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大陆《经济参考报》3月20日报道：近年来，“病害肉”、“黑心肉”流入市场的报道屡见不鲜。那么，为何这一状况屡禁不止呢？日前，记者采访了河北省一些基层动物检疫工作人员。他们告诉记者，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检疫部门和被检疫对象存在一种“相互依赖”的共存关系，而形成这种关系的原因，是因为国家的一些政策没有在基层得到真正的落实。他们认为，只有实实在在地加强基层动物检疫建设，检疫领域的一些弊端才能得到遏制。
今年1月底，与栾城县同属石家庄市的新乐市被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曝光，这个市的一些家庭作坊，专门从事死猪肉的生产加工，制成产品后销售到北京、天津、石家庄、保定等地。而这些死猪肉在流向市场时，都能拿到货真价实的检疫证明。
栾城县基层动物检疫工作人员反映说，新乐病死猪肉事件只不过是揭开了基层动物检疫现状的冰山一角，正是由于政策没充分落实等方面原因，检疫部门和被检疫对象存在着一种“相互依赖”的默契，这就使得一些不合格的肉类及肉产品能够源源不断地流向市场。据基层动物检疫人员说，目前，基层检疫人员的全部收入都来自于收取的检疫费。在这种情况下，收的检疫费越多，罚款也就罚得越多，就意味着检疫人员的工资越高，这就给一些不法商贩留下了可以钻的空子。栾城县动物防疫监督站一位分站站长说，按照规定，病死的和死因不明的动物必须销毁，但在一些地方实际执法过程中并没有那么严格。
新乐的病死猪肉都有合格的检疫证明，这说明检疫部门和“黑作坊”之间已经形成了一种微妙的“猫鼠同眠”的局面：检疫部门靠罚款生存；“黑作坊”靠交罚款生存。假如检疫部门严格执法，每次将查获的问题肉销毁，“黑作坊”就得倒闭，检疫部门就从此失去了一大块儿“肥肉”。这样一来，彼此“损失”都很巨大。因此，在这种利益格局下，大家都睁只眼闭只眼，相安无事。
按照国家要求，生猪必须到定点屠宰场集中检疫、集中屠宰。这样，基本可以保证猪肉的质量。但是，令人惊讶的是，栾城县基层动物检疫工作人员反映，生猪全部进了定点屠宰场，检疫费将被定点屠宰场收取，他们将无一分所得。如果要照章办事，就等于自己砸了自己的饭碗，所以他们并不按照规定执行。基层检疫人员告诉记者，定点屠宰场有必要的设备和一系列的检疫程序，生猪到定点屠宰场集中屠宰、集中检疫，出来的肯定是放心肉。但目前农村的生猪许多都进不了定点屠宰场，农民或者小贩自己杀了就去集市上出售，再由检疫人员靠肉眼来检疫，认为合格后盖章、出检疫票，然后收检疫费。当然，凭肉眼检疫也能发现一部分问题，但很多病凭肉眼是看不出来的，肯定存在一定的隐患。而如果这些生猪真的送进了定点屠宰场，检疫费被屠宰场收取，唯一的一块收入就没有了，检疫人员只能去喝西北风。“我们现在每天最愁的就是去哪里收钱，你不让他们生存，我们也生存不下去。”检疫人员无奈地说。
据了解，今年1月份，石家庄市政府做出决定，一个县只能设立一个定点屠宰场，凡是不在定点屠宰场宰杀的、私屠乱宰的生猪，检疫部门一律不准盖章，并通知对口单位贸易部门前去打击。但据栾城县基层检疫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个规定操作性不强，一个县几百个村子，不进定点屠宰场的生猪太多，单凭一个贸易部门几个人根本是管不过来的。一旦大部分没有进定点屠宰场的猪肉进入了市场，没有基层检疫人员检疫把关，造成的后果可能更严重。而且，从个人利益角度出发，真要认真执行了这个规定，他们那惟一一点可怜的收入也就没有了，因此谁也不会这么做。
据统计，栾城县共有七个动物防疫监督分站。记者走访了其中的窦妪分站和楼底分站，而这两个分站都是大门紧闭，空无一人。被采访的检疫人员说，每个分站都是这种情况，尽管按规定要有人值班，但实际上根本没有执行。楼底分站是栾城县动物防疫监督的“样板”站，去年建起的二层办公楼很新，实验室、仪器室、会议室等各个办公室齐全。当记者来到的时候，发现整个单位只有一名看门的老头。看门老头告诉记者，这个楼其实就是一个花架子，外边看着好看，里边什么都没有，而且夏天无电扇、冬天无暖气，谁来都冻得坐不住，因此几乎没有人来上班。
这几年，国家、河北省以及石家庄市对基层分站建设非常重视。2003年和2004年，河北省和石家庄市先后发文，要求建立市、县两级动物防疫监督站，人员工资及日常运转费用，实行财政全额预算管理。但据基层动物检疫人员说，目前，他们的人员收入主要依靠收取检疫费来维持。城关分站的一位工作人员说，由于养殖业不景气，国家收费也越来越规范，能收上来的钱越来越少。2005年10月，她领到的工资才2.45元，11月是30元，12月是80元。2006年1月，分站6名工作人员，工资最高的为182元，最低的仅有33元。
据介绍，从去年4月起，经检疫人员多次向县里反映后，栾城县决定每年从财政拿出15万元，用于全县基层动物检疫人员的养老保险，他们才不用自己缴纳。即使这样，据检疫人员介绍，他们的平均工资一个月也就三四百元。
看完以上报道，不禁让人想起今年1月初，北京全市疯传一则短信：前一阶段，北京通州有一批病死猪，死因不明，去向不明。所以近阶段，少到外面吃有猪肉的菜，少买肉肠、火腿等熟食，如果自己做饭买肉，一定到正规大商场去买。12日，北京所有医院刚开完紧急会云云。那一时期，北京城真是“风声猪唳”、人人自危，各大农贸市场的猪肉及肉制品销售额大幅下滑，闹得牛羊肉价格大幅上扬，顿时成了“香肉肉”。结果北京市卫生局连忙表态：北京没有发生由于食用猪肉而引起的任何疫情，短信内容不属实。17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食品安全协调司司长孙咸泽对记者表示，手机短信内容不符合事实，卫生部门已经澄清了，“此外，没有什么可说的”。而医院方面也紧急辟谣，纷纷表示“没听说过。”可即便如此，人们心中的疑虑仍未消除。
如今，《经济参考报》终于打开了这个“潘多拉”魔盒，告诉我们，“问题肉”远远比我们想象得要严重许多！由此看来，1月初北京的短信“谣传”绝非空穴来风。其实，不光是肉类及肉制品，其他的食品也一样存在这样和那样的问题。
咱们中国有句古语：病从口入，祸从口出。看看我们的周围：医院人满为患；人到中年“归天”。以往只属于老年人的疾病，很多年轻人也“提前”得上了。共匪这些年来不顾人民的身体健康，以破坏生态环境和教唆百姓盲目拜金为代价谋求所谓的经济发展。一来满足自己不断膨胀的贪欲，二来好在世界上炫耀：我共匪不仅擅长搞运动，也能创造经济奇迹。可时间一长，恶果就逐步显现出来了：我们在越来越丰富的食品面前，真不知道该吃什么好。
现在，共匪它是“名利双收”了，可却苦了大陆的百姓们。因为人人都得吃饭，总不能为了“防毒”把脖梗扎起来吧？(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今年1月底，与栾城县同属石家庄市的新乐市被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曝光，这个市的一些家庭作坊，专门从事死猪肉的生产加工，制成产品后销售到北京、天津、石家庄、保定等地。而这些死猪肉在流向市场时，都能拿到货真价实的检疫证明。
栾城县基层动物检疫工作人员反映说，新乐病死猪肉事件只不过是揭开了基层动物检疫现状的冰山一角，正是由于政策没充分落实等方面原因，检疫部门和被检疫对象存在着一种“相互依赖”的默契，这就使得一些不合格的肉类及肉产品能够源源不断地流向市场。据基层动物检疫人员说，目前，基层检疫人员的全部收入都来自于收取的检疫费。在这种情况下，收的检疫费越多，罚款也就罚得越多，就意味着检疫人员的工资越高，这就给一些不法商贩留下了可以钻的空子。栾城县动物防疫监督站一位分站站长说，按照规定，病死的和死因不明的动物必须销毁，但在一些地方实际执法过程中并没有那么严格。
新乐的病死猪肉都有合格的检疫证明，这说明检疫部门和“黑作坊”之间已经形成了一种微妙的“猫鼠同眠”的局面：检疫部门靠罚款生存；“黑作坊”靠交罚款生存。假如检疫部门严格执法，每次将查获的问题肉销毁，“黑作坊”就得倒闭，检疫部门就从此失去了一大块儿“肥肉”。这样一来，彼此“损失”都很巨大。因此，在这种利益格局下，大家都睁只眼闭只眼，相安无事。
按照国家要求，生猪必须到定点屠宰场集中检疫、集中屠宰。这样，基本可以保证猪肉的质量。但是，令人惊讶的是，栾城县基层动物检疫工作人员反映，生猪全部进了定点屠宰场，检疫费将被定点屠宰场收取，他们将无一分所得。如果要照章办事，就等于自己砸了自己的饭碗，所以他们并不按照规定执行。基层检疫人员告诉记者，定点屠宰场有必要的设备和一系列的检疫程序，生猪到定点屠宰场集中屠宰、集中检疫，出来的肯定是放心肉。但目前农村的生猪许多都进不了定点屠宰场，农民或者小贩自己杀了就去集市上出售，再由检疫人员靠肉眼来检疫，认为合格后盖章、出检疫票，然后收检疫费。当然，凭肉眼检疫也能发现一部分问题，但很多病凭肉眼是看不出来的，肯定存在一定的隐患。而如果这些生猪真的送进了定点屠宰场，检疫费被屠宰场收取，唯一的一块收入就没有了，检疫人员只能去喝西北风。“我们现在每天最愁的就是去哪里收钱，你不让他们生存，我们也生存不下去。”检疫人员无奈地说。
据了解，今年1月份，石家庄市政府做出决定，一个县只能设立一个定点屠宰场，凡是不在定点屠宰场宰杀的、私屠乱宰的生猪，检疫部门一律不准盖章，并通知对口单位贸易部门前去打击。但据栾城县基层检疫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个规定操作性不强，一个县几百个村子，不进定点屠宰场的生猪太多，单凭一个贸易部门几个人根本是管不过来的。一旦大部分没有进定点屠宰场的猪肉进入了市场，没有基层检疫人员检疫把关，造成的后果可能更严重。而且，从个人利益角度出发，真要认真执行了这个规定，他们那惟一一点可怜的收入也就没有了，因此谁也不会这么做。
据统计，栾城县共有七个动物防疫监督分站。记者走访了其中的窦妪分站和楼底分站，而这两个分站都是大门紧闭，空无一人。被采访的检疫人员说，每个分站都是这种情况，尽管按规定要有人值班，但实际上根本没有执行。楼底分站是栾城县动物防疫监督的“样板”站，去年建起的二层办公楼很新，实验室、仪器室、会议室等各个办公室齐全。当记者来到的时候，发现整个单位只有一名看门的老头。看门老头告诉记者，这个楼其实就是一个花架子，外边看着好看，里边什么都没有，而且夏天无电扇、冬天无暖气，谁来都冻得坐不住，因此几乎没有人来上班。
这几年，国家、河北省以及石家庄市对基层分站建设非常重视。2003年和2004年，河北省和石家庄市先后发文，要求建立市、县两级动物防疫监督站，人员工资及日常运转费用，实行财政全额预算管理。但据基层动物检疫人员说，目前，他们的人员收入主要依靠收取检疫费来维持。城关分站的一位工作人员说，由于养殖业不景气，国家收费也越来越规范，能收上来的钱越来越少。2005年10月，她领到的工资才2.45元，11月是30元，12月是80元。2006年1月，分站6名工作人员，工资最高的为182元，最低的仅有33元。
据介绍，从去年4月起，经检疫人员多次向县里反映后，栾城县决定每年从财政拿出15万元，用于全县基层动物检疫人员的养老保险，他们才不用自己缴纳。即使这样，据检疫人员介绍，他们的平均工资一个月也就三四百元。
看完以上报道，不禁让人想起今年1月初，北京全市疯传一则短信：前一阶段，北京通州有一批病死猪，死因不明，去向不明。所以近阶段，少到外面吃有猪肉的菜，少买肉肠、火腿等熟食，如果自己做饭买肉，一定到正规大商场去买。12日，北京所有医院刚开完紧急会云云。那一时期，北京城真是“风声猪唳”、人人自危，各大农贸市场的猪肉及肉制品销售额大幅下滑，闹得牛羊肉价格大幅上扬，顿时成了“香肉肉”。结果北京市卫生局连忙表态：北京没有发生由于食用猪肉而引起的任何疫情，短信内容不属实。17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食品安全协调司司长孙咸泽对记者表示，手机短信内容不符合事实，卫生部门已经澄清了，“此外，没有什么可说的”。而医院方面也紧急辟谣，纷纷表示“没听说过。”可即便如此，人们心中的疑虑仍未消除。
如今，《经济参考报》终于打开了这个“潘多拉”魔盒，告诉我们，“问题肉”远远比我们想象得要严重许多！由此看来，1月初北京的短信“谣传”绝非空穴来风。其实，不光是肉类及肉制品，其他的食品也一样存在这样和那样的问题。
咱们中国有句古语：病从口入，祸从口出。看看我们的周围：医院人满为患；人到中年“归天”。以往只属于老年人的疾病，很多年轻人也“提前”得上了。共匪这些年来不顾人民的身体健康，以破坏生态环境和教唆百姓盲目拜金为代价谋求所谓的经济发展。一来满足自己不断膨胀的贪欲，二来好在世界上炫耀：我共匪不仅擅长搞运动，也能创造经济奇迹。可时间一长，恶果就逐步显现出来了：我们在越来越丰富的食品面前，真不知道该吃什么好。
现在，共匪它是“名利双收”了，可却苦了大陆的百姓们。因为人人都得吃饭，总不能为了“防毒”把脖梗扎起来吧？(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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