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必須拱倒的「社會基礎」
蘇聯大肅反與中國文革，均爆發於奪取政權後近二十年之際。驚人的「相似形」緣於相似的政治內質：缺乏民主制度保障的革命黨專政，只能重落容異度甚低的封建窠臼，階級鬥爭正好成為翦除異己的意識形態現成工具，知識份子因其獨立性價值追求向度必遭整肅清洗。東歐及朝越古柬等共產政權，均不約而同視知識份子為敵對力量。
毛澤東發動文革，意在劉公。但如此政治大動作，不可能平地起雷，必須烘雲托月有所依憑，最關鍵的是必須得有明確的「革命對象」，方能構成「繼續革命」的必要性。在文化普及度很低的中國，劍指知識份子，容易動員群眾投入運動，毛澤東明言：「我們沒有大學教授’、中學教員、小學教員呵，全部用國民黨的，就是他們在那裡統治。文化大革命就是從他們那裡開刀。」反右已打趴下黨外士林，這次必須「火燒」黨內士子，才能敲山震虎，拉拽出他們身後的「赫魯曉夫」。北京市委的「三家村」就這樣成了最初的祭刀羊。
中共八屆政治局委員、候委33人，文革中受迫害20人；八屆中委、候委194人，「靠邊站」96人。連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都一度想自殺。中共八屆中委多為知識份子出身的開國功臣，不把他們集體摁下去，就無法拱倒黨內理性力量的劉鄧。但光批鬥黨內知識份子是不夠的，黨外知識份子也須拉來陪鬥，這樣才能說明黨內黨外串通一氣，才能證明走資派確為階級敵人在黨內的代理人。茅盾一直在上天安門，也遭家中服務員造反、領著紅衛兵抄家。1949年以後知識份子文化邊緣化，文革則完成政治邊緣化。
1978年12月13日，葉劍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宣布：文革死了二千萬人，整了一億人，佔全國人口的九分之一。知識份子所佔比例無從得知，但他們無疑是最痛苦最無助的那一部分，因為他們是明確地必須打倒的革命對象。不過，知識份子的陪綁並非純屬「無辜」，從價值觀念上，他們確實是「走資派」的社會基礎，不搞倒他們，極左那一套便難以貫徹推行。何況，鎮壓知識份子在中國素有傳統，北洋時期，「軍閥鎮壓群眾運動的第一件事便是把農村教員和他們的得意門生抓去砍頭」。
面對文革狂濤，心理落差最大，日子最難過，心理最難平衡，自殺最多的，是那些一直自詡為革命中堅的左派，尤其是那些反右鬥士。其中名流有：老舍、鄧拓、李立三、葉以群、範長江、趙九章、聞捷、楊朔、李廣田、孔厥、羅廣斌、周瘦鵑、俞鴻模、饒毓泰(中央研究院院士)、陳璉(陳佈雷之女)、梁思順(梁啟超之女)、南漢宸(中貿委主任)、張學思(張學良之弟)、傅雷夫婦、翦伯讚夫婦……被迫害致死的文化名人：吳晗夫婦、馬敘倫、李達、張東蓀、潘光旦、田漢、馮雪峰、邵荃麟、趙樹理、巴人、麗尼、彭康、海默、羅廣斌、陳翔鶴、蕭也牧、魏金枝、侯金鏡、孟超、馮沅君、鄭君裡……
華東師大黨委書記常溪萍，將該校中文系幾十位師生劃右，超額完成揪右指標，1965年奉調北大參與該校社教工作隊，又整了不少師生。文革前回華東師大，文革一起，被造反派扭著到處游鬥，每間學生宿舍都可通過廣播勒令他在指定時間接受批判，常溪萍跳樓自殺。吳晗當年率先向「章羅聯盟」猛烈開炮，在人大發表 <我憤恨!我控訴!>，像一挺掃射的機關鎗，掌聲激起，深得眷恩，總以為與黨的關係是通過戰火考驗的，也淪為「三反份子」，比右派還反動，這彎子怎麼轉得過來?一貫緊跟的曹禺只想一死了之，「我跪在地上，求著方瑞，‘你幫助我死了吧! 用電電死我吧!’」曹妻方瑞則反過來求丈夫：「你先幫我死好不好?」蕭乾回憶：「對不少人來說，死比活著美麗多了，有吸引力多了。我也幾乎加入了那個行列。……蹲牛棚時，每次上廁所我都在勘察死的方式和方法，琢磨哪根管子挂得住腰帶，要是跳樓從哪裡往下蹦。」
北大生劉順元，抗戰後歷任中共大連、濟南市委書記，文革後出任中紀委副書記，文革中關入上海警備司令部地下室，雙手從肩背反銬，飯倒在地上，要他趴地舔吃。農村的批鬥遠比城市野蠻。縣長、縣委書記脖栓幾十斤重的糞桶，一邊斗一邊往裡扔石頭，糞汁濺得滿身滿臉。有人熬不過，又一下找不到自殺「路徑」，吃飯時將筷子插進鼻孔，用力往桌上一磕，筷子穿進腦子；有的自殺者跳了糞坑。能否保持人格尊嚴成了知識份子的最後一道防線。
個人自尊與自殺成正比，與生存機率成反比。自殺成為保持尊嚴的「唯一武器」。1966年9月3日，詩人陳夢家在家中第二次自殺成功，遺言：「我不能再讓別人把我當猴子耍。」自殺者中以留學背景者為多，從香港回國的乒壇三傑——姜永寧、容國團、傅其芳，全部選擇自殺，「一致認為」生不如死。然而，不要以為死了就一了百了，一句「自絕於人民」，依然讓你死不安寧。
北大校園監獄——「黑幫監改大院」，關押著二百多名教職員。王力、朱德熙等著名教授「忝列其中」。「背錯一個字(語錄)，立即一記耳光。每天晚上的訓話，也是舊地獄中決不會有的。每當夜幕降臨，犯人們列隊候訓。惡狠狠的訓斥聲，清脆的耳光聲，互相應答，融入夜空。」北大被揪出「立案審查」者達九百多人， 「牛鬼」們走路不許抬頭，坐著不准翹二郎腿，整天寫無盡無止的檢查交代，不許醜表功、攀關係、安釘子，不許半點虛假。朋友相見，不敢說話，語不及私，只能 「眉目傳情」。為防說夢話，有人銜著手絹才敢入睡。稍一不慎，就是「現反」，一判就是十年。眾多「牛鬼」嚮往監獄，那兒至少沒有無時無刻的監督與隨時可能落下來的拳棒。每一所五七干校左近都有一「附件」——幾座或十多座新墳?BR> 1968年6月23日，陳白塵日記：「下午文聯各協會與生產隊聯合舉行鬥爭大會，第一次被施以‘噴氣式’且挨敲打。每人都汗流如雨，滴水成汪。冰心年近七十，亦不免。文井撐持不住，要求跪下，以代‘噴氣式’，雖被允，又拳足交加。但令人難忍者，是與生產隊中四類份子同被鬥，其中且有扒灰公公，頗感侮辱。」 革命女將不准六十五歲的丁玲睡午覺 (革命派與反革命總得有區別)，不准她抬頭 (「看，她那仇恨的眼光!」)、不准她打鼾 (破壞革命小將休息)、不准她不欣賞每晚低劣的宿舍晚會。青島紅衛兵挖開康有為的墳墓，把康有為帶有白髮的頭骨挑起遊街。
#p#蕭乾記載：「到1966年紅八月，革命就由陰慘慘變為血淋淋的了。丟在胡同口垃圾堆上的六條‘屍首’，有人說還沒斷氣呢，就拉到火葬場去了。大孩子告訴我，他們高中那位幹了一輩子教育工作的老教師被打死後，造反派非逼著校長在陽台上抱著死屍跳舞——他乾脆跳了樓。」 流沙河之妻為監禁的丈夫送飯，鄰院廊樓上的工人射尿而下，澆淋其頭髮和飯籃。一位女紅衛兵將點燃的鞭炮塞到雙手被綁雙眼被蒙的「走資派」耳中，炸聲響起， 「走資派」倒地吱哇亂叫。有人責問是否太狠了，女將答曰：對付階級敵人，還算輕的。
知識份子是標準的政治賤民——臭老九。每天必須將門打開，以便革命群眾隨時入室監督查抄、發布訓示，每次進出亦須向治安委員立正報告。兩個孩子吵架，一個罵：「你哥哥是勞改份子，你以後也要當勞改份子!」另一個回敬：「你們家都是知識份子! 你長大了也是個知識份子!」
二、焚書•幽默•叫好
專政全憑知識少，反動皆因文化多；知識份子的代名詞是「有學問的混蛋」，勞改隊中地位更低，被小偷流氓呼為「吃屎份子」。湖南出了一句領導名言：「三個知識份子在一起就會反黨!」有人公開聲稱：「不把你們這些知識份子統統槍斃，就算便宜你們啦。」
五四名士瀋尹默在上海數度被抄家，六十多年搜藏的詩詞字畫古帖古書全部被運走燒燬。劉海粟被二十四次抄家，甚麼東西都拿走了，六朝唐宋明清及自己的字畫七八十件都沒了下落。北大荒兵團某連，挖出一個埋藏很深的「階級敵人」，罪行是傳播黃色書籍——《巴金的春天裡的秋天》，判刑十五年。林風眠入獄四年半，沒有理由也毋須理由，大量作品被浸入浴缸溶成紙漿沖走。
1966年8月24日，北京123中學紅衛兵湧進梁漱溟寓所，撕字畫、砸古玩、燒圖書，梁氏三代京官所購珍本古籍、明清名家手跡、大量藏書，在院裡燒了好幾天。1967年2月，梁思成第三次被勒令搬家，只給二十四平方米一小屋，不得不盡賣藏書(包括其父的《飲冰室文集》)，雇三輪車往廢品收購站拉了一整天，共四十五車次，計售人民幣三十五元。華東師大教授許傑掛著「老右派」木牌，多年打掃學生宿舍廁所，老兩口住在全校最破舊的狹小工房，煤爐就在床邊，藏書無處可放，大都論斤賣了廢紙。《文匯報》右派呂文：「二十多年的體力勞動下來，平反後，我連字都不會寫了。」罰掃大街的路翎，家裡竟沒有一本書、一支鉛筆、一頁稿紙，已完全失去寫點甚麼的慾望與需要。
文革期間，知識份子的智慧只能體現在好兵帥克式的幽默上，盡量不給殘暴者發泄獸慾的機會。廖沫沙得以存活的原因在於其幽默性格——「等到他們動手扭胳臂，迫使我低頭彎腰撅屁股的時候，……我的滑稽感就油然而生。在低頭彎腰的時候，我默念起：‘大慈大悲南無阿彌陀佛，救苦救難觀世音菩薩!’用這樣的咒語來分散肉體的不舒適和取得精神上的勝利與快樂。」
黑色幽默的檔次也愈來愈高。中央美院某學者被派往歷史博物館打掃女廁，他卻從這一侮辱性的差事中找出閃光點：「這是造反派領導、革命小將對我的信任，雖然我政治上不可靠，但道德上可靠……」北大學生右派鄭光弟，因硬不低頭，進了鐵絲網內的勞改隊，實在熬不過去，自行了斷。不過，方式特異。他將繩子一頭拴在水塘坡的樹根上，另一頭捆住雙腳，上半截身子順著傾斜的塘坡栽向水中。樹上留一紙條：「我因對未來絕望，而和大家訣別了。無論哪位路過這兒的仁人君子，只要像拉魚網一樣往上一提繩子，另一個世界的萬物之靈，便又和‘同類’見面了。」郵局門口代寫書信的捉刀人與時俱進擴展業務，明碼標價：家信一角，一般檢討二角，保證一次過關的深刻檢討五角。
對絕大多數左派知識份子來說，文革屬於「猝然降臨」，他們手足無措莫知應對。那時，斯大林大清洗尚內幕不詳，蘇區早期肅反更諱莫如深。他們無法從革命的歷史中找到對應的邏輯性解釋。剛剛還在為革命歡呼高歌，轉眼成為革命的對象，實在無法接受這種猝然轉逆，也理解不了革命為何會成為革命者的苦海。儘管一再提高認識，一再自誡必須接受革命群眾的幫助，但又怎麼忍受得了完全的栽誣與相互揭發的尷尬呢? 然而，悲劇之悲乃是文革之初，絕大多數知識份子完全認同「繼續革命論」，即使「觸及皮膚」，也認為是必要的，怪只怪自己水平太低，理解不了運動的「偉大意義」。他們都以「緊跟」為榮，為沒有資格「效忠」頓足捶胸。他們認認真真寫日記，學習王傑每天自問五十個「為甚麼」，查問每一行為的對錯。多數知識份子非常虔誠地接受批判，祈求脫胎換骨靈魂淨化；竭力說服自己去承受種種侮辱、寬容那些毆打自己的革命派。只是「我本將心托明月，誰知明月照溝渠」。
#p#於光遠回憶：「文革剛發動的那會兒，我都是把它們當作一場原則性的黨內鬥爭來接受的，自己也努力反省自己在思想上是否有不符合黨的要求的缺點和錯誤。」季羨林說：「我自己在被打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的時候還虔信‘文化大革命’的正確性。……一直到1976年‘四人幫’被打倒，我一直擁護七、八年一次、一次七、八年的‘革命’。」梁思成病情惡化無力外出，令妻子每天抄回有關他的大字報，「還有各種‘革命組織’印發的眾多‘揭發材料’和‘首長講話’，他都如飢似渴地讀著。我們不斷努力去接受這些大字報上的‘革命’觀點，拚命想跟上‘群眾’的步伐。」 楊沫跟丈夫辯論：「毛主席親自發動和領導的這場大革命還能不對麼？」
50年代初的思想改造運動，「脫褲子」、「割尾巴」，已打掉知識份子的價值自信，從根子上否定了他們此前的人生經驗，使他們學會了以「原則」代替感情(沈從文語)，首先思想投降，自我懷疑，乖乖地沒錯找錯。吳宓在思想改造運動後說：「我皈依毛公陛下之心將進而虔誠寅敬矣!」紅色教授馮至的口頭禪——「偉大的時代，渺小的我。」至此，個人權利被名正言順地褫奪。知識份子的這一價值退讓，不僅使中國淪為政治全控型社會，也使自己淪為「最可欺負的人」。巴金甚至稱姚文元「無產階級的金棍子」，為打在身上的棍棒叫好。失去本能意識，甘于思想自虐，乃是最深刻的文化悲劇。
另一值得注意的是右派與久受壓抑的知識份子的心態。文革初期，他們雖不理解，卻從心裏擁護。「右派」藍翎坦白：「‘文革’剛開始時我不理解，但也擁護。心裏想，每次你們不是斗人家嗎，這次也讓你們嚐嚐味道。」1959年右傾挨批吃癟的郭小川，在檢討書裡泄憤：「舊作協批判了邵荃麟，我感到十分痛快……現在看出來，到底誰是好人，誰是壞人？」「我從內心深處痛恨我自己，也痛恨周揚們。我更是願意揭發他們這些王八蛋的。」
文革中還有重要一景：幾乎所有自殺者都高呼領袖萬歲，表現出對革命的不貳忠心。雖身蒙重冤，但革命本身卻是千對萬對。沒有人對革命本身、對領袖存有任何懷疑。如鄧拓、吳晗、翦伯讚……1966年8月2日，葉以群跳樓自殺，遺書妻兒：「唯一要求你們的，就是堅決聽黨的話，堅決站在黨的立場上，逐步認清我的罪惡，激起對我的仇恨，堅定不移地與我劃清界限!……最後一句話就是要求你們認真讀毛主席的書，聽共產黨的話!為黨立功!」知識份子諸多社會功能——預警神經、理性閘門、人文標尺等，喪失殆盡。
三、艱難的覺悟
最初就能看穿文革迷霧的，只能是站離廬山的「老甲魚」——章士釗、章乃器、張治中等。章士釗致信毛劉想當「和事佬」，張治中撐持病體上天安門欲勸止毛澤東的文革腳步。章乃器的態度是：「眼看他起朱樓，眼看他宴賓客，眼看他樓塌了。」章伯鈞與羅隆基則早在文革前得知《大英百科全書》新添條目——「章伯鈞、羅隆基是在社會主義國家制度下，要求實行民主政治」，便認定毛澤東違憲，「我們是為真理而淪為賤民。」
中小知識份子能夠挺身而出者，除了個人道德勇氣，還須擁有異質思想資源。文革前已下獄的林昭，幼年為基督教徒，這使她能依據教義發出質疑，她向《人民日報》等單位寄發公開信，表示對曾膜拜為父的毛澤東信念破滅，指斥毛是披著洋袍的真命天子，中國正淪於暴政之中——「剝奪人所有尊嚴的社會」。青工遇羅克撰寫《出身論》，其思想資源乃是基於平等自由等西方人文理念。囿于思考能力，絕大多數知青只能發問無力解剖。1977年被槍斃的王申酉迷惑不解：「為甚麼青年時代的毛澤東曾那麼大力與禁錮著他精神發展的種種社會桎梏作鬥爭，但他走上政治舞臺後，卻使我們這一代青年帶上更嚴厲的精神桎梏?」 賀綠汀之女賀曉秋憑直覺抵抗，以自殺「對抗文革」。她對審訊者直言：「對‘文化大革命’，我想不通，我就是想不通，我也不願意想通!」
就知識份子整體來說，能夠從理性層面上進行批判反思者，寥若晨星。辨析烏托邦的難度在於它那件新麗閃光的外衣——終極解決一切社會弊端，使人很難一下子認清內裡的舊貨。何況出於對國民黨的厭惡及強大的民族情結，知識份子亟願承認新政權的合法性。陳寅恪、吳宓、余上沅一再拒絕飛臺；冰心夫婦、錢學森、蕭乾等海外投歸。《觀察》雜誌1947年公布的七十九名撰稿人，除十餘人外，大多留居故土。中小知識份子對新政權的歡呼聲自然更高，90年代末仍健在的一些新聞界「右派」，當年均為中小自由知識份子，感情上對新政權一面倒，包括與國民黨關係十分密切者。雖然對新式意識形態不熟悉或不認同，但也不可能全力抗禦。更何況，「大同」型的均貧富具有不可抗拒的道德魅力，乃是中國士子的千年夢寐。老舍1965年詩云：「滾滾橫流水，茫茫末世人；倘無共產黨，荒野鬼為鄰。」 周瘦鵑得毛接見後，將毛給的一枝香菸掐滅帶回，供奉玻璃罩中。1957年3月，傅雷給在波蘭的兒子寫信：「毛主席只有一個，別國沒有……他們(指波蘭)的知識份子彷徨，你可不必彷徨。偉大的毛主席遠遠地發出萬丈光芒，照著你的前路，你得不辜負他老人家的領導才好。」
50年代初，新政權禁毒禁娼禁賭，取締幫會，最初的廉潔自律，知識份子認為政權與公正迭合，聽黨的話與追求自由並不矛盾，一切批評已無必要，一切均可寄託 「組織解決」，自甘工具自棄獨立。雖然思想改造運動使一些知識份子產生疑懼，但大多還是從積極方面理解並支持新政權。較之政治方面的暴力，文化價值上的認同才是「艱難覺悟」的致因。
#p#1991年，九十一歲的夏衍仍天真地說：「中國知識份子這樣真心地擁護和支持中國共產黨，而四十多年來，中國知識份子的遭遇又能如何呢? 眾所周知，1957年的反右派，1959年的反右傾、拔白旗，1964年的文化部整風，以及‘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首當其衝的恰恰是知識份子。這個問題，我想了很久，但找不到順理成章的回答，只能說這是民族的悲劇吧。」像鎮壓知識份子如此長時間大規模的集體行為，如果僅僅歸結為毛的個人原因，顯然難以成立。缺乏意識形態與制度的護航，即缺乏一種強大的集體意志，是不可能走得這麼遠的。高齡夏衍還想不清，只能說明他深陷廬山之限。左翼文士理性反思能力整體偏低，缺乏從根子上檢討的價值起點，大難過後也難產生有質量的剖析。
四、失去理性堤壩之後
中組部1983年統計，全國各級領導人八十一萬，大學文化只佔6％，高中22％，初中以下72％。黨委系統尤甚，縣委一級大學程度僅為5％。文化低的在上面，無知管理有知，老粗管老細；青少年管中老年，學生指導教師；半文盲陳永貴、紡織女工吳桂賢當副總理……全社會價值結構倒置，幼稚的求學者反而擁有揀選傳授何種知識的決定權。缺乏人文底蘊的「革命人民」，不可能無師自通地走向理性；斬斷經驗的繼承，不可能有序地實施管理。大破四舊只能是大破文物，血腥武鬥只能是為一派之利。原因很簡單，「新一代革命人民」不可能真正大公無私。自己解放自己，靠甚麼去解放呢? 還不只能憑那點亂哄哄的本能直覺? 無知的掌權者只能幹無知之事。一時間，醫院不收治出身不好的「階級敵人」，紅五類病人批鬥黑五類病人，郵局不給被抄家戶送信送報。
失去知識份子所維護的人文價值，人際關係陷入有史以來最為變形異化的醜惡時期。人人處於「時刻準備著」，不是去批鬥別人就是被別人所批鬥，自己的臀部挨了踢，便去踩別人的雞眼。拈草木為刀兵，指骨肉為仇敵。師生成仇，友朋互揭，父子相殘，夫妻反目。護士妻子給被審查的丈夫打針，先高呼打倒口號，然後再行 「革命的人道主義」。韋君宜與女兒關係甚密，但在家中仍警覺收口：「我不能再講下去了，有一天我要被你出賣的。」吳祖光嘆曰：「我們這裡變成了一個愛聽假話，愛說假話的假大空世界。不會說假話，慣說真話的都被弄去改造，改造到會說假話了才叫做改造好了。」虛偽成為生存「常識」，全社會生活質量降低到生物學的蔬菜水平。
一位「幸運」的知識份子說：「我承認我是‘幸運兒’，但這不是命運之神對我特別恩賜，而是我汲取了50年代的政治教訓後所精心設計的一條人生道路。……我必須扭曲自己，必須裝傻、裝無能、裝糊塗，叫人家看不上我，對我沒興趣才行。天天打磨自己的性格棱角，恨不得把自己藏在自己的影子裡。」
在革命的名義下，踐踏了最基本的人性理念，將陰暗凶殘的獸性一面釋放出來。禮崩樂壞之下，「甚麼人間奇蹟都可以創造出來」。四川某地武鬥，抓到對立派俘虜，扒下褲子，劃開肛門拉出直腸，拴繫在壓彎的竹梢上，然後鬆開竹竿，竹梢彈上天空活活拽出那人腸子。還有挖眼珠、刀旋肛門、往人身上澆淋滾燙開水。霸佔 「黑五類」婦女，美其名曰「給你換換成份」。唐山大地震，一位爬出廢墟者，妻兒仍壓在瓦礫下，向鄰居求助，但此人多年整人結怨四鄰，得到的是一道道冰冷的目光，妻兒因長時間無人扒救，活活窒息而死。
文革對意識形態的破壞力更是難以估計，在重估價值的旗號下，否定了一切經驗理性凝成的理念與秩序，否定了一切個人的合理性，甚至包括存在價值。除了毛的個人權威與空虛的「革命」，全體國人生活在價值真空中，沒有任何需要絕對維護的價值理念，一切處於「相對論」之中，均可「因時而異」、「因領袖而移」。 1977年，吳有訓去世前特約於光遠談話，「我以為談物理學方面的事，見面才知道原來是他想上書中央，希望中央號召淡化家庭觀念。」1979年3月22 日，《北京日報》撰文——「人權不是無產階級口號」。「清官比貪官更壞」成為馬列史學最新結論。
暴力高壓與信息單一，成功壓制了知識份子的思維，超越政治許可成為絕對不敢沾碰的異端。「人民必須忠於領袖」而不是「領袖必須忠於人民」，全國思維整齊單一，認為只要守著馬恩列斯毛就可搞定一切，革命群眾碰到的任何問題，領袖們都已天才預見並作出英明指示，凡夫俗子毋須思考只須註釋。文革時期，《紅旗》發行量一千萬、《人民日報》五百餘萬，丙辰清明天安門廣場上，「幾乎所有的人都發現，大家的思想都是一樣的」。大陸知識份子已被整體剝奪——從物質到精神，脊樑崩塌，自覺或不自覺地避談國事，完全失去選擇公共話題的意願，更不用說判斷與設計價值標準。否則，1979年引領西單民主牆風騷的「政論家」，就不會是魏京生、任畹町等青工了。
全社會失去動力機制。大到政治鑑定、評級定薪，小到登記結婚、孩子入托，都掌握到單位人事科手裡。單位頭頭上至司法下至行政，權力無邊。高度集權造成社會成員集體喪失主動性，國人從入學到就業到流動，毫無個人自由。80年代初，沈從文、蕭干、汝龍、麗尼家屬等人住房，均靠年近八旬的巴金奔走呼叫才得解決。 1978年恢復職稱評審，華東師大六十歲的錢谷融(三十八年的老講師)居然連副教授都沒評上。在這樣的現實面前，加上腦體收入倒掛，知識份子還能幹什麼 ——除了全力爭取從知識份子行列中脫籍。
#p#眾所周知：經濟的槓桿必須一頭繫在社會成員的個人利益上，另一頭才能繫在社會整體的發展上。文革後，重新承認這一古老的ABC，你還不得不承認是一場「偉大而深刻的改革」，正如千家駒所說：「這些經濟學常識的再認識我們是化了高昂的代價的，……建國之後化了三十五年的代價，才懂得經濟學的一些基本常識。」
五、結語
有人希望文革永遠埋葬在經歷者的記憶中，希望知識份子再大度一把，不要再撩揭這塊傷疤——「過去了的就讓它過去吧!」據說這還是中華民族重獲振興的「金玉良言」。可是，這回知識份子不那麼好說話了，他們集體說：「不!」儘管老一代知識份子大多謝世，儘管他們的控訴受到這樣那樣的封堵，但他們還是留下了「集體記憶」。隨著時間推移，歷史的對比只會使文革的荒謬更強烈更凸顯。而且，像筆者這樣的「文革少年」，尚在中年，真正的「人還在心未死」，會同意「遺忘政策」麼? 馮驥才一文題為——<文革進入了我們的血液>。
巴金擲言：「太可怕了!十年的折磨和屈辱之後，我還不能保衛自己敘說慘痛經歷的權利。十年中間為了宣傳騙局、推銷謊言，動員了那麼多的人，使用了那麼大的力量，難道今天只要輕輕地一揮手，就可以將十年‘浩劫’一筆勾銷？!‘浩劫’絕不是文字遊戲!」邵燕祥痛斥文革：「……是數千年皇權專制主義在二十世紀人類歷史上的一次迴光返照。它的反文明、反理性、反人道，因其持續時間之長，而且發生在八億人口的大國，對人民的荼毒之深之廣，甚至超過了希特勒納粹對其國內的禍害。」一位曾在草原深處搞「兩彈」的黨員工程師說：「如果世界上還有比原子彈更厲害的東西，那就是‘文化大革命’!」文革使知識份子終於徹底認清了共產烏托邦只能走向螺旋型意義上的封建大復辟，明白了正當的目標必須經由正當的途徑，暴力最終只能通往獨裁。
文革還愚弄了郭沫若、馮友蘭、週一良這樣的「緊跟型」知識份子，當大幕落下時，他們的心境十分悲涼。一人得色，全國向隅；毛居然企望「管理地球」，而絕大多數國人處於挫敗之中，精英智慧集體萎縮，知識份子失去工作權利；中國能由此走向「共產主義天堂」麼? 當然，徹底終結文革，記錄與控訴只是第一步。爭取多元開放、以切實的制度具體保障民主的落實，防止領導人的嚴重出偏，已明確成為「第二步」。新一代知識份子深切認識到：若不從制度上進行實質性變革，民主自由不能落實到可操作層面，沿著舊轍舊道——行政與立法一體、缺乏監督與競爭，那麼一切美好的願望都會在實際操作中變形，最終必將走向徹底的反面——以自由的名義否定自由，以革命的名義鎮壓革命。
最後，我必須向那一代「價廉物美」的知識份子致敬：蕭乾自殺被救，其妻痛曰：「早知如此，何必當初。你要是1949年去了劍橋，這十七年，你起碼也是個著作等身的劍橋教授了。絕不會落到這步田地。」蕭乾神色淒厲，但加重語氣說：「想那些幹嗎! 我是中國人，就應該接受中國人的命運。」新華社「右派」女記者邵瓊表示因鳴放劃右受難「始終無悔無疚」。
蘇聯大肅反與中國文革，均爆發於奪取政權後近二十年之際。驚人的「相似形」緣於相似的政治內質：缺乏民主制度保障的革命黨專政，只能重落容異度甚低的封建窠臼，階級鬥爭正好成為翦除異己的意識形態現成工具，知識份子因其獨立性價值追求向度必遭整肅清洗。東歐及朝越古柬等共產政權，均不約而同視知識份子為敵對力量。
毛澤東發動文革，意在劉公。但如此政治大動作，不可能平地起雷，必須烘雲托月有所依憑，最關鍵的是必須得有明確的「革命對象」，方能構成「繼續革命」的必要性。在文化普及度很低的中國，劍指知識份子，容易動員群眾投入運動，毛澤東明言：「我們沒有大學教授’、中學教員、小學教員呵，全部用國民黨的，就是他們在那裡統治。文化大革命就是從他們那裡開刀。」反右已打趴下黨外士林，這次必須「火燒」黨內士子，才能敲山震虎，拉拽出他們身後的「赫魯曉夫」。北京市委的「三家村」就這樣成了最初的祭刀羊。
中共八屆政治局委員、候委33人，文革中受迫害20人；八屆中委、候委194人，「靠邊站」96人。連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都一度想自殺。中共八屆中委多為知識份子出身的開國功臣，不把他們集體摁下去，就無法拱倒黨內理性力量的劉鄧。但光批鬥黨內知識份子是不夠的，黨外知識份子也須拉來陪鬥，這樣才能說明黨內黨外串通一氣，才能證明走資派確為階級敵人在黨內的代理人。茅盾一直在上天安門，也遭家中服務員造反、領著紅衛兵抄家。1949年以後知識份子文化邊緣化，文革則完成政治邊緣化。
1978年12月13日，葉劍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宣布：文革死了二千萬人，整了一億人，佔全國人口的九分之一。知識份子所佔比例無從得知，但他們無疑是最痛苦最無助的那一部分，因為他們是明確地必須打倒的革命對象。不過，知識份子的陪綁並非純屬「無辜」，從價值觀念上，他們確實是「走資派」的社會基礎，不搞倒他們，極左那一套便難以貫徹推行。何況，鎮壓知識份子在中國素有傳統，北洋時期，「軍閥鎮壓群眾運動的第一件事便是把農村教員和他們的得意門生抓去砍頭」。
面對文革狂濤，心理落差最大，日子最難過，心理最難平衡，自殺最多的，是那些一直自詡為革命中堅的左派，尤其是那些反右鬥士。其中名流有：老舍、鄧拓、李立三、葉以群、範長江、趙九章、聞捷、楊朔、李廣田、孔厥、羅廣斌、周瘦鵑、俞鴻模、饒毓泰(中央研究院院士)、陳璉(陳佈雷之女)、梁思順(梁啟超之女)、南漢宸(中貿委主任)、張學思(張學良之弟)、傅雷夫婦、翦伯讚夫婦……被迫害致死的文化名人：吳晗夫婦、馬敘倫、李達、張東蓀、潘光旦、田漢、馮雪峰、邵荃麟、趙樹理、巴人、麗尼、彭康、海默、羅廣斌、陳翔鶴、蕭也牧、魏金枝、侯金鏡、孟超、馮沅君、鄭君裡……
華東師大黨委書記常溪萍，將該校中文系幾十位師生劃右，超額完成揪右指標，1965年奉調北大參與該校社教工作隊，又整了不少師生。文革前回華東師大，文革一起，被造反派扭著到處游鬥，每間學生宿舍都可通過廣播勒令他在指定時間接受批判，常溪萍跳樓自殺。吳晗當年率先向「章羅聯盟」猛烈開炮，在人大發表 <我憤恨!我控訴!>，像一挺掃射的機關鎗，掌聲激起，深得眷恩，總以為與黨的關係是通過戰火考驗的，也淪為「三反份子」，比右派還反動，這彎子怎麼轉得過來?一貫緊跟的曹禺只想一死了之，「我跪在地上，求著方瑞，‘你幫助我死了吧! 用電電死我吧!’」曹妻方瑞則反過來求丈夫：「你先幫我死好不好?」蕭乾回憶：「對不少人來說，死比活著美麗多了，有吸引力多了。我也幾乎加入了那個行列。……蹲牛棚時，每次上廁所我都在勘察死的方式和方法，琢磨哪根管子挂得住腰帶，要是跳樓從哪裡往下蹦。」
北大生劉順元，抗戰後歷任中共大連、濟南市委書記，文革後出任中紀委副書記，文革中關入上海警備司令部地下室，雙手從肩背反銬，飯倒在地上，要他趴地舔吃。農村的批鬥遠比城市野蠻。縣長、縣委書記脖栓幾十斤重的糞桶，一邊斗一邊往裡扔石頭，糞汁濺得滿身滿臉。有人熬不過，又一下找不到自殺「路徑」，吃飯時將筷子插進鼻孔，用力往桌上一磕，筷子穿進腦子；有的自殺者跳了糞坑。能否保持人格尊嚴成了知識份子的最後一道防線。
個人自尊與自殺成正比，與生存機率成反比。自殺成為保持尊嚴的「唯一武器」。1966年9月3日，詩人陳夢家在家中第二次自殺成功，遺言：「我不能再讓別人把我當猴子耍。」自殺者中以留學背景者為多，從香港回國的乒壇三傑——姜永寧、容國團、傅其芳，全部選擇自殺，「一致認為」生不如死。然而，不要以為死了就一了百了，一句「自絕於人民」，依然讓你死不安寧。
北大校園監獄——「黑幫監改大院」，關押著二百多名教職員。王力、朱德熙等著名教授「忝列其中」。「背錯一個字(語錄)，立即一記耳光。每天晚上的訓話，也是舊地獄中決不會有的。每當夜幕降臨，犯人們列隊候訓。惡狠狠的訓斥聲，清脆的耳光聲，互相應答，融入夜空。」北大被揪出「立案審查」者達九百多人， 「牛鬼」們走路不許抬頭，坐著不准翹二郎腿，整天寫無盡無止的檢查交代，不許醜表功、攀關係、安釘子，不許半點虛假。朋友相見，不敢說話，語不及私，只能 「眉目傳情」。為防說夢話，有人銜著手絹才敢入睡。稍一不慎，就是「現反」，一判就是十年。眾多「牛鬼」嚮往監獄，那兒至少沒有無時無刻的監督與隨時可能落下來的拳棒。每一所五七干校左近都有一「附件」——幾座或十多座新墳?BR> 1968年6月23日，陳白塵日記：「下午文聯各協會與生產隊聯合舉行鬥爭大會，第一次被施以‘噴氣式’且挨敲打。每人都汗流如雨，滴水成汪。冰心年近七十，亦不免。文井撐持不住，要求跪下，以代‘噴氣式’，雖被允，又拳足交加。但令人難忍者，是與生產隊中四類份子同被鬥，其中且有扒灰公公，頗感侮辱。」 革命女將不准六十五歲的丁玲睡午覺 (革命派與反革命總得有區別)，不准她抬頭 (「看，她那仇恨的眼光!」)、不准她打鼾 (破壞革命小將休息)、不准她不欣賞每晚低劣的宿舍晚會。青島紅衛兵挖開康有為的墳墓，把康有為帶有白髮的頭骨挑起遊街。
#p#蕭乾記載：「到1966年紅八月，革命就由陰慘慘變為血淋淋的了。丟在胡同口垃圾堆上的六條‘屍首’，有人說還沒斷氣呢，就拉到火葬場去了。大孩子告訴我，他們高中那位幹了一輩子教育工作的老教師被打死後，造反派非逼著校長在陽台上抱著死屍跳舞——他乾脆跳了樓。」 流沙河之妻為監禁的丈夫送飯，鄰院廊樓上的工人射尿而下，澆淋其頭髮和飯籃。一位女紅衛兵將點燃的鞭炮塞到雙手被綁雙眼被蒙的「走資派」耳中，炸聲響起， 「走資派」倒地吱哇亂叫。有人責問是否太狠了，女將答曰：對付階級敵人，還算輕的。
知識份子是標準的政治賤民——臭老九。每天必須將門打開，以便革命群眾隨時入室監督查抄、發布訓示，每次進出亦須向治安委員立正報告。兩個孩子吵架，一個罵：「你哥哥是勞改份子，你以後也要當勞改份子!」另一個回敬：「你們家都是知識份子! 你長大了也是個知識份子!」
二、焚書•幽默•叫好
專政全憑知識少，反動皆因文化多；知識份子的代名詞是「有學問的混蛋」，勞改隊中地位更低，被小偷流氓呼為「吃屎份子」。湖南出了一句領導名言：「三個知識份子在一起就會反黨!」有人公開聲稱：「不把你們這些知識份子統統槍斃，就算便宜你們啦。」
五四名士瀋尹默在上海數度被抄家，六十多年搜藏的詩詞字畫古帖古書全部被運走燒燬。劉海粟被二十四次抄家，甚麼東西都拿走了，六朝唐宋明清及自己的字畫七八十件都沒了下落。北大荒兵團某連，挖出一個埋藏很深的「階級敵人」，罪行是傳播黃色書籍——《巴金的春天裡的秋天》，判刑十五年。林風眠入獄四年半，沒有理由也毋須理由，大量作品被浸入浴缸溶成紙漿沖走。
1966年8月24日，北京123中學紅衛兵湧進梁漱溟寓所，撕字畫、砸古玩、燒圖書，梁氏三代京官所購珍本古籍、明清名家手跡、大量藏書，在院裡燒了好幾天。1967年2月，梁思成第三次被勒令搬家，只給二十四平方米一小屋，不得不盡賣藏書(包括其父的《飲冰室文集》)，雇三輪車往廢品收購站拉了一整天，共四十五車次，計售人民幣三十五元。華東師大教授許傑掛著「老右派」木牌，多年打掃學生宿舍廁所，老兩口住在全校最破舊的狹小工房，煤爐就在床邊，藏書無處可放，大都論斤賣了廢紙。《文匯報》右派呂文：「二十多年的體力勞動下來，平反後，我連字都不會寫了。」罰掃大街的路翎，家裡竟沒有一本書、一支鉛筆、一頁稿紙，已完全失去寫點甚麼的慾望與需要。
文革期間，知識份子的智慧只能體現在好兵帥克式的幽默上，盡量不給殘暴者發泄獸慾的機會。廖沫沙得以存活的原因在於其幽默性格——「等到他們動手扭胳臂，迫使我低頭彎腰撅屁股的時候，……我的滑稽感就油然而生。在低頭彎腰的時候，我默念起：‘大慈大悲南無阿彌陀佛，救苦救難觀世音菩薩!’用這樣的咒語來分散肉體的不舒適和取得精神上的勝利與快樂。」
黑色幽默的檔次也愈來愈高。中央美院某學者被派往歷史博物館打掃女廁，他卻從這一侮辱性的差事中找出閃光點：「這是造反派領導、革命小將對我的信任，雖然我政治上不可靠，但道德上可靠……」北大學生右派鄭光弟，因硬不低頭，進了鐵絲網內的勞改隊，實在熬不過去，自行了斷。不過，方式特異。他將繩子一頭拴在水塘坡的樹根上，另一頭捆住雙腳，上半截身子順著傾斜的塘坡栽向水中。樹上留一紙條：「我因對未來絕望，而和大家訣別了。無論哪位路過這兒的仁人君子，只要像拉魚網一樣往上一提繩子，另一個世界的萬物之靈，便又和‘同類’見面了。」郵局門口代寫書信的捉刀人與時俱進擴展業務，明碼標價：家信一角，一般檢討二角，保證一次過關的深刻檢討五角。
對絕大多數左派知識份子來說，文革屬於「猝然降臨」，他們手足無措莫知應對。那時，斯大林大清洗尚內幕不詳，蘇區早期肅反更諱莫如深。他們無法從革命的歷史中找到對應的邏輯性解釋。剛剛還在為革命歡呼高歌，轉眼成為革命的對象，實在無法接受這種猝然轉逆，也理解不了革命為何會成為革命者的苦海。儘管一再提高認識，一再自誡必須接受革命群眾的幫助，但又怎麼忍受得了完全的栽誣與相互揭發的尷尬呢? 然而，悲劇之悲乃是文革之初，絕大多數知識份子完全認同「繼續革命論」，即使「觸及皮膚」，也認為是必要的，怪只怪自己水平太低，理解不了運動的「偉大意義」。他們都以「緊跟」為榮，為沒有資格「效忠」頓足捶胸。他們認認真真寫日記，學習王傑每天自問五十個「為甚麼」，查問每一行為的對錯。多數知識份子非常虔誠地接受批判，祈求脫胎換骨靈魂淨化；竭力說服自己去承受種種侮辱、寬容那些毆打自己的革命派。只是「我本將心托明月，誰知明月照溝渠」。
#p#於光遠回憶：「文革剛發動的那會兒，我都是把它們當作一場原則性的黨內鬥爭來接受的，自己也努力反省自己在思想上是否有不符合黨的要求的缺點和錯誤。」季羨林說：「我自己在被打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的時候還虔信‘文化大革命’的正確性。……一直到1976年‘四人幫’被打倒，我一直擁護七、八年一次、一次七、八年的‘革命’。」梁思成病情惡化無力外出，令妻子每天抄回有關他的大字報，「還有各種‘革命組織’印發的眾多‘揭發材料’和‘首長講話’，他都如飢似渴地讀著。我們不斷努力去接受這些大字報上的‘革命’觀點，拚命想跟上‘群眾’的步伐。」 楊沫跟丈夫辯論：「毛主席親自發動和領導的這場大革命還能不對麼？」
50年代初的思想改造運動，「脫褲子」、「割尾巴」，已打掉知識份子的價值自信，從根子上否定了他們此前的人生經驗，使他們學會了以「原則」代替感情(沈從文語)，首先思想投降，自我懷疑，乖乖地沒錯找錯。吳宓在思想改造運動後說：「我皈依毛公陛下之心將進而虔誠寅敬矣!」紅色教授馮至的口頭禪——「偉大的時代，渺小的我。」至此，個人權利被名正言順地褫奪。知識份子的這一價值退讓，不僅使中國淪為政治全控型社會，也使自己淪為「最可欺負的人」。巴金甚至稱姚文元「無產階級的金棍子」，為打在身上的棍棒叫好。失去本能意識，甘于思想自虐，乃是最深刻的文化悲劇。
另一值得注意的是右派與久受壓抑的知識份子的心態。文革初期，他們雖不理解，卻從心裏擁護。「右派」藍翎坦白：「‘文革’剛開始時我不理解，但也擁護。心裏想，每次你們不是斗人家嗎，這次也讓你們嚐嚐味道。」1959年右傾挨批吃癟的郭小川，在檢討書裡泄憤：「舊作協批判了邵荃麟，我感到十分痛快……現在看出來，到底誰是好人，誰是壞人？」「我從內心深處痛恨我自己，也痛恨周揚們。我更是願意揭發他們這些王八蛋的。」
文革中還有重要一景：幾乎所有自殺者都高呼領袖萬歲，表現出對革命的不貳忠心。雖身蒙重冤，但革命本身卻是千對萬對。沒有人對革命本身、對領袖存有任何懷疑。如鄧拓、吳晗、翦伯讚……1966年8月2日，葉以群跳樓自殺，遺書妻兒：「唯一要求你們的，就是堅決聽黨的話，堅決站在黨的立場上，逐步認清我的罪惡，激起對我的仇恨，堅定不移地與我劃清界限!……最後一句話就是要求你們認真讀毛主席的書，聽共產黨的話!為黨立功!」知識份子諸多社會功能——預警神經、理性閘門、人文標尺等，喪失殆盡。
三、艱難的覺悟
最初就能看穿文革迷霧的，只能是站離廬山的「老甲魚」——章士釗、章乃器、張治中等。章士釗致信毛劉想當「和事佬」，張治中撐持病體上天安門欲勸止毛澤東的文革腳步。章乃器的態度是：「眼看他起朱樓，眼看他宴賓客，眼看他樓塌了。」章伯鈞與羅隆基則早在文革前得知《大英百科全書》新添條目——「章伯鈞、羅隆基是在社會主義國家制度下，要求實行民主政治」，便認定毛澤東違憲，「我們是為真理而淪為賤民。」
中小知識份子能夠挺身而出者，除了個人道德勇氣，還須擁有異質思想資源。文革前已下獄的林昭，幼年為基督教徒，這使她能依據教義發出質疑，她向《人民日報》等單位寄發公開信，表示對曾膜拜為父的毛澤東信念破滅，指斥毛是披著洋袍的真命天子，中國正淪於暴政之中——「剝奪人所有尊嚴的社會」。青工遇羅克撰寫《出身論》，其思想資源乃是基於平等自由等西方人文理念。囿于思考能力，絕大多數知青只能發問無力解剖。1977年被槍斃的王申酉迷惑不解：「為甚麼青年時代的毛澤東曾那麼大力與禁錮著他精神發展的種種社會桎梏作鬥爭，但他走上政治舞臺後，卻使我們這一代青年帶上更嚴厲的精神桎梏?」 賀綠汀之女賀曉秋憑直覺抵抗，以自殺「對抗文革」。她對審訊者直言：「對‘文化大革命’，我想不通，我就是想不通，我也不願意想通!」
就知識份子整體來說，能夠從理性層面上進行批判反思者，寥若晨星。辨析烏托邦的難度在於它那件新麗閃光的外衣——終極解決一切社會弊端，使人很難一下子認清內裡的舊貨。何況出於對國民黨的厭惡及強大的民族情結，知識份子亟願承認新政權的合法性。陳寅恪、吳宓、余上沅一再拒絕飛臺；冰心夫婦、錢學森、蕭乾等海外投歸。《觀察》雜誌1947年公布的七十九名撰稿人，除十餘人外，大多留居故土。中小知識份子對新政權的歡呼聲自然更高，90年代末仍健在的一些新聞界「右派」，當年均為中小自由知識份子，感情上對新政權一面倒，包括與國民黨關係十分密切者。雖然對新式意識形態不熟悉或不認同，但也不可能全力抗禦。更何況，「大同」型的均貧富具有不可抗拒的道德魅力，乃是中國士子的千年夢寐。老舍1965年詩云：「滾滾橫流水，茫茫末世人；倘無共產黨，荒野鬼為鄰。」 周瘦鵑得毛接見後，將毛給的一枝香菸掐滅帶回，供奉玻璃罩中。1957年3月，傅雷給在波蘭的兒子寫信：「毛主席只有一個，別國沒有……他們(指波蘭)的知識份子彷徨，你可不必彷徨。偉大的毛主席遠遠地發出萬丈光芒，照著你的前路，你得不辜負他老人家的領導才好。」
50年代初，新政權禁毒禁娼禁賭，取締幫會，最初的廉潔自律，知識份子認為政權與公正迭合，聽黨的話與追求自由並不矛盾，一切批評已無必要，一切均可寄託 「組織解決」，自甘工具自棄獨立。雖然思想改造運動使一些知識份子產生疑懼，但大多還是從積極方面理解並支持新政權。較之政治方面的暴力，文化價值上的認同才是「艱難覺悟」的致因。
#p#1991年，九十一歲的夏衍仍天真地說：「中國知識份子這樣真心地擁護和支持中國共產黨，而四十多年來，中國知識份子的遭遇又能如何呢? 眾所周知，1957年的反右派，1959年的反右傾、拔白旗，1964年的文化部整風，以及‘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首當其衝的恰恰是知識份子。這個問題，我想了很久，但找不到順理成章的回答，只能說這是民族的悲劇吧。」像鎮壓知識份子如此長時間大規模的集體行為，如果僅僅歸結為毛的個人原因，顯然難以成立。缺乏意識形態與制度的護航，即缺乏一種強大的集體意志，是不可能走得這麼遠的。高齡夏衍還想不清，只能說明他深陷廬山之限。左翼文士理性反思能力整體偏低，缺乏從根子上檢討的價值起點，大難過後也難產生有質量的剖析。
四、失去理性堤壩之後
中組部1983年統計，全國各級領導人八十一萬，大學文化只佔6％，高中22％，初中以下72％。黨委系統尤甚，縣委一級大學程度僅為5％。文化低的在上面，無知管理有知，老粗管老細；青少年管中老年，學生指導教師；半文盲陳永貴、紡織女工吳桂賢當副總理……全社會價值結構倒置，幼稚的求學者反而擁有揀選傳授何種知識的決定權。缺乏人文底蘊的「革命人民」，不可能無師自通地走向理性；斬斷經驗的繼承，不可能有序地實施管理。大破四舊只能是大破文物，血腥武鬥只能是為一派之利。原因很簡單，「新一代革命人民」不可能真正大公無私。自己解放自己，靠甚麼去解放呢? 還不只能憑那點亂哄哄的本能直覺? 無知的掌權者只能幹無知之事。一時間，醫院不收治出身不好的「階級敵人」，紅五類病人批鬥黑五類病人，郵局不給被抄家戶送信送報。
失去知識份子所維護的人文價值，人際關係陷入有史以來最為變形異化的醜惡時期。人人處於「時刻準備著」，不是去批鬥別人就是被別人所批鬥，自己的臀部挨了踢，便去踩別人的雞眼。拈草木為刀兵，指骨肉為仇敵。師生成仇，友朋互揭，父子相殘，夫妻反目。護士妻子給被審查的丈夫打針，先高呼打倒口號，然後再行 「革命的人道主義」。韋君宜與女兒關係甚密，但在家中仍警覺收口：「我不能再講下去了，有一天我要被你出賣的。」吳祖光嘆曰：「我們這裡變成了一個愛聽假話，愛說假話的假大空世界。不會說假話，慣說真話的都被弄去改造，改造到會說假話了才叫做改造好了。」虛偽成為生存「常識」，全社會生活質量降低到生物學的蔬菜水平。
一位「幸運」的知識份子說：「我承認我是‘幸運兒’，但這不是命運之神對我特別恩賜，而是我汲取了50年代的政治教訓後所精心設計的一條人生道路。……我必須扭曲自己，必須裝傻、裝無能、裝糊塗，叫人家看不上我，對我沒興趣才行。天天打磨自己的性格棱角，恨不得把自己藏在自己的影子裡。」
在革命的名義下，踐踏了最基本的人性理念，將陰暗凶殘的獸性一面釋放出來。禮崩樂壞之下，「甚麼人間奇蹟都可以創造出來」。四川某地武鬥，抓到對立派俘虜，扒下褲子，劃開肛門拉出直腸，拴繫在壓彎的竹梢上，然後鬆開竹竿，竹梢彈上天空活活拽出那人腸子。還有挖眼珠、刀旋肛門、往人身上澆淋滾燙開水。霸佔 「黑五類」婦女，美其名曰「給你換換成份」。唐山大地震，一位爬出廢墟者，妻兒仍壓在瓦礫下，向鄰居求助，但此人多年整人結怨四鄰，得到的是一道道冰冷的目光，妻兒因長時間無人扒救，活活窒息而死。
文革對意識形態的破壞力更是難以估計，在重估價值的旗號下，否定了一切經驗理性凝成的理念與秩序，否定了一切個人的合理性，甚至包括存在價值。除了毛的個人權威與空虛的「革命」，全體國人生活在價值真空中，沒有任何需要絕對維護的價值理念，一切處於「相對論」之中，均可「因時而異」、「因領袖而移」。 1977年，吳有訓去世前特約於光遠談話，「我以為談物理學方面的事，見面才知道原來是他想上書中央，希望中央號召淡化家庭觀念。」1979年3月22 日，《北京日報》撰文——「人權不是無產階級口號」。「清官比貪官更壞」成為馬列史學最新結論。
暴力高壓與信息單一，成功壓制了知識份子的思維，超越政治許可成為絕對不敢沾碰的異端。「人民必須忠於領袖」而不是「領袖必須忠於人民」，全國思維整齊單一，認為只要守著馬恩列斯毛就可搞定一切，革命群眾碰到的任何問題，領袖們都已天才預見並作出英明指示，凡夫俗子毋須思考只須註釋。文革時期，《紅旗》發行量一千萬、《人民日報》五百餘萬，丙辰清明天安門廣場上，「幾乎所有的人都發現，大家的思想都是一樣的」。大陸知識份子已被整體剝奪——從物質到精神，脊樑崩塌，自覺或不自覺地避談國事，完全失去選擇公共話題的意願，更不用說判斷與設計價值標準。否則，1979年引領西單民主牆風騷的「政論家」，就不會是魏京生、任畹町等青工了。
全社會失去動力機制。大到政治鑑定、評級定薪，小到登記結婚、孩子入托，都掌握到單位人事科手裡。單位頭頭上至司法下至行政，權力無邊。高度集權造成社會成員集體喪失主動性，國人從入學到就業到流動，毫無個人自由。80年代初，沈從文、蕭干、汝龍、麗尼家屬等人住房，均靠年近八旬的巴金奔走呼叫才得解決。 1978年恢復職稱評審，華東師大六十歲的錢谷融(三十八年的老講師)居然連副教授都沒評上。在這樣的現實面前，加上腦體收入倒掛，知識份子還能幹什麼 ——除了全力爭取從知識份子行列中脫籍。
#p#眾所周知：經濟的槓桿必須一頭繫在社會成員的個人利益上，另一頭才能繫在社會整體的發展上。文革後，重新承認這一古老的ABC，你還不得不承認是一場「偉大而深刻的改革」，正如千家駒所說：「這些經濟學常識的再認識我們是化了高昂的代價的，……建國之後化了三十五年的代價，才懂得經濟學的一些基本常識。」
五、結語
有人希望文革永遠埋葬在經歷者的記憶中，希望知識份子再大度一把，不要再撩揭這塊傷疤——「過去了的就讓它過去吧!」據說這還是中華民族重獲振興的「金玉良言」。可是，這回知識份子不那麼好說話了，他們集體說：「不!」儘管老一代知識份子大多謝世，儘管他們的控訴受到這樣那樣的封堵，但他們還是留下了「集體記憶」。隨著時間推移，歷史的對比只會使文革的荒謬更強烈更凸顯。而且，像筆者這樣的「文革少年」，尚在中年，真正的「人還在心未死」，會同意「遺忘政策」麼? 馮驥才一文題為——<文革進入了我們的血液>。
巴金擲言：「太可怕了!十年的折磨和屈辱之後，我還不能保衛自己敘說慘痛經歷的權利。十年中間為了宣傳騙局、推銷謊言，動員了那麼多的人，使用了那麼大的力量，難道今天只要輕輕地一揮手，就可以將十年‘浩劫’一筆勾銷？!‘浩劫’絕不是文字遊戲!」邵燕祥痛斥文革：「……是數千年皇權專制主義在二十世紀人類歷史上的一次迴光返照。它的反文明、反理性、反人道，因其持續時間之長，而且發生在八億人口的大國，對人民的荼毒之深之廣，甚至超過了希特勒納粹對其國內的禍害。」一位曾在草原深處搞「兩彈」的黨員工程師說：「如果世界上還有比原子彈更厲害的東西，那就是‘文化大革命’!」文革使知識份子終於徹底認清了共產烏托邦只能走向螺旋型意義上的封建大復辟，明白了正當的目標必須經由正當的途徑，暴力最終只能通往獨裁。
文革還愚弄了郭沫若、馮友蘭、週一良這樣的「緊跟型」知識份子，當大幕落下時，他們的心境十分悲涼。一人得色，全國向隅；毛居然企望「管理地球」，而絕大多數國人處於挫敗之中，精英智慧集體萎縮，知識份子失去工作權利；中國能由此走向「共產主義天堂」麼? 當然，徹底終結文革，記錄與控訴只是第一步。爭取多元開放、以切實的制度具體保障民主的落實，防止領導人的嚴重出偏，已明確成為「第二步」。新一代知識份子深切認識到：若不從制度上進行實質性變革，民主自由不能落實到可操作層面，沿著舊轍舊道——行政與立法一體、缺乏監督與競爭，那麼一切美好的願望都會在實際操作中變形，最終必將走向徹底的反面——以自由的名義否定自由，以革命的名義鎮壓革命。
最後，我必須向那一代「價廉物美」的知識份子致敬：蕭乾自殺被救，其妻痛曰：「早知如此，何必當初。你要是1949年去了劍橋，這十七年，你起碼也是個著作等身的劍橋教授了。絕不會落到這步田地。」蕭乾神色淒厲，但加重語氣說：「想那些幹嗎! 我是中國人，就應該接受中國人的命運。」新華社「右派」女記者邵瓊表示因鳴放劃右受難「始終無悔無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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