占了压倒的优势，从而保证了大会的正确方向。……大会驳斥了国民党右派对共产党的攻击诬蔑，进行了反击右派的斗争。大会作出了“弹劾西山会议派”和“处分违反本党纪律党员的决议”，对西山会议首要分子邹鲁、谢持“永远开除党籍”，居正、石青阳等因列名“国民党同志俱乐部” （由国民党老党员冯自由、马素等组织的团体）“予以除名”；其它分子被书面警告，限期悔改，对戴季陶也发出了“促其猛醒、不可再误”的警告。大会选举中央委员三十六人。……在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各有共产党员七人，会后谭平山、林祖涵（两人均是共产党员）继续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和农民部长，毛泽东为宣传部代理部长。各部做实际工作的秘书均为共产党员。同时，各地方党部（国民党党部）大多数由共产党员主持。26
中共史学家的上述文字，无疑是苏俄与中共如何对国民党进行“挖心战术”的一份“自白书”。对此，台湾史家的证词云：所选出的三十六名第二届中央执委，绝大多数属于汪系和共派的人马。再由三十六名委员，选出九名常务委员，他们的名次是汪兆铭（精卫），谭延闿，谭平山，蒋中正，林祖涵，胡汉民，陈公博，甘乃光，杨匏安。上列九名中，汪系三名，即汪、陈、甘；共派三名，即谭、林、杨；其余三名无所属。谭延闿与汪较近，胡在莫斯科，蒋被孤立起来。这个名单使人们有“黄锺毁弃，瓦缶雷鸣”之感。27
上述事实已经十分清楚地证明：正是在国民党的“二大”上，即“中山舰事件”发生三个月之前，中共已经在苏俄的指使和汪精卫的配合下，基本上达成了对国民党和国民革命领导权的窃夺。更何况历史早已证明：七十余年来中共从不曾允许过任何一个其它党派的人入它的党，做它的秘书，任他的委员、部长、常委，更不曾将各级地方党委都交由它党人士去把持，也不可能任由它党的人在共产党内开除共产党的元老，训令共产党的骨干，夺取共产党的权力……。
重大历史背景之二，是在国民党“二大”之后。此时，中共与亲共派即“左派”，已如其愿望地在国民党内占据了绝对优势；反共派与远共派即右派和中派，已被打击和孤立；国民党中央的党权，已基本上被共产党人所纂夺；国民党各地方党部，亦已大部分为共产党人所把持；国民革命军六个军的军政治部主任，有五位由共产党员担任，28 海军局政治部主任是共产党员李之龙……。是时，因底定了广东、巩固了广东革命根据地，而被倚为“长城”和“柱石”的蒋介石先生，如能够俯首贴耳地听命于苏俄，又能够甘当“左派”，并与中共联手，一起来把中国国民革命彻底变成为俄国的共产革命，把国民党也彻底地变成共产党，或乾脆将国民党彻底消灭，则苏俄与中共大约也就不会把蒋介石先生视为眼中钉、肉中刺，而非打倒他不可了。
但是，蒋介石既于廖案发生时，保护了国民党元老不受苏俄顾问的逮捕；又于“二大”召开之际，主张对国民党中的元老派、即反共派从宽；在黄埔军校，又不支持中共地下组织“青年军人联合会”进行阴谋地下活动；（按：中山舰事件后，蒋将其解散）；尤其是在国民党“二大”和二届一中全会上，他又数次提出了北伐的建议，坚持要求提前北伐；特别是他握有实权、即军权；这就使得苏俄、中共和汪精卫不仅对他疑忌重重，而且深感他的威胁。因此，如何使蒋手中的军权变成汪精卫手中的实权，并能为苏俄顾问所指挥，便成为“二大”以后，苏俄、中共和汪精卫所一心要谋求的了。此其一。
其二、国民党“二大”前，如果说蒋介石的某些作为，还未能及时引起苏俄对他的足够警惕，苏俄军事顾问团还仅仅将他认做“中派”，只孤立他而未打击他，那么，待到蒋介石在“二大”和二届一中全会上一再坚持提议北伐，却犯了苏联顾问的大忌。苏俄认为，一是中共刚刚在广东依靠国民党而立足，既未立稳，更未独立；二是其影响与势力，尚远未及华中与华北地区，仓促北伐，只可能使他们有“得不着湖北，反失了广东”之虞（参见下卷第一章）。因此，继续发展与巩固中共在广东的力量与地位，以在北伐前能够于华中及华北地区建立苏俄与中共的社会基础，这才是苏俄顾问与中共虽深知全中国人民正在翘首盼望北伐，却决心反对北伐的真正原因。而要反对北伐，就必须打击坚持提出北伐，并且已经享有威望和拥有实力的蒋介石。由是，在汪想挤蒋、俄想压蒋、中共想倒蒋的局面之下，则汪、俄、共合流以打蒋，也就势所使然。自国民党“二大”召开直至“中山舰事件”发生，苏俄、中共以及汪精卫用以对付蒋介石的手段，一是针对蒋提出北伐，鲍罗廷立即率苏俄军事顾问团全体成员反对，鲍于会上即声称：“党的力量在前，革命的武力在后。”29 二是会下和会后，苏俄立即联合中共、汪精卫和左派发动倒蒋运动，既在广州市区到处张贴反对北伐的传单，又开始攻击蒋介石是“新军阀”，苏俄军事顾问团团长季山嘉更在黄埔军校竭力宣扬“北伐必败论”，宣扬校长蒋中正“不革命”，30 进而联合汪精卫煽动第一军第二师师长王懋功叛变。31 三是汪精卫想免除蒋的职务又不敢，故先暗示蒋离开广东北上帮助冯玉祥练兵，后又暗示蒋出国赴俄考察，实际是想把他扣留在俄国。四是蒋鉴于此种处境，乃向汪提出辞呈，但汪既不批准又不慰留，置蒋于进退两难境地。32 由此可以想见，此时的蒋介石如果还要硬顶下去，则苏俄、中共和汪精卫下一步“打蒋”的办法，又将是什么呢？
重大的历史背景之三，乃是蒋介石个人的思想基础与国民党及他本人在“二大”后的处境。一九二三年，孙中山先生虽派了一个“最能干”的人率领“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俄考察，但是，这个最能干的人蒋介石赴俄考察归来，不仅撰写报告书给孙中山先生和国民党中常委，如实呈述苏俄的“主义与事实”有别，要求孙中山和国民党警惕苏俄的目的和野心，而且，他还专门写信给倾心苏俄的廖仲凯，敦劝说：“以弟观察，俄党殊无诚意可言。即对兄言俄人只有三分可信者，亦以兄过信俄人而不能尽扫兄之兴趣之言也……其对中国之政策专在满、蒙、回、藏诸部皆为其苏维埃之一，而对中国本部未始无染指之意，凡事不能自立而专求于人而能成者，绝无此道……所谓英、俄、法、美、日者，以弟视之，其利于本国而损害他国之心，则五十步与百步之分耳。”33 可以说，正是赴俄考察，才奠定了他一生作为“反共先觉”的思想基础。并且，他的正确也已为历史的发展所完全证明。然而，蒋介石鉴于他对孙中山先生和国民党的忠诚，和他对孙中山重视“俄援”的理解，他才一方面为顾全大局而赴粤任职，一方面则用韬诲之计以存身、建军和助党。然而，孙中山逝世后，面对着苏俄、中共对国民党所加剧的种种分裂和窃夺手段，他虽然在尽其所能地回护着本党的利益，保护着本党的人士，发展着本党的革命军事事业，但是国民党在自己“二大”上被人“挖心”的惨剧，和他本人在“二大”后日渐成为苏俄、中共和汪精卫眼中钉的处境，终于使他有了护党的强烈愿望和本能的自卫要求。尤其是当他身处“辞职既不获准，赴俄心又不甘”的境地时，34 他“内心的痛苦”是可想而知的。35 此时此刻，如果再有人唆使他的部下对他操枪叛变，并且当真要劫持他赴海参威而予以软禁时，他作为一名军人的责任心、自尊心与荣誉心，自然决定了他“反击” 的完全可能性。而作为一位忠于孙中山、忠于中国的国民革命，曾因“底定广东”而被倚为“长城”，更一心向往北伐，以求实行孙中山遗志与全国人民愿望者，他终于借机挺身救党和保卫国民革命，虽则是“逼上梁山”，却更是“责之所在、义之所存、使命之所然”了。

二、历史后果
其实，当我们已经明白“中山舰事件”发生的历史背景之后，我们对“中山舰事件”的真相也就应该有所“真知”了。不论称它是苏俄与中共要倒蒋的“阴谋”，或是称它为蒋介石要护党或自卫的“制造”，我们都已经有了这个“阴谋”和“制造”的“背景根据”。概而言之，它若不是苏俄、中共与汪精卫“倒蒋”的必然一着，便是蒋为“护党和自卫”而被迫予苏俄、中共和汪精卫的第一次大反击。至于汪精卫本人因中山舰事败乃为俄所弃，和苏俄同意将军事顾问团连团长季山嘉在内的十几位军官撤回国中，尤其是中共党魁陈独秀和张国焘等人的一再道歉、赔礼和自责，也就更能说明它的“根由”与“底蕴”。但是这一切还不能说明“中山舰事件”的根本性质。因为我们只有看清了“中山舰事件”所产生的历史后果，我们才能真正明白“中山舰事件”的本质。那么，“中山舰事件”的历史后果又是什么？
其一、它是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人，趁机对苏俄与中共借国民党“联俄容共”而分裂和窃夺国民党党权，诱逼中国国民革命为俄式共产革命的第一次大反击，并且获得了成功。
其二、它是中国国民党自有“联俄容共”做法以来，第一次对党内的“亲俄护共派”危害本党、危害国民革命、阻碍中国国民革命进程之错误和罪恶的第一次沉重打击，并从此于国民党中凝聚起一股反击苏俄和中共的正义力量，为苏俄与中共的嗣后反扑，打下了反击的基础。
其三、正是中山舰事件的发生，才使得大部分国民党人重新认识了本党的目标、理论、纲领和路线，从而开始意识到国民党的国民革命和共产党的共产革命之本质区别，意识到“联俄容共”做法的重大失误和“走火入魔”，已经使中国的国民革命陷入了怎样的困境。
其四、也正是中山舰事件，才在孙中山先生逝世之后，当中国国民革命就要被诱逼成俄式共产革命的历史关头，中国国民党却在自身队伍中，崛起了一个要坚决保护中国国民党和推进中国国民革命的新领袖 —— 蒋介石先生，从而使苏俄与中共要继续诱逼中国国民革命为俄式共产革命的阴谋，遭遇到了强有力的抵制和反击。
总而言之，如果中山舰事件纯属苏俄、中共和汪氏要“倒蒋”的共同阴谋，则这个阴谋却逼出了一个“中国国民革命的正面效应”，达到了蒋介石能够借机反击苏俄僭权和中共篡权的目的；退一万步而言，如果中山舰事件完全为蒋介石一手制造，则它无非是蒋介石在万般凶险之下，为自卫救党和保卫中国国民革命而厉行的一个手段，则同样达到了反击苏俄僭权和中共篡权的目的。因此，不论中山舰事件事出何因，何人，它发生的背景与后果，都证明了这个事件的历史效应是正面的，而非反面的；是正确的，而非错误的；是前进的，而非倒退的，是革命的，而非反动的；是中国国民革命抵制和反击苏俄及中共对它实行诱逼的第一次大成功。由是蒋氏的功绩才理应为之一赞。
三　　提出整理党务案、通过刻期北伐案以坚持民主革命方向

中山舰事件之后，苏俄与中共的退让，一是出于不得已 —— 因为蒋有军权和实力；二是准备伺机反击 —— 为了牵制和阻止蒋北伐。蒋介石因既知分裂国民党、篡夺国民党党权和诱变中国国民革命，乃是苏俄与中共的一心所想，所以，为了保护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国民革命，并为了顾全国民革命的大局，乃提议召开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从“改善中国国民党和共产党间关系，纠正两党党员妨碍两党合作之行动及言论，保障中国国民党党纲党章的统一权威，确立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地位及其意义出发”，提出了“整理党务案”：36
一、凡他党党员加入本党者，各该党应训令其党员，明了国民党之基础为总理之三民主义。对于总理及三民主义，不得加以批评和怀疑。二、凡他党党员加入本党者，各该党应将其加入本党党员之名单，交本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保存。三、凡他党党员加入本党者，在高级党部（中央党部、省党部、特别市党部）任执行委员时，其数额不得超过各该党部执行委员总额之三分之一。四、凡他党党员之加入本党者，不得充任本党中央机关之部长。五、凡属于国民党党籍者，不得在党部许可以外，有任何以国民党名义召集之会议。六、凡属于国民党党籍者，非得有最高党部之许可，不得另有政治关系之组织及行动。七、对于加入本党之他党党员，各该党所发之一切训令，应该先交联席会议通过，如有特别紧急事故，不及提交通过时，应该将此项训令，请求联席会议通过。八、本党党员未受准予脱离党籍以前不得加入其他党籍。如既脱离本党党籍而加入他党者，不得再加入本党。九、党员违反以上各项时，应即取消其党籍，或以所犯之程度，加以惩处。37
同时，为解决两党与两党党员纠纷，国民党又于五月十七日提出并通过了“联席会议组织大纲案”八条。38
苏俄顾问鲍罗廷鉴于中山舰事件之后的国共两党态势，对国民党二中全会通过的“整理党务案”，事前事后均未表示反对态度。陈独秀则以中共中央名义写信给国民党中央，表示“整理党务案是贵党内部问题，无论如何决定，他党都无权赞否”。39 并于“告全党（共产党）同志书”中，称“国民党中央决议共产党分子退出国民党最高党部，禁止共产党员（指加入了国民党的共产党员）批评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共产党及青年团须将参加国民党的党员、团员名单缴存国民党，我们都接受了”。实际上“加入国民党之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的名单，中共始终拒绝交出”。40
中共党员毛泽东、林祖涵、谭平山，根据国民党“整理党务案”，被迫于一九二六年五月二十五日辞去所任各部部长职务。
国民党于会后新设立了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军人部。蒋介石推荐张人杰（静江）代自己为中执委主席，推荐陈果夫代他任组织部长，改邵元冲为青年部长，蒋自任军人部长。中执委下设党务会议和政治会议，由张人杰和谭延闿分任主席。国民政府主席一职由谭代理（原由汪精卫担任）。七月六日，蒋被推选为国民党中常委主席。
“整理党务案”提出后，据一九八九年前中国大陆史家称：“原来，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各级地方党部之中，共产党员占很大比重，如中央组织部，最多时，在二十九名部员中，就有二十六名共产党员。在二届二中全会以后，对各级党部进行了新的整理与改组，到一九二七年一月，共产党员在各级党部中，最多不过占三分之一。”41
蒋介石提出并获通过的“整理党务案”，其巨大意义在于：首先是夺回了国民党自身的最高权力，和“一大”以来为共产党所迅速窃夺的组织部权力，以及部分地方党部的权力，使国民党重新获得了自己的大部分党权，从而保证了领导国民革命的决策权，特别是决定北伐的权力。虽然苏俄与中共为逞其私欲，仍然坚持反对北伐，却已不再能改变国民党志在领导与推进中国国民革命、特别是发动和领导北伐的决心。
　　六月四日，中国国民党在苏俄与中共的一片反对声中，召开中央临时全体会议，通过了“刻期北伐案”。七月一日，蒋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名义，颁发“北伐部队动员令”，宣布战斗序列和集中湖南计划。七月四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中国国民党为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宣言”，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一切困苦之总根源，在帝国主义之侵略，及其工具军阀之暴虐……本党为实现中国人民之唯一需要，统一政府之建设，为巩固国民革命之根据地，不能不出师以剿除卖国军阀之势力……”
七月九日，北伐军正式出师。
应该说，自一九一三年二次革命以来，孙中山先生志在北伐的历史愿望，终于在蒋介石和中国国民党人的推动和决策下，以自己训练出来的革命军队作主干，开始付诸实行了。历史的事实是，自中山舰事件至七·九北伐出师，短短的三个余月间，如果没有蒋介石和一批真正的国民党人，为保护国民党的党权，为坚持国民革命方向，为决心发动北伐，而反击了苏俄和中共的僭权和篡权，则孙中山先生的历史遗愿和全国民众所一心向往的北伐，非但不可能于短短的十个月之间，就能够解放南半个中国，而且不知要拖到何年何月，更不知会改变成什么样的性质。这无疑是蒋介石保卫、领导和推进中国国民革命的又一巨大历史功绩。
四　　决心“清党”和重建南京政权以将北伐进行到底

自北伐出师到国民革命军解放南半个中国的短短十个月内，因为苏俄与中共曾施展种种阴谋和手段以反对、利用和破坏北伐，并造成了严重后果，由是，蒋介石与一大批真正的国民党人，乃不得不于北伐胜利进军之中坚持“两面作战”，才能保卫北伐和坚持北伐。

第一、蒋介石洞察其奸

如前所说，蒋介石了解苏俄的“主义与事实有别”，燎解苏俄的赤色帝国主义性质及其欲染指中国的野心，因此，在孙中山逝世之后，当他眼见苏俄与中共不仅公然窃夺国民党党权，而且公开要诱逼中国国民革命为俄式共产革命，甚至已经将广东国民革命根据地煽变成所谓工农运动、即“共产暴民运动”的中心时，如果说，他坚持提议北伐，并要求及早实现北伐的根本目的，乃是要完成孙中山先生的未竟之志 —— 打倒军阀，统一中国，以“竟辛亥之功”，那么，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要用北伐来摆脱广东国民革命正在被诱逼成共产革命的“困境”，用全国人民一心向往的北伐，将国民革命推向全国去，从而造成国民革命的成功。这与他后来在北伐进程中，先建议迁都武汉，后建议暂驻南昌，最后为不使武汉的悲剧在上海重演而决心“清党”，都是出自同样的苦衷。此外，由于苏俄与中共为反对北伐，又施以种种阴谋和手段来反对他、陷害他，所以，他对于苏俄与中共反对不成则加以利用，利用不成则加以破坏，破坏不成则乾脆决以公开背叛的逻辑，应该说已经燎然于胸。
由是，他既不会不明白，苏俄顾问鲍罗廷坚决反对他要求迁都武汉的缘由；更不可能不明白，苏俄顾问鲍罗廷竟于四个月后又坚决要求迁都武汉的原因；和鲍竟敢以一个外国顾问的身份，于迁都的空隙在武汉突然宣布成立“部分国民党中央委员和国府委员联席会议”、并执行最高权力的阴谋，“显然是莫斯科指使下对本党的分裂行动”。42 诚如中国大陆一位历史学家所指出的，“迁都武汉，出乎蒋 介石的无奈，而他深知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在起关键作用”。43 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一日，他在南昌第十四次总理纪念周讲演中就曾指明说：“现在武汉的本党一部分同志，有一种运动，有一种宣传，所谓要提高党权，集中党权，……他们不过是拿一个口号来排除异己的同志，做他们真正想把持党权的武器罢了……”一九二七年四月十八日，他在国民政府建都南京典礼的讲演中乃进一步明确指出：“自从总理死了之后，中国共产党差不多没有一天不是想消灭我们国民党，想破坏国民革命，想捣乱国民革命军，想推倒我们国民政府，要把他的共产党来代替我们国民党……现在我们国民党的同志，实在不能再容忍了，再不能让共产党用阴谋、盗窃、挑拨等下流行为来消灭我们国民党，来破坏我们国民革命的事业……”至于苏俄与中共为反对、利用、破坏北伐，而从阴谋反蒋走向公开倒蒋的行径，他早已洞若观火，并对苏俄和中共强加在他身上的“军阀独裁”等等罪名亦曾公开揭穿说：“何图包孕本党之共产党徒，奉鲍罗廷发纵指示，造成种种流言蜚语，提出军阀、独裁等口号，冀直接打倒中正，间接打倒国民革命。而本党本军一部分同志，不悟其奸，反为所惑，遂以为中正真有所谓企图军阀及个人独裁的倾向……。”44 其间，他还从共产革命与国民革命之根本理论分歧出发，对苏俄与中共要“直接打倒蒋中正，间接打倒国民革命”的根本缘由，于理论上进行了深刻的剖析。他说： “国民革命军自去年（一九二六年）北伐以来，共产党人对于中正个人早有不满的表示，早有不少的批评和攻击。其中最大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说蒋中正将来一定要造成一个资本主义政府；并且说，蒋中正已商人化，非防止他、打倒他不可。这些话是共产党人攻击中正个人唯一的焦点……我深知商界的痛苦，并没有比农工差的地方；并且更明白在国民革命期间，也不能离开商人而专使一个阶级来统治中国……我们国民党是本着三民主义、建国方略来革命的，完全承认个人的私有财产；共产党是要取消私有财产的，两党不同的最大一点就在于此……我们为什么要革命？我们完全是求经济独立而来革命的。我们完全是要脱离帝国主义者的压迫，解除民众的疾苦而来革命的……再明白些说，我们之所以要革命，就是要求农、工、商、学、兵各界的经济有良好的状况，也就是为我们全国四万万同胞有良好的结果，这是我们革命的最后目的。”45

第二、蒋介石针锋相对

蒋介石深知苏俄才是中共的靠山，苏俄顾问鲍罗廷又是中共一切篡夺与破坏行为的具体策划者和指挥者。因此，当鲍罗廷嚣张一时，竟在一九二七年元月十一日欢迎他赴汉的宴会上，突然公开袭击他说：“蒋介石同志，我们三年来共事在患难之中，所做的事情，应该晓得，如果有压迫工农、反对cp（共产党）的这种事情，我们无论如何要想法子来打倒的。”当时，蒋因亲共派徐谦“宣布立即散会”，才没有机会当场反击他，但第二天，蒋即抓住机会公开指斥鲍罗廷说：“你所说的话，完全没有根据。你讲出来哪一个军人是压迫工农？哪一个领袖在摧残党权？”因鲍答不上来，蒋介石即义正辞严地指责他说：“你不能说这种没有根据的话。你是一个苏俄的代表，你就不能这样破坏本党。并且你们苏俄不比前三年的苏俄；现在的苏俄，各国看起来是个强国，并且还有人在世界上说你苏俄也是一个赤色帝国主义者。你如果这样跋扈专行，如昨晚在宴会中间所讲的话，我可以说，凡真正的国民党员乃至中国人民，没有一个不痛恨你的。你欺骗中国国民党，就是压迫我们中国人民；这样并不是我们放弃总理的联俄政策，完全是你来破坏阻挠我们总理的联俄政策。”46

第三、蒋介石致力团结本党，力劝汪精卫不要为苏俄与中共所利用

因蒋介石深知苏俄与中共乃是中国国民革命的蠹虫和敌人，因此，为团结本党，他既坚持原则，又能忍让和退让。当鲍罗廷于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三日阴谋成立“联席会议”时，蒋介石虽然深悟其奸，但为了保持本党的团结和军事的统一，他不但极力容忍，而且于十二月十九日及二十日两电武汉，对于武汉联席会议的决议案皆表同意，并且敦劝当时留驻南昌的中央委员和国府委员迁移武汉，使三中全会得以进行。而当汪精卫在中共“迎汪复职，以与蒋分权”的阴谋策划之下，终于回国到达上海之后，蒋虽深知汪回国乃是苏俄与中共的阴谋，但仍怀衷以报，既以总司令名义公开向全军将士发表欢迎汪精卫归国的通电，称：“自汪主席归来以后，所有军政、民政、财政、外交诸端，皆需在汪主席指挥之下，完全统一于中央；中正唯有统帅各军，一致服从……同心同德，完成革命。”同时，他还在数次私下晤谈中，向汪陈述党情与国情，恳切告以为谋自共产主义者手中挽救国民党，而必须“清党”。并要求汪留在上海。而当汪支吾其词、暧昧不爽时，蒋又坚决地和一针见血地要求他说：“你切不要到武汉去。你去了，一定不能回来，那时，你不想做共产党的工具亦不能了。你如果真正为本党，那就要到南京去，然后再请一班中央执行委员过来。如果你到武汉去，国民党还是不能团结，你还是要做本党的罪人。”47
汪精卫虽然早已认识到“共产党实以国民党为利用品”，48 但他是为“与蒋分权”而归，而非为国民党和国民革命而回。所以，几天后，汪还是突然在上海公开发表了“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声明”，从反面公开回答了蒋介石要他团结本党、而非破坏本党的劝告及警告，带着苏俄与中共交给他分裂国民党的“任务”，去武汉“俄国政府”做他的“第一把手”去了。

第四、蒋介石决心清党以保卫国民革命

一、一九二七年四月二日，当鲍罗廷指挥的武汉“俄国政府”依据所谓“四月一日中央政治委员会”的决议，通过免除蒋介石担任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务时，蒋介石鉴于“如果只是一个人的进退出处，不可介意；但这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的问题”，因而他才向全国郑重发表申明称：“革命责任，不容推委，誓必自责，完成北伐。”49
二、因汪精卫置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国民革命的命运于不顾，决与苏俄顾问及中共同流合污，蒋介石鉴于孙中山先生“坚持三民主义、反对共产主义，推进国民革命、反对共产革命，主张人民民权，反对共产专政，建立共和国家、反对移植共产制度于中国”之联俄容共做法的根本原则，已为苏俄与中共所毁；鉴于国民党再度分裂、国民革命阵营内乱频生，叛乱将至，北伐已经无以为继；鉴于需要一个真正的国民革命政权和一个真正中国人的政府，来领导国民革命和完成北伐；蒋决心以中流砥柱之姿，与愤而要求清除共产党的蔡元培、吴稚辉等一批真正的国民党人一起，50 实行“清党”，并重建中华民国南京政权，以瓦解武汉的“亲俄派”国民党中央，推倒武汉的“俄国政府”，坚持北伐打倒军阀的国民革命方向。
三、遵照孙中山“共产党要反对国民党，我就要开除共产党；苏俄要支持共产党，我就要反对苏俄”这一联俄容共的原则，一九二七月四月二日，即共产党员朱德率众洗劫南昌江西省国民党党部，公开高喊打倒三民主义，公然践踏孙中山先生画象和撕毁中华民国国旗的同一天，在蒋介石支持下，国民党中央监委在上海接受吴稚辉的请求，备文送国民党员身份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要求一致“清党”。吴稚晖的报告称：《共产党敬告同志宣言》曰：“……我们根据最近决议的精神，以党团监督政治，以政治监督军事方案，切实督责想做新军阀的人。倘若还要难为我们，那就用快刀斩乱麻的手段，痛痛快快地来解决他。”本委员（吴稚晖）按： “乱麻即指国民党，快刀必是指无产阶级……。请大家注意……他们常用借乙打甲、借丙打乙的办法……现在拥汪倒蒋，过些时又必拥鲍倒汪，再过些时又必拥列宁倒孙文……这种无产阶级的人们，又是他们的猫脚爪，最后打尽了中国的大部分人，就实现清一色的共产世界……”
会后，蒋介石即以总司令名义，解散东路军为共产党所把持的第一、第二两师政治部。四月六日，蒋介石鉴于上海共产党已于五日决议由工人纠察队发起暴动，为防止第二次南京事件的发生，蒋乃命令东路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查封由“左派”和中共把持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驻上海办事处。九日，蒋又发布上海戒严令，任命白崇禧为戒严司令，然后迅速切断与南京交通，使中共掌握的国民革命军第三师陷于孤立，清除其抵抗分子，解除其武装。南京事件主谋者共产党员林祖涵逃往九江。南京市孙文主义学会成员遂包围了为中共所把持的国民党江苏省党部，逮捕了隐藏在国民党中的共产党分子。
四、由于中共为夺取上海政权，一是在军阀驻沪军队已经表示向北伐军投降、上海即将和平解放之时，曾抢前发动三次暴动，并自组“上海市民政府”，更宣布这个市民政府“就是无产阶级的，就是苏维埃、巴黎公社。”；51 二是决由陈独秀、罗亦农等推动“武力进攻蒋军”，并驱使工人纠察队袭击租界，以再造南京事件，意在激怒列强，挑起国际事端，并认为“此一决斗，实比对直鲁军阀还有更重要的意义”（当第三国际为保存中共实力来电制止这一行动时，中共领袖罗亦农曾狂愤地将电报摔在地上 ）；52 三是煽动工人罢工闹市，无了无休，使沪上商人“自国军临沪以来即处于憔悴呻吟之下”，53 而中共在上海的各级工会不仅自持武装，并且拥有一支两千人的武装力量，实际上已造成另有一个上海政权的存在；因而，在国民党中央监委已一致决定“清党”以后，四月十二日晨，驻沪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军即在白崇禧指挥下，解除了上海各处工人纠察队武装，逮捕了中共上海总工会主席汪寿华。十三日，中共上海总工会召开市民大会，发表“全面罢工”宣言，并于会后持枪武装集合进攻宝山路第二十六军第二师师部，迅为第二师弹压。中共叛乱武装当场被逮捕九十多人，其中竟有四十多人身藏直鲁匪军特遣证章。随后，国民革命军又接收了中共在上海的总指挥部 —— 上海总工会。化名伍豪的中共领袖周恩来被捕后，因在两家大报发表“伍豪脱离共产党启示”而被开释。此即为中共恨之入骨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历史的事实是，中共明明要政变北伐成功后的国民革命新政权，却将国民革命军为保卫新政权而扑灭政变的不得已手段，不仅垢之为“政变”，甚至反污为“反革命”，此亦无非是中共一己的“逻辑”，即政治的谎言罢了。
五、当南京、上海已经进行“清党”之时，国民党中央委员、中央监察委员遂聚首南京，在蒋介石主持下于四月十五日举行谈话会，议决“以南京为国都，取消不合法之中央党部（即武汉党部），取消汉口伪政府，取消跨党分子党籍等八项方针”。后又于四月十七日举行中央政治会议，议决“国民政府于本月十八日开始在南京办公”，推举胡汉民为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和国民政府主席。
六、四月十八日，国民政府在原江苏省议会举行成立大典。由蔡元培代表国民党中央党部向代表国民政府的胡汉民授印。胡汉民发表演讲，呼吁“一致拥护蒋总司令，以巩固国民革命阵营”。同日，由国民政府发表“告国民革命军将士文”，要求为完成北伐而“猛进”，并表彰蒋介石领导北伐的历史功绩。蒋介石遂发表“告全体将士书”，称“中正身负党、国重任，自当率我国民革命军全体将士，一致效死，拥护我们南京建都的真正国民政府，并且要消灭汉口共产党所操纵的伪国民政府”，并于五月再度宣誓出师北伐。
七、南京国民政府为清除反对国民革命的苏俄和中共势力，乃发表对共产党干部及附共分子的通缉令，通缉陈独秀等共产党员一百九十七人。并于五月十日成立“清党”委员会。由是，浙江、福建、广东、广西、安徽、四川各省遂同时实行清党。中国国民党、中华民国南京政府欲将苏俄和中共驱逐出国民革命阵营的“清党”决策，终于在蒋介石的坚决发动和坚持下，付诸实行了。
应该提及的是，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之所以能够取得迅速的胜利，中国国民党的清党和中华民国南京政权的重建之所以能够顺利进行，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戴季陶先生曾在思想上和理论上对之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孙中山先生逝世后，面对着苏俄和中共大肆宣传俄国的共产革命，加速诱逼中国的国民革命，大张旗鼓地抢夺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国民革命的领导权，甚至公然地反对北伐、破坏北伐和背叛北伐，戴季陶先生为捍卫三民主义而批判马克思主义、肯定中国国民革命而否定俄国共产革命、保护国民党而反对共产党，曾在一系列重大思想理论问题上，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批判、澄清和建树。这对于捍卫中国国民革命的三民主义思想基础和民主建国的根本目标，以坚持北伐打倒军阀的国民革命大方向，并在“共信”的基础上建立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国民革命军内部的“互信”，凝聚全国北伐打倒军阀的革命武装力量，反击苏俄与中共对中国国民党、中国国民革命、特别是对伟大北伐战争的反对、诱逼、离间、破坏和背叛，直至决心将苏俄和中共的势力清除出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国民革命阵营，均起到了极为重大的作用。确实功不可没。

第五、蒋介石发动清党和重建中华民国南京政权的巨大历史意义

一、于中国国民革命存亡绝续的历史关头，在国民革命军北伐打倒军阀、以“竟辛亥之功”就要功亏一篑的危局之下，是“清党”的决策和行动，才挽救了北伐，挽救了国民革命，消除了中国国民革命再一次被诱逼为共产革命的巨大危险。
　　二、清党与重建中华民国南京政权，不仅有力地恢复了中华民国的国统与法统，而且使得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国民革命有了新的和自己的领导中坚，中国人民从此有了自己的国民政府，从而引发了汉方真正国民党人与国民革命军将士对于苏俄、中共和国民党亲俄护共派，特别是对“俄国政府”的反对、反叛，直至分共的实现。从而为推倒武汉“俄国政府”，结束宁、汉分裂局面，赢得护国、护法的胜利，继续北伐打倒军阀，起到了巨大的历史推动作用。
三、在相当程度上清除了乘“联俄容共”而寄身于国民革命阵营的中共党人，驱除了凌驾在中国国民政府、中国国民党和中国人民之上，欲变中国国民革命为俄式共产革命，欲移植俄式共产专制制度于中国，并已给中国国民革命制造了巨大危害的苏俄顾问，从而揭穿了赤色帝国苏俄欲把中国变为其附庸和奴隶的野心，为其后十年公开剿除苏俄指挥中共武装叛乱和叛国，留下了思想和行动的有力根据。
五　　领导北伐成功、赢得护国护法胜利 —— 统一新中国

第一、蒋介石及时提议北伐、坚决主张北伐、决心挥师北伐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五日，即“底定广东”以后，蒋立即向军事委员会呈“军政改革计划”称：“统一广东，以统一革命根据地之目的，今日定可实现矣。然此乃为国民革命之第一步也。广东既定，全国人士期望于政府者愈殷；北伐实行，我革命军所需之战斗力亦愈大。胜利不可幸至，北洋军阀固有必败之道，然其军队之抵抗力量，实非陈、林、洪、邓诸部所能比拟，我必于军政之统一，军事之训练，军事之准备，切实注意，尽革前弊，而后能完成国民革命之准备也。”八九年后中国大陆史家对此亦称：“据此，蒋介石就六个方面，即军长职衔应急撤废，全省军制应速确定，军需独立应即实行，军事教育应谋统一，兵工厂应积极整理，改编军队应加以限制，向军委作出了改革的建议。”54
一九二六年一月四日，蒋介石在广东国民政府公宴上首次公开讲演主张北伐。他说：“我对于今日中国全国的局势，以及本党的前途，都曾仔细考察，深信我们中国国民党必能统一中国……本党今年再加努力，即可将军阀一概打倒，收复北京，奉迎总理灵榇到南京紫金山安葬。”
一九二六年一月六日，蒋介石于国民党“二大”作军事报告，认为北伐条件已经成熟：“……现在的国民革命军，完全在政府管辖之下，一个命令出来，可以动员的人数有八万五千人，枪械也有六万杆；兵士的饷额有一定的预算，兵士的生活也已较有改善；又有各军校陆军学生六千人，足抵一师之数……我们的政府，已经确实有了力量，来向外发展了……”
一九二六年四月三日，即中山舰事件后十数日，蒋根据大沽口事件以后各路军阀和列强各国企图继续分裂中国的态势，正式向国民党中央提出了立即出师北伐的要求。他说：“北方国民军退出京、津之后，中国形势会有迅速而重大的变化。如奉军占领京、津，则日本在华之势力，愈加巩固；吴佩孚在鄂、豫之势力，英必竭力助长之；孙传芳盘踞江浙，英必逼孙与吴联；美国近且有联孙以牵制日本之倾向；法国恐俄在华之势力的扩张，故意欲与英、日联合战线，在滇助唐（继尧），以牵制广东北伐……总之，列强在华，对于北方国民军处置既毕之后，其必转移视线，注全力于两广革命根据地于无疑；目其期限，不出于三月至半年内也。”蒋由此一分析而认为，“北伐出师，必须要在上述所料状态之前，也就是必须在六月底之前，见诸实行。”
“整理党务案”通过后，国民党中央决采纳此议，并于四月十六日举蒋为军委主席，六月五日通过“刻期北伐案”，由国民政府任蒋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具体筹划北伐。一九二六年七月九日，国民政府举行蒋介石就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兼北伐誓师典礼，于时，蒋发表北伐誓词称：“国民痛苦，水深火热；土匪军阀，为虎作伥；帝国主义，以枭以张。本军兴师，救国救民；总理遗命，炳若晨星。吊民伐罪，迁厥凶酋；复我平等，还我自由。嗟我将士，为民前锋，有进无退，为国效忠；实行主义，牺牲个人；丹心碧血，革命精神……”
蒋同时宣告：“中正今此就职，仅以三事为国人告：第一，必与帝国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