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鹤慈：殉难者的血迹，谁能抹得去？

1964 年，当我在狱中第一次遇到谭天荣时，他问我，经过了我们的事，你们为什么还会这样？他的话，似乎是经过了反右，我们应该学得聪明些。我不记得我当时是如何回答他的了。我想，今天我是应该这么回答的：就是57 年北京大学的鸣放，就是那些大字报，那些辩论，使当时还不到14 岁的我，走上了反叛的不归路。我当时在清华附中上学，但清华的大字报，我没有去看过，只看过一张贴在清华二校门的匿名的小字报，内容是讲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杀死了很多的人。下学后，我是一天不落的到北大去看大字报。记忆力不好的我，对当年的大字报，仍然是历历在目。我记得在大饭厅的东门的南面的墙上，整个的墙是张元勋和沈则宜【音】合写的"是时候了"的长诗。在大饭厅的南门，挂着为镇反，肃反而屈死的招魂旗。白色的布条从高过大饭厅屋顶一直飘落到地，在路旁的布告栏里，是为胡风鸣不平的："莫须有，何以服天下？ " 和"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课桌了！"【后来，反右时，同一个布告栏里是批判谭天荣和刘奇弟的绝食】在进入学生宿舍和哲学楼之间，是北大中文系的新拍案惊奇，古香古色的如线装书，我记得其中的一篇是某某乱点鸳鸯谱，讲的是大学毕业生的乱分配。我和姑姑等私下谈起，认为这种文学性的文章，会是当局允许的，没想到，后来，这些新拍案惊奇的作者全部成了右派。

当时的学生的大字报，很多是针对苏联的，其他的并没有一定的主题，不少是针对一些现象，但也有不少是直指制度。有的很深刻，也有的很浮浅。大字报的另一个重点，是把校园已经有了的民主，扩展的社会，要求把大字报贴到学校外面，两派为此有过不少的辩论。

我看了几乎全部的大字报，晚上听辩论，我知道十几个学生的名字，那时没有什么学生领袖的说法，也没有人想争着当什么学生领袖。我知道广场，知道百花学社。但我当时不知道林昭。我第一次听到她的名字，是在劳改队，在批判北大中文系的右派学生张志华的小说时。所有的回忆林昭的文章中，我没有看到张志华的名字，我记得，他的小说里写到，他从劳改队逃跑后，到上海去看林昭。我慢慢的知道了，在那一百二十三个人的右派队，对林昭爱慕的不是一两个，敬仰者就更多了。但谭天荣没有和我提到过她，我是从别人那里知道他和林昭有过一段短短的浪漫史。
当时的学生，就其个人的素质，学识，道德，修养，可以说是 49年后，最杰出的一代。可能是刚刚解放不久，"封，资，修"的影响没有肃清，可能是，当时的意识形态上，那些欺骗的体系还没有完全的建立，可能是，当时人们的道德，是非还残存着 49 年前的精华。那时的青年人的人格魅力，眼光胸怀，是更象一个知识分子，而不是文化匠人，技术官僚。除了学生右派，也有不少已经工作的右派，这些人大多是事业上的成功者，专家，学者。人们现在常常提起的遇罗克的父亲遇成基【音】就是水电部的右派工程师，也被劳教，还是被做组织处的处长的我的岳母经手处理的。我在狱中遇到的右派朋友中，有为冰点写信的 13个党内的老人之一的戴煌，当年也不过是三十多岁。

反右时，各单位有抓右派的百分比，有硬性的任务，所以，右派中也是鱼龙混杂，但总体来说，右派是当时中国的知识精英。中国的政治，就象是西门豹里的故事，每年要用童男童女去祭祀河神，每次的政治运动，都是牺牲中国最优秀的青年。 林昭是优秀中的最优秀者。

活着的人的日子也比死强不了太多，这方面的回忆录已经不算太少了。经过了十几年的牢狱之灾的我，对那些今天被软禁，被骚扰，就认为自己是天下受迫害最深的人，是很难有所共鸣。对今天是中国黑暗，最野蛮的时期的提法也很难苟同。

再次遇到谭天荣，是在文革已经开始不久，在清河农场。应该是 66年底或 67年初，文革不过是进行了一年，谭天荣，陈海铨，赵蕴秋等人，已经进行了文革的研究，这是我知道的最早的文革研究。在当时的环境下，风险是非常大的，他们不但是研究，而且，他们把他们的看法写了下来，这在劳改队是绝对不应该做得事。可见他们对他们的研究成果是多么的重视和珍爱，【劳改队有种种的借口，如查卫生，对人，行李等进行检查，有时连借口都不要，所以，留下笔迹是绝对危险的。】后来，出了告密者郭东海，如果不是正好敢上林彪的战略疏散，人们分别调离了不同的地方，谭天荣等如果赶上不久后的一打三反，小命可能就得交代。这事到底赔上了另一个右派熬乃松的命，他因为内疚而自杀。

谭天荣，陈海铨，赵蕴秋都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把马克思的： 1848年的法国的阶级斗争。法兰西内战。雾月 18日波拿巴政变记，作为他们的老三篇。书上红笔几乎事从头到尾的画满了。

他们欣赏马克思的文笔，更欣赏马克思对法国小农的分析。很多的地方，的确是适合中国的国情。总的一点是，他们对当代的中国，对毛泽东的封建性的确有不错的发挥。他们对文革分析的主要的论点是：中共从建立，就是两个不同的部分：一个是农村的，一个是城市的。一个是农民【军人】的，一个是知识分子的。一个是根据地的，一个是白区的。他们认为文革就是中共党内的，这两个原来就是不同的组成部分的分裂，斗争。这个提法，就是今天看来，也仍然是有很多可取的成分。而在当时，全国在疯狂的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时期，又是在封闭的监狱里，就更难能可贵。要知道谭天荣等人，在 57 年后，就已经失去了自由，在监狱的封闭的环境下，这几个人，在文革刚刚开始，就能有这样的看法，可以看出当年的右派的素质和追求。

听过这么两句话："国民党不许人讲话，共产党不许人不讲话。"不许人讲话的国民党，还是允许了我的祖父发表了大量的反国民党的"反动"言论。而共产党却不能允许我的祖父在 49 年后有沉默的权力。共产党要求人们发言，讨论，表态，要求人们对它想要你回答的问题，必须讲话。共产党并不在意你心里怎么想，口服心不服，他们并不在意。他们反而十分的在意，要求人们的一致的口服。劳改队的认罪，是劳改犯的第一个必修课。林昭的可贵就是心不服，口也是不服。本来，大家对口是心非的服从，是谅解的，大家也都是这么做的。我在劳改队遇见的成千上万的人中，真正口不服的人是龟毛兔角，掰着手指头，一个手也数的过来，有时我会想到，63年，我的母亲劝我时说，大家都不说话，为什么你要说。我的回答是，正因为大家都不说话，中国今天才会这样。那么，在劳改队，认为中共就是那么一个玩意，当然不需要和他说真话，是不是一种借口？口服心不服中的口服，是不是自己求得安静，求得不受到进一步的迫害的借口？如果每个人都象林昭那样心口如一，共产党的监狱将会是天翻地覆。当然，这个假设是不可能成为现实的。但就狱中的政治犯，除了极少数的真心悔改外，大量的心不服而口服的，如我之辈，在林昭的血的抗争面前，显得是多么的苍白无力。我这里用林昭的诗，作为文章的结尾：揩吧！擦吧！洗吧！／这是血呢！／殉难者的血迹

30、 04、 06于墨尔 (5/1/2006 2:17)(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