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二重人格,是指言行不一、口蜜腹剑、巧言令色、两面三刀的伪君子也。
中国人的二重人格,有很多俗语来形容。如“当面说好话、背后做鬼事”,“见人说话、见鬼打卦”,“察言观色、见风使舵”,“口吐莲花,心使坏水”,“口蜜腹剑,面善心恶”,“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人前冠冕堂皇、人后无耻荒唐”,“左手握手言欢、右手藏刀拿枪”,“台上笑呵呵、桌下在踢脚”等等。
在大跃进年代,中国人民“热情疯涨”,被政治高压着驱赶着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明明是饿得发昏、浑身浮肿,却只能自欺欺人地说:“这是生活过得太好了,撑成了这样”;而在那时,谁个不知“亩产十万斤”是新的《天方夜潭》?却不敢说破,也随声附和着“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想不到、就怕做不到”;也明明知道皇帝身上的“新衣”,其实就是什么都没穿,还光着一个丑陋的屁股腚,却要应声附和说:“啊! 多美的新衣呀,真是妙不可言”。只有那不善把握“政治方向”的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将他说破。可怜“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的彭德怀,立马就遭了殃。
在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中国农民将草根、树皮、甲虫、蚯蚓吃个精光,神州大地、饿殍遍野;大江南北、白骨成山;犹以种粮人饿死者为甚,竟超过从辛亥革命到国共内战历次战争阵亡将士的总和。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和“敬爱的”周总理,却面不改色心不跳地向世界郑重宣称:“尽管我们困难,却没有饿死过一个人”。大家明知这是个掩耳盗铃的弥天大谎,却一个个噤若寒蝉不敢反驳,还要“心甘情愿”地做他的应屁虫,对他的“英明领导” 高唱颂歌。
在文化大革命那个“人性灭绝、兽性高张”的时代,很多人明明知道:那些遭了殃的“臭老九”和“地、富、反、坏、右”,他们也是父母所生的血肉之躯,并不是一些青面獠牙的怪兽。人们一个个却要装出一副“最最革命”的样子,也跟着众人高喊“打倒、踏平、炮轰”,以争取“表现积极、阵线分明”的评价,借以免祸或爬官。
文革结束后,当年那些吆喝起哄、助桀为虐、背亲卖友、落井下石的人们,他们心里自然明白,自己当年的卑鄙行径为社会所不齿,但却以一句“大势所驱、被迫无奈”为托词,来洗刷自己所犯的罪恶。并将捷克作家昆德拉所著的全面阐述犬儒哲学的《生命不能承受之轻》作为思想理论武器,从而减轻内心的负罪感。
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切向钱看”的时代,已暴露和未暴露的成克杰、胡长清之流,他们在台上作“反腐败”报告,可谓口若悬河、语惊四座,说得比谁都诚恳和动听。成克杰更以一句“一想到广西还有七百万人没有脱贫,我这个当主席的就睡不着觉啊”而轰动了全世界。但他在台下却是日进万金,仍不知足。而国人对这些“反腐败楷模”们,表面上也是毕恭毕敬、诚惶诚恐,背后却是跺脚骂娘、戳脊梁骨。
在“统计为政治(绩)服务”和“官出数字,数字出官”的时代,贫苦农民的生活稍稍有了改善,就会变成数倍的“人均收入”,就会成为各级胥吏邀功请赏的资本,就会成为披红挂彩、敲锣打鼓地向上级“报喜”典型事迹……大家虽然对此心知肚明:这不是魔术师的勾当嘛?可是又有谁敢点破?表面上仍然笑着说“是啊、是啊,的确是这样”;骨子里却在骂“这不是放卫星的‘拷贝’嘛”。
平时朋友们聚谈,对于社会腐败、人心堕落,我们可以骂天骂地骂“共产党”;可公开场合谁有这种胆量?就算是你不幸说漏了嘴,也可能将半条命搭上。不信您就试试看。
再看看各种各样的“选举”,谁不明白这只是自欺欺人、掩耳盗铃的勾当?但都要装模作样地把假事当成真事来干。好象一个个都是演技出色的演员,不但演得惟妙惟肖,而且演得越来越理直气壮。
生活在这样一个人情关系网异常坚固的社会里,谁敢保证自己不为了家庭、子女、亲人而有求于人?虽然你心里十分厌恶行贿送礼行为的可耻,但你为了把事情办成,却不得不咬紧牙关、强压下心中的怒火,提上价值不菲的礼品或现金,并满脸堆笑地希望官员笑纳。
今天的“历史”教科书,是以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的所谓的“必然规律”为经,以所谓的“阶级斗争”为纬,以“成王败寇”和“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等流氓逻辑为枝叶,把中国历史和人类历史,曲解成了某个阴谋集团篡国夺权的“合理性”的教条。我们虽然感到恶心作呕,却只能闭着眼睛跟着念经。
今天的“历史”教科书,满篇都是“以论代史”的武断和自负,满篇都是不需要史实来证明的“历史结论”。而不是以史实本身来说明历史,给学生以见仁见智的思想空间。虽然自己明白其荒谬虚伪,虽然知道其贻笑世界史林,但各种各样的考试,你如果不按他们的要求答题,就没有过关的可能。
假作真时真亦假,人们相互之间,谁也不敢相信谁。人与人之间,必须像防贼一样的互相防范。正直、善良、真诚、纯洁的品性,只留存于童年和童话的世界里。如果作为成年人,还像童年一样正直、善良、单纯、真诚,他就会被人们称之为“幼稚”和“缺心眼”。这样“幼稚单纯缺心眼”的人,生活在这个社会里,只能受到无穷的暗算。
看今日之社会,慈眉善目的面孔背后,往往隐藏着一肚子坏水;花言巧语的人们,往往盘算着把你口袋里的钱财骗到他的手上;人们在公开场合的发言和讲话,请你扪心自问——有几句话是出于自己的真情实意?近年还报道出浙江某地一支驻扎两年之久的部队,竟然也是一个走私集团冒充的。
历次政治运动的翻云覆雨,都以整治人的尊严为主要目的,都是为了将具有正直、善良、真诚、纯洁品德的人“淘汰”出局。能够苟活性命于这种乱世的,是那些像泥鳅一样溜滑、像猴子一样精明的人。
中国人所谓的“成熟”,是以丢失做人的正直、真诚、善良、纯洁品性为基本标志的。是以失去对他人和社会的基本信任为基本特征的。
在这个“中国特色”的社会里,如果一个人说假话、做鬼事而变得面不改色心不跳了,那么就表示这个人“成熟”了;如果一个人善于掩盖自己的真情实意而变得彻底的虚伪了,那么就表示这个人彻底的“成熟”了;如果一个人面对罪恶、强暴和不公处之泰然了,那么这个人就“成熟”了;如果一个人面对贪污、腐败、特权、专制安之若素了,那么就表示这个人完全“成熟”了。
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里,除了关起门来置身于自己的小天地之中以外,其他场合,你就必须整天带着假面具去交际应酬;必须整天说假话来自欺和欺人。否则就会到处碰壁。这样的虚伪生活,不感到身心疲惫,那才叫怪事?
今天的文凭和证书,有几个是货真价实的东西?大都是一些连自己都不敢相信的玩意。而这些玩意,只要肯花钱,就可以手到擒来。但要是没有这些“玩意”在手,却让你寸步难行。
今日之中国,假货泛滥成灾,上街买米,要担心大米是否有毒?买面粉,要提防是不是用化学药剂漂白而成的?买食用油脂,要担心是否是垃圾油脂提炼出来的?买酱油,生怕里面泡着恶心的苍蝇?买火腿、烧鸡、烤鸭等,要担心是否是用剧毒的红丹、黄丹等强染色剂染成的?买小电器,要担心伪劣商品是否会搭上你的小命?而买农药的农民则更“绝”,干脆打开药瓶用舌头舔一舔,看看是否有麻舌的感觉。
所有这一切,国人已经见怪不怪而习以为常了。反之,则被人视为反常的现象,被当成这个社会的“新闻”。所以,官方才将那些不贪污、不腐败、不乱搞女人的官员,作为这个时代的“新闻人物”,并恬不知耻地进行大肆渲染,还说这就是这个社会的“主旋律”。
虚伪的现实,给人以灵魂的陶冶。名目繁多的政治运动,把人驯化成猴精油滑“泥鳅”。人们必须在这猴精油滑的基础上,再打上机油,才能混迹于这个社会。
政治上的覆雨翻云,意识形态上的指鹿为马,人们谁不对此深恶痛绝?尽管人们一次次地被无情愚弄和嘲讽,却反而认为这种愚弄和嘲讽是理所当然的;小部分人虽对这种荒唐做法有所警觉,却不能搬起石头砸天去,也只能徒叹奈何。而“肉食者”正是凭籍着这种“国情”,才玩芸芸众生于股掌之上。
笔者实在不愿罗列这让人沮丧的流水账,而是以此证明中国人的二重人格无时不在、无处不有也。此为中国人之顽症,不下以猛药,决无根除的希望。可怕的不是国人的这种二重人格,而是将这种丑陋和邪恶的二重人格,当成了这个时代的正常现象。而那些具有正直善良、诚实守信的单纯人格者,则处处被碰得头破血流,甚至不容于这个社会。
生活于这样一个社会里,人们都必须带着假面具生活。逢人必须说假话、做鬼事才能获得生存的机会。讲真话做实事,就变成了这个社会的“傻卵”和另类。政治成为“翻云覆雨、指鹿为马”的魔术,经济成为乔妆打扮、粉饰太平的道具……所有这一切,极有可能造成整个社会信任、信用、信仰等价值体系的彻底崩溃。
如果有一天,世界主流文明已经认为——这个可耻的国家,已经没有一样东西值得信赖的了;这个国家的人民,都戴着假面具生活;这些虚伪的魔鬼,都在说着假话、做着鬼事混日子。业已变成一个名副其实的“两面国”(清代李汝珍所著的神话小说《镜花缘》中的一个国家)。到那时,我们有何脸面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一国之人,无自由之思想,必无独立之人格;无独立之人格,必无责任之担当;无责任之担当,必无道德之勇气;无道德之勇气,必为蝇营狗苟之奴隶;而蝇营狗苟的奴隶充斥的国度,必无国格和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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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二重人格,有很多俗语来形容。如“当面说好话、背后做鬼事”,“见人说话、见鬼打卦”,“察言观色、见风使舵”,“口吐莲花,心使坏水”,“口蜜腹剑,面善心恶”,“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人前冠冕堂皇、人后无耻荒唐”,“左手握手言欢、右手藏刀拿枪”,“台上笑呵呵、桌下在踢脚”等等。
在大跃进年代,中国人民“热情疯涨”,被政治高压着驱赶着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明明是饿得发昏、浑身浮肿,却只能自欺欺人地说:“这是生活过得太好了,撑成了这样”;而在那时,谁个不知“亩产十万斤”是新的《天方夜潭》?却不敢说破,也随声附和着“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想不到、就怕做不到”;也明明知道皇帝身上的“新衣”,其实就是什么都没穿,还光着一个丑陋的屁股腚,却要应声附和说:“啊! 多美的新衣呀,真是妙不可言”。只有那不善把握“政治方向”的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将他说破。可怜“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的彭德怀,立马就遭了殃。
在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中国农民将草根、树皮、甲虫、蚯蚓吃个精光,神州大地、饿殍遍野;大江南北、白骨成山;犹以种粮人饿死者为甚,竟超过从辛亥革命到国共内战历次战争阵亡将士的总和。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和“敬爱的”周总理,却面不改色心不跳地向世界郑重宣称:“尽管我们困难,却没有饿死过一个人”。大家明知这是个掩耳盗铃的弥天大谎,却一个个噤若寒蝉不敢反驳,还要“心甘情愿”地做他的应屁虫,对他的“英明领导” 高唱颂歌。
在文化大革命那个“人性灭绝、兽性高张”的时代,很多人明明知道:那些遭了殃的“臭老九”和“地、富、反、坏、右”,他们也是父母所生的血肉之躯,并不是一些青面獠牙的怪兽。人们一个个却要装出一副“最最革命”的样子,也跟着众人高喊“打倒、踏平、炮轰”,以争取“表现积极、阵线分明”的评价,借以免祸或爬官。
文革结束后,当年那些吆喝起哄、助桀为虐、背亲卖友、落井下石的人们,他们心里自然明白,自己当年的卑鄙行径为社会所不齿,但却以一句“大势所驱、被迫无奈”为托词,来洗刷自己所犯的罪恶。并将捷克作家昆德拉所著的全面阐述犬儒哲学的《生命不能承受之轻》作为思想理论武器,从而减轻内心的负罪感。
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切向钱看”的时代,已暴露和未暴露的成克杰、胡长清之流,他们在台上作“反腐败”报告,可谓口若悬河、语惊四座,说得比谁都诚恳和动听。成克杰更以一句“一想到广西还有七百万人没有脱贫,我这个当主席的就睡不着觉啊”而轰动了全世界。但他在台下却是日进万金,仍不知足。而国人对这些“反腐败楷模”们,表面上也是毕恭毕敬、诚惶诚恐,背后却是跺脚骂娘、戳脊梁骨。
在“统计为政治(绩)服务”和“官出数字,数字出官”的时代,贫苦农民的生活稍稍有了改善,就会变成数倍的“人均收入”,就会成为各级胥吏邀功请赏的资本,就会成为披红挂彩、敲锣打鼓地向上级“报喜”典型事迹……大家虽然对此心知肚明:这不是魔术师的勾当嘛?可是又有谁敢点破?表面上仍然笑着说“是啊、是啊,的确是这样”;骨子里却在骂“这不是放卫星的‘拷贝’嘛”。
平时朋友们聚谈,对于社会腐败、人心堕落,我们可以骂天骂地骂“共产党”;可公开场合谁有这种胆量?就算是你不幸说漏了嘴,也可能将半条命搭上。不信您就试试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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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这样一个人情关系网异常坚固的社会里,谁敢保证自己不为了家庭、子女、亲人而有求于人?虽然你心里十分厌恶行贿送礼行为的可耻,但你为了把事情办成,却不得不咬紧牙关、强压下心中的怒火,提上价值不菲的礼品或现金,并满脸堆笑地希望官员笑纳。
今天的“历史”教科书,是以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的所谓的“必然规律”为经,以所谓的“阶级斗争”为纬,以“成王败寇”和“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等流氓逻辑为枝叶,把中国历史和人类历史,曲解成了某个阴谋集团篡国夺权的“合理性”的教条。我们虽然感到恶心作呕,却只能闭着眼睛跟着念经。
今天的“历史”教科书,满篇都是“以论代史”的武断和自负,满篇都是不需要史实来证明的“历史结论”。而不是以史实本身来说明历史,给学生以见仁见智的思想空间。虽然自己明白其荒谬虚伪,虽然知道其贻笑世界史林,但各种各样的考试,你如果不按他们的要求答题,就没有过关的可能。
假作真时真亦假,人们相互之间,谁也不敢相信谁。人与人之间,必须像防贼一样的互相防范。正直、善良、真诚、纯洁的品性,只留存于童年和童话的世界里。如果作为成年人,还像童年一样正直、善良、单纯、真诚,他就会被人们称之为“幼稚”和“缺心眼”。这样“幼稚单纯缺心眼”的人,生活在这个社会里,只能受到无穷的暗算。
看今日之社会,慈眉善目的面孔背后,往往隐藏着一肚子坏水;花言巧语的人们,往往盘算着把你口袋里的钱财骗到他的手上;人们在公开场合的发言和讲话,请你扪心自问——有几句话是出于自己的真情实意?近年还报道出浙江某地一支驻扎两年之久的部队,竟然也是一个走私集团冒充的。
历次政治运动的翻云覆雨,都以整治人的尊严为主要目的,都是为了将具有正直、善良、真诚、纯洁品德的人“淘汰”出局。能够苟活性命于这种乱世的,是那些像泥鳅一样溜滑、像猴子一样精明的人。
中国人所谓的“成熟”,是以丢失做人的正直、真诚、善良、纯洁品性为基本标志的。是以失去对他人和社会的基本信任为基本特征的。
在这个“中国特色”的社会里,如果一个人说假话、做鬼事而变得面不改色心不跳了,那么就表示这个人“成熟”了;如果一个人善于掩盖自己的真情实意而变得彻底的虚伪了,那么就表示这个人彻底的“成熟”了;如果一个人面对罪恶、强暴和不公处之泰然了,那么这个人就“成熟”了;如果一个人面对贪污、腐败、特权、专制安之若素了,那么就表示这个人完全“成熟”了。
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里,除了关起门来置身于自己的小天地之中以外,其他场合,你就必须整天带着假面具去交际应酬;必须整天说假话来自欺和欺人。否则就会到处碰壁。这样的虚伪生活,不感到身心疲惫,那才叫怪事?
今天的文凭和证书,有几个是货真价实的东西?大都是一些连自己都不敢相信的玩意。而这些玩意,只要肯花钱,就可以手到擒来。但要是没有这些“玩意”在手,却让你寸步难行。
今日之中国,假货泛滥成灾,上街买米,要担心大米是否有毒?买面粉,要提防是不是用化学药剂漂白而成的?买食用油脂,要担心是否是垃圾油脂提炼出来的?买酱油,生怕里面泡着恶心的苍蝇?买火腿、烧鸡、烤鸭等,要担心是否是用剧毒的红丹、黄丹等强染色剂染成的?买小电器,要担心伪劣商品是否会搭上你的小命?而买农药的农民则更“绝”,干脆打开药瓶用舌头舔一舔,看看是否有麻舌的感觉。
所有这一切,国人已经见怪不怪而习以为常了。反之,则被人视为反常的现象,被当成这个社会的“新闻”。所以,官方才将那些不贪污、不腐败、不乱搞女人的官员,作为这个时代的“新闻人物”,并恬不知耻地进行大肆渲染,还说这就是这个社会的“主旋律”。
虚伪的现实,给人以灵魂的陶冶。名目繁多的政治运动,把人驯化成猴精油滑“泥鳅”。人们必须在这猴精油滑的基础上,再打上机油,才能混迹于这个社会。
政治上的覆雨翻云,意识形态上的指鹿为马,人们谁不对此深恶痛绝?尽管人们一次次地被无情愚弄和嘲讽,却反而认为这种愚弄和嘲讽是理所当然的;小部分人虽对这种荒唐做法有所警觉,却不能搬起石头砸天去,也只能徒叹奈何。而“肉食者”正是凭籍着这种“国情”,才玩芸芸众生于股掌之上。
笔者实在不愿罗列这让人沮丧的流水账,而是以此证明中国人的二重人格无时不在、无处不有也。此为中国人之顽症,不下以猛药,决无根除的希望。可怕的不是国人的这种二重人格,而是将这种丑陋和邪恶的二重人格,当成了这个时代的正常现象。而那些具有正直善良、诚实守信的单纯人格者,则处处被碰得头破血流,甚至不容于这个社会。
生活于这样一个社会里,人们都必须带着假面具生活。逢人必须说假话、做鬼事才能获得生存的机会。讲真话做实事,就变成了这个社会的“傻卵”和另类。政治成为“翻云覆雨、指鹿为马”的魔术,经济成为乔妆打扮、粉饰太平的道具……所有这一切,极有可能造成整个社会信任、信用、信仰等价值体系的彻底崩溃。
如果有一天,世界主流文明已经认为——这个可耻的国家,已经没有一样东西值得信赖的了;这个国家的人民,都戴着假面具生活;这些虚伪的魔鬼,都在说着假话、做着鬼事混日子。业已变成一个名副其实的“两面国”(清代李汝珍所著的神话小说《镜花缘》中的一个国家)。到那时,我们有何脸面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一国之人,无自由之思想,必无独立之人格;无独立之人格,必无责任之担当;无责任之担当,必无道德之勇气;无道德之勇气,必为蝇营狗苟之奴隶;而蝇营狗苟的奴隶充斥的国度,必无国格和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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