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途: 血泪的控诉（五）

1965年是表叔服刑的最后一年，12月25日，他怀着对自由的渴望，告别了劳教加劳改的最后一个矽砂矿，回到了阔别十六年的老家。

打成右派时，孩子不到一岁，回来时候孩子已经九岁了，读小学三年级，他不认识自己的爸爸。表婶因受牵连，被妄加上“为右派分子翻案的罪名”，斗个没完没了，最后给了个“开除公职留用察看，工资每月降为三十元”的处分。表叔回家，其实出生的老家也无家可归，妻子工作单位的新家也没了家可去，只好打算暂栖岳母娘家——县城关镇。谁能想到，第二天上午——他们仅仅相聚十八个小时，公安局来人通知：不得在县城继续停留，务必于今日返回原籍。

上午八时，表叔肩挑一床劳改回来的破絮和一小小箱子，身无半文，步行三十多公里，一天不曾吃饭，直到下午五时才回到生他养他的老家。

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曾有过他的足迹，如今却十分陌生，就连他自己住过的家也找不到了。经过大跃进的“洗礼”村里一株千年大樟树，有五人合围那么大，是村民夏天歇息和聚会的好地方，被砍倒了炼了钢铁。为搞村庄化，一些老式住宅被推倒，到处断墙残壁。围墙“三光”，大地黄土朝天，农民没了柴烧，连山上草根也挖回家烧了。“五风”那年，六十多户人家的村庄饿死四十多口。家乡本是个穷山沟，经过几年的折腾，满目凄然，而贴在农户大门口的，门联是：绿水青山，丰衣足食。

三十岁以下的人都不认识表叔。有位小姑娘，约五六岁，她把表叔领进自己的家，原来是他的小侄女。母亲1957年离开了人世，老父贫病交加，身躯佝偻，步履艰难，回家后不久就去世了。表叔借来一只饭碗和一双筷子，从大队（那时是公社大队）预支了三十斤稻谷，住在老父留下的唯一财产—— 一间土窝窝里，倒觉得蛮幸福的。

然而没有“自在”几天，一场更大浩劫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不但连表叔这个“老右”难以幸免，就是他的妻子、孩子都被卷如成为“革命”的对象。

表婶被单位圈定为“翻案犯”，给他制作了一顶用白纸扎的高帽子，足有一米多高，上书“翻案犯X X”五个大字，通知她第二天戴高帽、挂黑牌、剃阴阳头（将头发剃去半边）游街示众。这种羞辱式的“革命”，不要说对一个自珍自爱的女人，就是对一个真正的坏女人来说，简直比绑赴刑场执行枪决还要难于接受。

她什么也顾不得，抄近路一口气往县城跑到检察院，请求检察长收留并给予保护。检察长听了她的要求后，面带难色的说：“老同志啊，难啦，我现在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我们无权把你留下来加以保护啊！”表婶失望了，带着十分沉重的心情离开了检察院，来到了浊浪翻腾的东湖湖畔，心想一死了之。这时她突然记起丈夫常常哼起一首诗：“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倘使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她决心活下去，于是横下一条心，三十六计走为上，顶着黑夜的恐怖和面临歹徒加害的危险，朝东方——丈夫的土窝窝直奔而去。

她一口气走了20多公里，来到一个叫白水的小镇，肚子饿极了，身上没有钱买吃的，人也极度疲乏，想住旅社也无钱住不了，况且神色仓皇，没带任何证件，人家抓住说不定会当成流窜犯。表婶沿着铁路，继续摸黑往土窝窝方向走去。还有二十多里山路，那天晚上天气突变，狂风大作，翻滚的黑云，宛如一只从天而降的怪兽，张着血盆大口，象要吞噬一切似的。表婶从小到大，从来没有一个人走过这可怕的夜路，全身的衣服被汗水浸透，冷风一吹，全身起着鸡皮疙瘩。夜深人静，村子里的狗，从屋场里窜出来追着叫，追着咬。这一晚表婶每根神经都绷得紧紧的，全神贯注的摸着山间小路往东走了八十多里，直到清晨五时才到丈夫的土窝窝，这恐怕是一个“彻底的革命者”和一个大男人也难有如此能耐的。

正当表婶庆幸自己逃过此难不到一天，第二天县城的一群造反派就气势汹汹的赶到了表叔家，要表叔交人带回单位批斗。正好大队民兵营长赶了过来，问明情况后，义正词严的对造反派说：“就地闹革命是原则，人在此地就由我们处理，你们赶快回去闹革命，谁敢在这里动武，我叫你们有去无回。”造反派见状立即软了下来，灰溜溜的回去了。其实大家心里清楚，民兵营长是在保护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