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狂涛中的知识分子

一、必须拱倒的“社会基础”

苏联大肃反与中国文革，均爆发于夺取政权后近二十年之际。惊人的“相似形”缘于相似的政治内质：缺乏民主制度保障的革命党专政，只能重落容异度甚低的封建窠臼，阶级斗争正好成为翦除异己的意识形态现成工具，知识分子因其独立性价值追求向度必遭整肃清洗。东欧及朝越古柬等共产政权，均不约而同视知识分子为敌对力量。

毛泽东发动文革，意在刘公。但如此政治大动作，不可能平地起雷，必须烘云托月有所依凭，最关键的是必须得有明确的“革命对象”，方能构成“继续革命”的必要性。在文化普及度很低的中国，剑指知识分子，容易动员群众投入运动，毛泽东明言：“我们没有大学教授’、中学教员、小学教员呵，全部用国民党的，就是他们在那里统治。文化大革命就是从他们那里开刀。”反右已打趴下党外士林，这次必须“火烧”党内士子，才能敲山震虎，拉拽出他们身后的“赫鲁晓夫”。北京市委的“三家村”就这样成了最初的祭刀羊。

中共八届政治局委员、候委33人，文革中受迫害20人；八届中委、候委194人，“靠边站”96人。连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都一度想自杀。中共八届中委多为知识分子出身的开国功臣，不把他们集体摁下去，就无法拱倒党内理性力量的刘邓。但光批斗党内知识分子是不够的，党外知识分子也须拉来陪斗，这样才能说明党内党外串通一气，才能证明走资派确为阶级敌人在党内的代理人。茅盾一直在上天安门，也遭家中服务员造反、领着红卫兵抄家。1949年以后知识分子文化边缘化，文革则完成政治边缘化。

1978年12月13日，叶剑英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宣布：文革死了二千万人，整了一亿人，占全国人口的九分之一。知识分子所占比例无从得知，但他们无疑是最痛苦最无助的那一部分，因为他们是明确地必须打倒的革命对象。不过，知识分子的陪绑并非纯属“无辜”，从价值观念上，他们确实是“走资派”的社会基础，不搞倒他们，极左那一套便难以贯彻推行。何况，镇压知识分子在中国素有传统，北洋时期，“军阀镇压群众运动的第一件事便是把农村教员和他们的得意门生抓去砍头”。

面对文革狂涛，心理落差最大，日子最难过，心理最难平衡，自杀最多的，是那些一直自诩为革命中坚的左派，尤其是那些反右斗士。其中名流有：老舍、邓拓、李立三、叶以群、范长江、赵九章、闻捷、杨朔、李广田、孔厥、罗广斌、周瘦鹃、俞鸿模、饶毓泰(中央研究院院士)、陈琏(陈布雷之女)、梁思顺(梁启超之女)、南汉宸(中贸委主任)、张学思(张学良之弟)、傅雷夫妇、翦伯赞夫妇……被迫害致死的文化名人：吴晗夫妇、马叙伦、李达、张东荪、潘光旦、田汉、冯雪峰、邵荃麟、赵树理、巴人、丽尼、彭康、海默、罗广斌、陈翔鹤、萧也牧、魏金枝、侯金镜、孟超、冯沅君、郑君里……

华东师大党委书记常溪萍，将该校中文系几十位师生划右，超额完成揪右指标，1965年奉调北大参与该校社教工作队，又整了不少师生。文革前回华东师大，文革一起，被造反派扭着到处游斗，每间学生宿舍都可通过广播勒令他在指定时间接受批判，常溪萍跳楼自杀。吴晗当年率先向“章罗联盟”猛烈开炮，在人大发表 <我愤恨!我控诉!>，像一挺扫射的机关枪，掌声激起，深得眷恩，总以为与党的关系是通过战火考验的，也沦为“三反份子”，比右派还反动，这弯子怎么转得过来?一贯紧跟的曹禺只想一死了之，“我跪在地上，求着方瑞，‘你帮助我死了吧! 用电电死我吧!’”曹妻方瑞则反过来求丈夫：“你先帮我死好不好?”萧乾回忆：“对不少人来说，死比活着美丽多了，有吸引力多了。我也几乎加入了那个行列。……蹲牛棚时，每次上厕所我都在勘察死的方式和方法，琢磨哪根管子挂得住腰带，要是跳楼从哪里往下蹦。”

北大生刘顺元，抗战后历任中共大连、济南市委书记，文革后出任中纪委副书记，文革中关入上海警备司令部地下室，双手从肩背反铐，饭倒在地上，要他趴地舔吃。农村的批斗远比城市野蛮。县长、县委书记脖栓几十斤重的粪桶，一边斗一边往里扔石头，粪汁溅得满身满脸。有人熬不过，又一下找不到自杀“路径”，吃饭时将筷子插进鼻孔，用力往桌上一磕，筷子穿进脑子；有的自杀者跳了粪坑。能否保持人格尊严成了知识分子的最后一道防线。

个人自尊与自杀成正比，与生存几率成反比。自杀成为保持尊严的“唯一武器”。1966年9月3日，诗人陈梦家在家中第二次自杀成功，遗言：“我不能再让别人把我当猴子耍。”自杀者中以留学背景者为多，从香港回国的乒坛三杰——姜永宁、容国团、傅其芳，全部选择自杀，“一致认为”生不如死。然而，不要以为死了就一了百了，一句“自绝于人民”，依然让你死不安宁。

北大校园监狱——“黑帮监改大院”，关押着二百多名教职员。王力、朱德熙等著名教授“忝列其中”。“背错一个字(语录)，立即一记耳光。每天晚上的训话，也是旧地狱中决不会有的。每当夜幕降临，犯人们列队候训。恶狠狠的训斥声，清脆的耳光声，互相应答，融入夜空。”北大被揪出“立案审查”者达九百多人， “牛鬼”们走路不许抬头，坐着不准翘二郎腿，整天写无尽无止的检查交代，不许丑表功、攀关系、安钉子，不许半点虚假。朋友相见，不敢说话，语不及私，只能 “眉目传情”。为防说梦话，有人衔着手绢才敢入睡。稍一不慎，就是“现反”，一判就是十年。众多“牛鬼”向往监狱，那儿至少没有无时无刻的监督与随时可能落下来的拳棒。每一所五七干校左近都有一“附件”——几座或十多座新坟?BR> 1968年6月23日，陈白尘日记：“下午文联各协会与生产队联合举行斗争大会，第一次被施以‘喷气式’且挨敲打。每人都汗流如雨，滴水成汪。冰心年近七十，亦不免。文井撑持不住，要求跪下，以代‘喷气式’，虽被允，又拳足交加。但令人难忍者，是与生产队中四类份子同被斗，其中且有扒灰公公，颇感侮辱。” 革命女将不准六十五岁的丁玲睡午觉 (革命派与反革命总得有区别)，不准她抬头 (“看，她那仇恨的眼光!”)、不准她打鼾 (破坏革命小将休息)、不准她不欣赏每晚低劣的宿舍晚会。青岛红卫兵挖开康有为的坟墓，把康有为带有白发的头骨挑起游街。

#p#萧乾记载：“到1966年红八月，革命就由阴惨惨变为血淋淋的了。丢在胡同口垃圾堆上的六条‘尸首’，有人说还没断气呢，就拉到火葬场去了。大孩子告诉我，他们高中那位干了一辈子教育工作的老教师被打死后，造反派非逼着校长在阳台上抱着死尸跳舞——他干脆跳了楼。” 流沙河之妻为监禁的丈夫送饭，邻院廊楼上的工人射尿而下，浇淋其头发和饭篮。一位女红卫兵将点燃的鞭炮塞到双手被绑双眼被蒙的“走资派”耳中，炸声响起， “走资派”倒地吱哇乱叫。有人责问是否太狠了，女将答曰：对付阶级敌人，还算轻的。

知识分子是标准的政治贱民——臭老九。每天必须将门打开，以便革命群众随时入室监督查抄、发布训示，每次进出亦须向治安委员立正报告。两个孩子吵架，一个骂：“你哥哥是劳改份子，你以后也要当劳改份子!”另一个回敬：“你们家都是知识分子! 你长大了也是个知识分子!”

二、焚书•幽默•叫好

专政全凭知识少，反动皆因文化多；知识分子的代名词是“有学问的混蛋”，劳改队中地位更低，被小偷流氓呼为“吃屎份子”。湖南出了一句领导名言：“三个知识分子在一起就会反党!”有人公开声称：“不把你们这些知识分子统统枪毙，就算便宜你们啦。”

五四名士沈尹默在上海数度被抄家，六十多年搜藏的诗词字画古帖古书全部被运走烧毁。刘海粟被二十四次抄家，甚么东西都拿走了，六朝唐宋明清及自己的字画七八十件都没了下落。北大荒兵团某连，挖出一个埋藏很深的“阶级敌人”，罪行是传播黄色书籍——《巴金的春天里的秋天》，判刑十五年。林风眠入狱四年半，没有理由也毋须理由，大量作品被浸入浴缸溶成纸浆冲走。

1966年8月24日，北京123中学红卫兵涌进梁漱溟寓所，撕字画、砸古玩、烧图书，梁氏三代京官所购珍本古籍、明清名家手迹、大量藏书，在院里烧了好几天。1967年2月，梁思成第三次被勒令搬家，只给二十四平方米一小屋，不得不尽卖藏书(包括其父的《饮冰室文集》)，雇三轮车往废品收购站拉了一整天，共四十五车次，计售人民币三十五元。华东师大教授许杰挂着“老右派”木牌，多年打扫学生宿舍厕所，老两口住在全校最破旧的狭小工房，煤炉就在床边，藏书无处可放，大都论斤卖了废纸。《文汇报》右派吕文：“二十多年的体力劳动下来，平反后，我连字都不会写了。”罚扫大街的路翎，家里竟没有一本书、一支铅笔、一页稿纸，已完全失去写点甚么的欲望与需要。

文革期间，知识分子的智慧只能体现在好兵帅克式的幽默上，尽量不给残暴者发泄兽欲的机会。廖沫沙得以存活的原因在于其幽默性格——“等到他们动手扭胳臂，迫使我低头弯腰撅屁股的时候，……我的滑稽感就油然而生。在低头弯腰的时候，我默念起：‘大慈大悲南无阿弥陀佛，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用这样的咒语来分散肉体的不舒适和取得精神上的胜利与快乐。”

黑色幽默的档次也愈来愈高。中央美院某学者被派往历史博物馆打扫女厕，他却从这一侮辱性的差事中找出闪光点：“这是造反派领导、革命小将对我的信任，虽然我政治上不可靠，但道德上可靠……”北大学生右派郑光弟，因硬不低头，进了铁丝网内的劳改队，实在熬不过去，自行了断。不过，方式特异。他将绳子一头拴在水塘坡的树根上，另一头捆住双脚，上半截身子顺着倾斜的塘坡栽向水中。树上留一纸条：“我因对未来绝望，而和大家诀别了。无论哪位路过这儿的仁人君子，只要像拉鱼网一样往上一提绳子，另一个世界的万物之灵，便又和‘同类’见面了。”邮局门口代写书信的捉刀人与时俱进扩展业务，明码标价：家信一角，一般检讨二角，保证一次过关的深刻检讨五角。

对绝大多数左派知识分子来说，文革属于“猝然降临”，他们手足无措莫知应对。那时，斯大林大清洗尚内幕不详，苏区早期肃反更讳莫如深。他们无法从革命的历史中找到对应的逻辑性解释。刚刚还在为革命欢呼高歌，转眼成为革命的对象，实在无法接受这种猝然转逆，也理解不了革命为何会成为革命者的苦海。尽管一再提高认识，一再自诫必须接受革命群众的帮助，但又怎么忍受得了完全的栽诬与相互揭发的尴尬呢? 然而，悲剧之悲乃是文革之初，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完全认同“继续革命论”，即使“触及皮肤”，也认为是必要的，怪只怪自己水平太低，理解不了运动的“伟大意义”。他们都以“紧跟”为荣，为没有资格“效忠”顿足捶胸。他们认认真真写日记，学习王杰每天自问五十个“为甚么”，查问每一行为的对错。多数知识分子非常虔诚地接受批判，祈求脱胎换骨灵魂净化；竭力说服自己去承受种种侮辱、宽容那些殴打自己的革命派。只是“我本将心托明月，谁知明月照沟渠”。

#p#于光远回忆：“文革刚发动的那会儿，我都是把它们当作一场原则性的党内斗争来接受的，自己也努力反省自己在思想上是否有不符合党的要求的缺点和错误。”季羡林说：“我自己在被打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的时候还虔信‘文化大革命’的正确性。……一直到1976年‘四人帮’被打倒，我一直拥护七、八年一次、一次七、八年的‘革命’。”梁思成病情恶化无力外出，令妻子每天抄回有关他的大字报，“还有各种‘革命组织’印发的众多‘揭发材料’和‘首长讲话’，他都如饥似渴地读着。我们不断努力去接受这些大字报上的‘革命’观点，拼命想跟上‘群众’的步伐。” 杨沫跟丈夫辩论：“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大革命还能不对么？”

50年代初的思想改造运动，“脱裤子”、“割尾巴”，已打掉知识分子的价值自信，从根子上否定了他们此前的人生经验，使他们学会了以“原则”代替感情(沈从文语)，首先思想投降，自我怀疑，乖乖地没错找错。吴宓在思想改造运动后说：“我皈依毛公陛下之心将进而虔诚寅敬矣!”红色教授冯至的口头禅——“伟大的时代，渺小的我。”至此，个人权利被名正言顺地褫夺。知识分子的这一价值退让，不仅使中国沦为政治全控型社会，也使自己沦为“最可欺负的人”。巴金甚至称姚文元“无产阶级的金棍子”，为打在身上的棍棒叫好。失去本能意识，甘于思想自虐，乃是最深刻的文化悲剧。

另一值得注意的是右派与久受压抑的知识分子的心态。文革初期，他们虽不理解，却从心里拥护。“右派”蓝翎坦白：“‘文革’刚开始时我不理解，但也拥护。心里想，每次你们不是斗人家吗，这次也让你们尝尝味道。”1959年右倾挨批吃瘪的郭小川，在检讨书里泄愤：“旧作协批判了邵荃麟，我感到十分痛快……现在看出来，到底谁是好人，谁是坏人？”“我从内心深处痛恨我自己，也痛恨周扬们。我更是愿意揭发他们这些王八蛋的。”

文革中还有重要一景：几乎所有自杀者都高呼领袖万岁，表现出对革命的不贰忠心。虽身蒙重冤，但革命本身却是千对万对。没有人对革命本身、对领袖存有任何怀疑。如邓拓、吴晗、翦伯赞……1966年8月2日，叶以群跳楼自杀，遗书妻儿：“唯一要求你们的，就是坚决听党的话，坚决站在党的立场上，逐步认清我的罪恶，激起对我的仇恨，坚定不移地与我划清界限!……最后一句话就是要求你们认真读毛主席的书，听共产党的话!为党立功!”知识分子诸多社会功能——预警神经、理性闸门、人文标尺等，丧失殆尽。

三、艰难的觉悟

最初就能看穿文革迷雾的，只能是站离庐山的“老甲鱼”——章士钊、章乃器、张治中等。章士钊致信毛刘想当“和事佬”，张治中撑持病体上天安门欲劝止毛泽东的文革脚步。章乃器的态度是：“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章伯钧与罗隆基则早在文革前得知《大英百科全书》新添条目——“章伯钧、罗隆基是在社会主义国家制度下，要求实行民主政治”，便认定毛泽东违宪，“我们是为真理而沦为贱民。”

中小知识分子能够挺身而出者，除了个人道德勇气，还须拥有异质思想资源。文革前已下狱的林昭，幼年为基督教徒，这使她能依据教义发出质疑，她向《人民日报》等单位寄发公开信，表示对曾膜拜为父的毛泽东信念破灭，指斥毛是披着洋袍的真命天子，中国正沦于暴政之中——“剥夺人所有尊严的社会”。青工遇罗克撰写《出身论》，其思想资源乃是基于平等自由等西方人文理念。囿于思考能力，绝大多数知青只能发问无力解剖。1977年被枪毙的王申酉迷惑不解：“为甚么青年时代的毛泽东曾那么大力与禁锢着他精神发展的种种社会桎梏作斗争，但他走上政治舞台后，却使我们这一代青年带上更严厉的精神桎梏?” 贺绿汀之女贺晓秋凭直觉抵抗，以自杀“对抗文革”。她对审讯者直言：“对‘文化大革命’，我想不通，我就是想不通，我也不愿意想通!”

就知识分子整体来说，能够从理性层面上进行批判反思者，寥若晨星。辨析乌托邦的难度在于它那件新丽闪光的外衣——终极解决一切社会弊端，使人很难一下子认清内里的旧货。何况出于对国民党的厌恶及强大的民族情结，知识分子亟愿承认新政权的合法性。陈寅恪、吴宓、余上沅一再拒绝飞台；冰心夫妇、钱学森、萧乾等海外投归。《观察》杂志1947年公布的七十九名撰稿人，除十余人外，大多留居故土。中小知识分子对新政权的欢呼声自然更高，90年代末仍健在的一些新闻界“右派”，当年均为中小自由知识分子，感情上对新政权一面倒，包括与国民党关系十分密切者。虽然对新式意识形态不熟悉或不认同，但也不可能全力抗御。更何况，“大同”型的均贫富具有不可抗拒的道德魅力，乃是中国士子的千年梦寐。老舍1965年诗云：“滚滚横流水，茫茫末世人；倘无共产党，荒野鬼为邻。” 周瘦鹃得毛接见后，将毛给的一枝香烟掐灭带回，供奉玻璃罩中。1957年3月，傅雷给在波兰的儿子写信：“毛主席只有一个，别国没有……他们(指波兰)的知识分子彷徨，你可不必彷徨。伟大的毛主席远远地发出万丈光芒，照着你的前路，你得不辜负他老人家的领导才好。”

50年代初，新政权禁毒禁娼禁赌，取缔帮会，最初的廉洁自律，知识分子认为政权与公正迭合，听党的话与追求自由并不矛盾，一切批评已无必要，一切均可寄托 “组织解决”，自甘工具自弃独立。虽然思想改造运动使一些知识分子产生疑惧，但大多还是从积极方面理解并支持新政权。较之政治方面的暴力，文化价值上的认同才是“艰难觉悟”的致因。

#p#1991年，九十一岁的夏衍仍天真地说：“中国知识分子这样真心地拥护和支持中国共产党，而四十多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遭遇又能如何呢? 众所周知，1957年的反右派，1959年的反右倾、拔白旗，1964年的文化部整风，以及‘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首当其冲的恰恰是知识分子。这个问题，我想了很久，但找不到顺理成章的回答，只能说这是民族的悲剧吧。”像镇压知识分子如此长时间大规模的集体行为，如果仅仅归结为毛的个人原因，显然难以成立。缺乏意识形态与制度的护航，即缺乏一种强大的集体意志，是不可能走得这么远的。高龄夏衍还想不清，只能说明他深陷庐山之限。左翼文士理性反思能力整体偏低，缺乏从根子上检讨的价值起点，大难过后也难产生有质量的剖析。

四、失去理性堤坝之后

中组部1983年统计，全国各级领导人八十一万，大学文化只占6％，高中22％，初中以下72％。党委系统尤甚，县委一级大学程度仅为5％。文化低的在上面，无知管理有知，老粗管老细；青少年管中老年，学生指导教师；半文盲陈永贵、纺织女工吴桂贤当副总理……全社会价值结构倒置，幼稚的求学者反而拥有拣选传授何种知识的决定权。缺乏人文底蕴的“革命人民”，不可能无师自通地走向理性；斩断经验的继承，不可能有序地实施管理。大破四旧只能是大破文物，血腥武斗只能是为一派之利。原因很简单，“新一代革命人民”不可能真正大公无私。自己解放自己，靠甚么去解放呢? 还不只能凭那点乱哄哄的本能直觉? 无知的掌权者只能干无知之事。一时间，医院不收治出身不好的“阶级敌人”，红五类病人批斗黑五类病人，邮局不给被抄家户送信送报。

失去知识分子所维护的人文价值，人际关系陷入有史以来最为变形异化的丑恶时期。人人处于“时刻准备着”，不是去批斗别人就是被别人所批斗，自己的臀部挨了踢，便去踩别人的鸡眼。拈草木为刀兵，指骨肉为仇敌。师生成仇，友朋互揭，父子相残，夫妻反目。护士妻子给被审查的丈夫打针，先高呼打倒口号，然后再行 “革命的人道主义”。韦君宜与女儿关系甚密，但在家中仍警觉收口：“我不能再讲下去了，有一天我要被你出卖的。”吴祖光叹曰：“我们这里变成了一个爱听假话，爱说假话的假大空世界。不会说假话，惯说真话的都被弄去改造，改造到会说假话了才叫做改造好了。”虚伪成为生存“常识”，全社会生活质量降低到生物学的蔬菜水平。

一位“幸运”的知识分子说：“我承认我是‘幸运儿’，但这不是命运之神对我特别恩赐，而是我汲取了50年代的政治教训后所精心设计的一条人生道路。……我必须扭曲自己，必须装傻、装无能、装糊涂，叫人家看不上我，对我没兴趣才行。天天打磨自己的性格棱角，恨不得把自己藏在自己的影子里。”

在革命的名义下，践踏了最基本的人性理念，将阴暗凶残的兽性一面释放出来。礼崩乐坏之下，“甚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四川某地武斗，抓到对立派俘虏，扒下裤子，划开肛门拉出直肠，拴系在压弯的竹梢上，然后松开竹杆，竹梢弹上天空活活拽出那人肠子。还有挖眼珠、刀旋肛门、往人身上浇淋滚烫开水。霸占 “黑五类”妇女，美其名曰“给你换换成份”。唐山大地震，一位爬出废墟者，妻儿仍压在瓦砾下，向邻居求助，但此人多年整人结怨四邻，得到的是一道道冰冷的目光，妻儿因长时间无人扒救，活活窒息而死。

文革对意识形态的破坏力更是难以估计，在重估价值的旗号下，否定了一切经验理性凝成的理念与秩序，否定了一切个人的合理性，甚至包括存在价值。除了毛的个人权威与空虚的“革命”，全体国人生活在价值真空中，没有任何需要绝对维护的价值理念，一切处于“相对论”之中，均可“因时而异”、“因领袖而移”。 1977年，吴有训去世前特约于光远谈话，“我以为谈物理学方面的事，见面才知道原来是他想上书中央，希望中央号召淡化家庭观念。”1979年3月22 日，《北京日报》撰文——“人权不是无产阶级口号”。“清官比贪官更坏”成为马列史学最新结论。

暴力高压与信息单一，成功压制了知识分子的思维，超越政治许可成为绝对不敢沾碰的异端。“人民必须忠于领袖”而不是“领袖必须忠于人民”，全国思维整齐单一，认为只要守着马恩列斯毛就可搞定一切，革命群众碰到的任何问题，领袖们都已天才预见并作出英明指示，凡夫俗子毋须思考只须注释。文革时期，《红旗》发行量一千万、《人民日报》五百余万，丙辰清明天安门广场上，“几乎所有的人都发现，大家的思想都是一样的”。大陆知识分子已被整体剥夺——从物质到精神，脊梁崩塌，自觉或不自觉地避谈国事，完全失去选择公共话题的意愿，更不用说判断与设计价值标准。否则，1979年引领西单民主墙风骚的“政论家”，就不会是魏京生、任畹町等青工了。

全社会失去动力机制。大到政治鉴定、评级定薪，小到登记结婚、孩子入托，都掌握到单位人事科手里。单位头头上至司法下至行政，权力无边。高度集权造成社会成员集体丧失主动性，国人从入学到就业到流动，毫无个人自由。80年代初，沈从文、萧干、汝龙、丽尼家属等人住房，均靠年近八旬的巴金奔走呼叫才得解决。 1978年恢复职称评审，华东师大六十岁的钱谷融(三十八年的老讲师)居然连副教授都没评上。在这样的现实面前，加上脑体收入倒挂，知识分子还能干甚么 ——除了全力争取从知识分子行列中脱籍。

#p#众所周知：经济的杠杆必须一头系在社会成员的个人利益上，另一头才能系在社会整体的发展上。文革后，重新承认这一古老的ABC，你还不得不承认是一场“伟大而深刻的改革”，正如千家驹所说：“这些经济学常识的再认识我们是化了高昂的代价的，……建国之后化了三十五年的代价，才懂得经济学的一些基本常识。”

五、结语

有人希望文革永远埋葬在经历者的记忆中，希望知识分子再大度一把，不要再撩揭这块伤疤——“过去了的就让它过去吧!”据说这还是中华民族重获振兴的“金玉良言”。可是，这回知识分子不那么好说话了，他们集体说：“不!”尽管老一代知识分子大多谢世，尽管他们的控诉受到这样那样的封堵，但他们还是留下了“集体记忆”。随着时间推移，历史的对比只会使文革的荒谬更强烈更凸显。而且，像笔者这样的“文革少年”，尚在中年，真正的“人还在心未死”，会同意“遗忘政策”么? 冯骥才一文题为——<文革进入了我们的血液>。

巴金掷言：“太可怕了!十年的折磨和屈辱之后，我还不能保卫自己叙说惨痛经历的权利。十年中间为了宣传骗局、推销谎言，动员了那么多的人，使用了那么大的力量，难道今天只要轻轻地一挥手，就可以将十年‘浩劫’一笔勾销？!‘浩劫’绝不是文字游戏!”邵燕祥痛斥文革：“……是数千年皇权专制主义在二十世纪人类历史上的一次回光返照。它的反文明、反理性、反人道，因其持续时间之长，而且发生在八亿人口的大国，对人民的荼毒之深之广，甚至超过了希特勒纳粹对其国内的祸害。”一位曾在草原深处搞“两弹”的党员工程师说：“如果世界上还有比原子弹更厉害的东西，那就是‘文化大革命’!”文革使知识分子终于彻底认清了共产乌托邦只能走向螺旋型意义上的封建大复辟，明白了正当的目标必须经由正当的途径，暴力最终只能通往独裁。

文革还愚弄了郭沫若、冯友兰、周一良这样的“紧跟型”知识分子，当大幕落下时，他们的心境十分悲凉。一人得色，全国向隅；毛居然企望“管理地球”，而绝大多数国人处于挫败之中，精英智慧集体萎缩，知识分子失去工作权利；中国能由此走向“共产主义天堂”么? 当然，彻底终结文革，记录与控诉只是第一步。争取多元开放、以切实的制度具体保障民主的落实，防止领导人的严重出偏，已明确成为“第二步”。新一代知识分子深切认识到：若不从制度上进行实质性变革，民主自由不能落实到可操作层面，沿着旧辙旧道——行政与立法一体、缺乏监督与竞争，那么一切美好的愿望都会在实际操作中变形，最终必将走向彻底的反面——以自由的名义否定自由，以革命的名义镇压革命。

最后，我必须向那一代“价廉物美”的知识分子致敬：萧乾自杀被救，其妻痛曰：“早知如此，何必当初。你要是1949年去了剑桥，这十七年，你起码也是个著作等身的剑桥教授了。绝不会落到这步田地。”萧乾神色凄厉，但加重语气说：“想那些干吗! 我是中国人，就应该接受中国人的命运。”新华社“右派”女记者邵琼表示因鸣放划右受难“始终无悔无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