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9月，虽然已是晚秋，但白天很燥热，室内躺下的全是水肿病人，已经没有人能够上工拉煤了。床铺上坐着的人，都肿胀着脸，你望着我，我望着你，真是断肠人对断肠人。
这个六十多号人的运输队中唯一一个没犯水肿病的人叫肖满文（化名），因和表叔是同乡同事，两人常常说些知心话。一天中午，老肖对表叔说：“劳教队里天天死人，这样下去，我们也只有死路一条，与其等死，不如逃命。”表叔说：“我们现在不象一个正常人，不能象一个犯人，跑出去一定引起人家注意，能逃到哪里去。”肖说：“我有个老兄在湘钢（湘潭钢铁厂），先逃到那里再作打算。”表叔回答：“我现在走路都要撑棍子，我怎么能跑得动，我跑不了，不能去。”就是以上几句话，老肖同样对另一个同乡说了，想不到这个同乡为立功赎罪举报说：老肖和表叔密谋外逃到香港（和湘钢谐音）。后来这件事便成了劳教队里的大案要案。
押回水泥厂后，先是写反省，接下来便是审讯。他们逼着表叔承认是肖满文不法活动的参与者和同案犯。为了惩戒表叔，先给肖戴了一付重五公斤的脚镣，接着对表叔进行软硬兼施，日以继夜的讯问，由厂长、指导员、管教轮番上阵，整整审查了三天。表叔如实承认了当时的情况，反复声明：当一个人饱含冤屈走投无路的时候，用思想的表现形式，说了几句逃命之类的话，应属情理之中，更谈不上犯了何罪，何况更没有逃往香港之念，纯属无中生有。这一下，惹脑了厂长，他指着表叔的鼻尖吼道：“你这个知情不报的同谋，看你的嘴硬还是我的手辣！”于是命令手下给表叔戴上了脚镣、手铐，投进了黑暗的单间私牢，作要犯监管。
一百二十后，一天管教队长将表叔带进一间办公室，进去时肖满文也在坐。一个三十多年的男子坐在办公桌中间，自我介绍是法院干部，问完两人的姓名和籍贯后，宣布：“你们逃港投敌一案已审理完毕，现作如下判决：肖满文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你以抗拒从严论处，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如不服判决，十日内可以上诉。”宣布后，表叔质问法官：“你们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审理过我，我为自己辩解何谓抗拒？你们说我逃港投敌，我哪一天从劳教队逃跑过？我跑到哪里叫你们抓回来了，我投了哪一个敌？”法官无言以答，只说：“我们是按法律判决的，不服判决可以上诉。”说完夹起公文包转身走了。连判决书也没给肖和表叔一份。
判决后，表叔由一个“自由”劳动的劳教犯成了一个不准乱说乱动的刑事犯加右派，罪上加罪，被投入看管更严，不许随便进出的机械厂犯人车间。他就在这种与世隔绝，连高墙外的春夏秋冬也分不清的“人间地狱”里呆了整整五年，而整日思念和悲伤的表婶却还不知道自己的丈夫被判刑，情况比她想象的更加恶劣。
表叔自划右派到判刑前后共计八年，九十六个月，二千九百二十天，不曾和妻子见上一面。直到八年后三月的一天上午，当时细雨纷飞，表叔正聚精会神的伏在平台上干活，管教来到跟前，叫他跟着往外走，“护送”到门卫，才见到朝思暮盼的妻子带着五岁的孩子坐在一条长凳上，第一次被允许前来探监，并规定相见谈话时间只有半小时。
三十分钟，短短的三十分钟，平均每年还不到四分钟，多么难得，多么宝贵。这对有文化、有主见、有感情更有理智的夫妻双方心里明白，一些该诉的苦，该吐的情，在此时都是多余，妻子意识到自己仍是一个国家干部，必须装出强忍内心的痛而表现对“阶级敌人”的恨，丈夫意识到自己是仍关押在监的罪犯，为保护妻子，不得不违心的说出希望她离婚重建家庭的想法。妻子“嗯嗯嗯”的满口应允，脸庞一直面对与管教相对的墙壁，眼泪就象断线的珠儿……
妻子走了，孩子走了，什么时候能再相见，还能不能相见？对表叔来说是个谜，对表婶来说也是个谜，对孩子来说更是个谜。夜深了，表叔躺在床上久久不能入睡，他想得更宽更远：“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悲哀，我一个家庭的悲哀，也不是我们一代人的悲哀，这是整个中国人民的悲哀！我们中华民族共同的悲哀！”
2006-1-6
这个六十多号人的运输队中唯一一个没犯水肿病的人叫肖满文（化名），因和表叔是同乡同事，两人常常说些知心话。一天中午，老肖对表叔说：“劳教队里天天死人，这样下去，我们也只有死路一条，与其等死，不如逃命。”表叔说：“我们现在不象一个正常人，不能象一个犯人，跑出去一定引起人家注意，能逃到哪里去。”肖说：“我有个老兄在湘钢（湘潭钢铁厂），先逃到那里再作打算。”表叔回答：“我现在走路都要撑棍子，我怎么能跑得动，我跑不了，不能去。”就是以上几句话，老肖同样对另一个同乡说了，想不到这个同乡为立功赎罪举报说：老肖和表叔密谋外逃到香港（和湘钢谐音）。后来这件事便成了劳教队里的大案要案。
押回水泥厂后，先是写反省，接下来便是审讯。他们逼着表叔承认是肖满文不法活动的参与者和同案犯。为了惩戒表叔，先给肖戴了一付重五公斤的脚镣，接着对表叔进行软硬兼施，日以继夜的讯问，由厂长、指导员、管教轮番上阵，整整审查了三天。表叔如实承认了当时的情况，反复声明：当一个人饱含冤屈走投无路的时候，用思想的表现形式，说了几句逃命之类的话，应属情理之中，更谈不上犯了何罪，何况更没有逃往香港之念，纯属无中生有。这一下，惹脑了厂长，他指着表叔的鼻尖吼道：“你这个知情不报的同谋，看你的嘴硬还是我的手辣！”于是命令手下给表叔戴上了脚镣、手铐，投进了黑暗的单间私牢，作要犯监管。
一百二十后，一天管教队长将表叔带进一间办公室，进去时肖满文也在坐。一个三十多年的男子坐在办公桌中间，自我介绍是法院干部，问完两人的姓名和籍贯后，宣布：“你们逃港投敌一案已审理完毕，现作如下判决：肖满文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你以抗拒从严论处，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如不服判决，十日内可以上诉。”宣布后，表叔质问法官：“你们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审理过我，我为自己辩解何谓抗拒？你们说我逃港投敌，我哪一天从劳教队逃跑过？我跑到哪里叫你们抓回来了，我投了哪一个敌？”法官无言以答，只说：“我们是按法律判决的，不服判决可以上诉。”说完夹起公文包转身走了。连判决书也没给肖和表叔一份。
判决后，表叔由一个“自由”劳动的劳教犯成了一个不准乱说乱动的刑事犯加右派，罪上加罪，被投入看管更严，不许随便进出的机械厂犯人车间。他就在这种与世隔绝，连高墙外的春夏秋冬也分不清的“人间地狱”里呆了整整五年，而整日思念和悲伤的表婶却还不知道自己的丈夫被判刑，情况比她想象的更加恶劣。
表叔自划右派到判刑前后共计八年，九十六个月，二千九百二十天，不曾和妻子见上一面。直到八年后三月的一天上午，当时细雨纷飞，表叔正聚精会神的伏在平台上干活，管教来到跟前，叫他跟着往外走，“护送”到门卫，才见到朝思暮盼的妻子带着五岁的孩子坐在一条长凳上，第一次被允许前来探监，并规定相见谈话时间只有半小时。
三十分钟，短短的三十分钟，平均每年还不到四分钟，多么难得，多么宝贵。这对有文化、有主见、有感情更有理智的夫妻双方心里明白，一些该诉的苦，该吐的情，在此时都是多余，妻子意识到自己仍是一个国家干部，必须装出强忍内心的痛而表现对“阶级敌人”的恨，丈夫意识到自己是仍关押在监的罪犯，为保护妻子，不得不违心的说出希望她离婚重建家庭的想法。妻子“嗯嗯嗯”的满口应允，脸庞一直面对与管教相对的墙壁，眼泪就象断线的珠儿……
妻子走了，孩子走了，什么时候能再相见，还能不能相见？对表叔来说是个谜，对表婶来说也是个谜，对孩子来说更是个谜。夜深了，表叔躺在床上久久不能入睡，他想得更宽更远：“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悲哀，我一个家庭的悲哀，也不是我们一代人的悲哀，这是整个中国人民的悲哀！我们中华民族共同的悲哀！”
2006-1-6
- 关键字搜索：
- 华途
看完这篇文章觉得
排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