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早就死了——兼复灵魂摆渡者

看了灵魂摆渡者学弟的《我们北大学子不呐喊、集体禁语的真实原因》一文，看到他沾沾自喜、洋洋自得的神态，我悲从中来，忍不住有几句话要说： 其一，温家宝到一惯自我标榜“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的北大发表关于教育体制改革问题的讲话，并希望与北大师生沟通，竟遭遇北大师生的“集体禁语”。这怎么说，都让温家宝感到失望和失落。 是北大师生根本提不出什么问题？还是有所忌惮而不敢提出什么问题？在我看来，很像是前者。 就算是后者，那也是北大的耻辱，根本没有值得沾沾自喜的理由。 其二，西方的大学，其前身是基督教的神学院。由于欧洲的教权大于世俗权力，因之，欧洲的大学逐渐发展成一种“风能进，雨能进，国王的权力不能进”的办学传统，才造就了璀璨的近代文明……而大学到了中国，却成了“学府”了。即成为与官本位思想体系相对应的官府了。 其三，我所说的“北大死了”，是指中共建政之后，就按照苏联的“产品流水线的方式”来办学，按照精神控制、思想禁锢的思路来“院系调整”，北大早就没有灵魂了。 我们知道，生命是灵魂与肉体的有机体。没有了灵魂的北大，早就是一只空壳了，早就是一具行尸走肉了。因为大学的“大”字，就体现在“兼容并包，思想自由”上。请问在中共建政之后，大学还有精神独立、思想自由否？ 没有精神独立，没有思想自由，遂使中共治下的所有大学（当然包括北京大学）堕落为职业培训所，堕落为国外二三流大学的学前班，堕落为禁锢思想、扼杀精神的流水线，堕落为灭绝灵性、践踏良知大染缸。 这让我想起自己曾于2009年11月30日写下的一篇短文——《记马寅初的一件趣事》，其文略曰： 2009年年4月上旬，我陪孔令平先生去西昌、盐源、甘洛等地去拍摄《血纪》一书的实景插图。第一站就去了让孔令平先生留下一生辛酸和苦难记忆的母校——重庆大学。 由于马寅初先生在抗战期间担任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故在重庆大学校园内树有马寅初先生的花岗岩雕象。在花岗岩雕象的背后，还建有一个“寅初亭”。 看到马寅初的这尊雕塑像后，我情不自禁地想起马寅初在北大的一件趣事： 马寅初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后，于54年发表“新人口论”。北京大学奉毛之旨，展开对马寅初的炮轰批判。一时间，北大校园内贴满了批判马寅初的大字报。 于是马寅初很耐心地阅读那些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他认真看完这些大字报后，不禁悲从中来——这么多大字报，竟然没有一个人从理论上来驳斥他，只有谩骂和横蛮。 马寅初看到这一切后，喃喃地说：“这是我这个当校长的失职啊！我不配当这个校长啊！我培养出来的大学生，竟然在知识和理论上是如此低能和贫乏……”然后，马寅初只好无奈地拿上毛笔和墨水，认认真真地在大字报前改错别字…… 通过这件“趣事”，可见中共对中国教育糟蹋破坏到了何种严重的地步！北大可是中国的一流大学啊。这可是中共篡政之初，原有的教育方针尚未遭到完全破坏之时啊！更别说嗣后的中国高等教育了…… 其四，记得我在《假如我是一个大学校长，我就屙泡尿淹死克（去）》一文中写到：“北大存在一个把不同观点的教授踢出去的机制，存在着一个把举世公认的才子焦国标赶出去的党棍混蛋，想成为世界一流的大学，那是白日春梦！南辕北辙！”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学术文化的神圣高贵，是这个民族或国家的创造性和开拓性活力的重要体现。而反过来，学术文化的虚伪、造假、腐败、堕落、信誉扫地，这绝对是这个民族将要跌入万丈深渊的历史前兆。” “历史的吊诡之处还在于，原苏联人民在专制强权的奴役下获得了解放，马上就抛弃了这种“产品流水线”式的大学管理模式。而中国从苏联那边生吞活剥过来的东西，仍然还在坚持、坚持、再坚持。” 对于这些问题，不知道灵魂摆渡者有所思考没有？如果有所思考的话，我相信你就不会那样沾沾自喜，洋洋自得了。 其五，中共建政后的北大历史，是一部说谎的历史，是一部耻辱的历史。可北大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如我在《从三伦看毛泽东之为人及答朋友问》一文中所言：“谢静宜是毛的陪睡丫头，连小妾都够不上格。被派去监管北京大学，来羞辱那些著名的知识分子，报了毛的一箭之仇。引得北大许多著名学者都为之折腰，都为之执鞭提蹬。这实在是北京大学最‘辉煌’的一段历史。不知道今天的北大，为此感到羞耻不？” “要是蔡元培、胡适、傅斯年等著名校长活着看到这种情况，肯定一头往墙上撞死，或者挖个地洞自己钻进去。” 其六，全国的学术腐败、灵魂堕落，自北大始，或者说北大难辞其咎。北大仗着“皇城根儿”的优势，仗着优先获得纳税人的巨额拨款的近水楼台，为有权势的庸俗官僚授予“博士”“硕士”的文凭。在张维迎的“经营”下，日进万金。嗣后才在全国全面铺开。难道北大人不为此感到羞耻？ 今晚就写到这里吧。那天有兴致了，再加以补充。 写于民国99年（2010-6-14晚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