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鶴慈：殉難者的血跡，誰能抹得去？

1964 年，當我在獄中第一次遇到譚天榮時，他問我，經過了我們的事，你們為什麼還會這樣？他的話，似乎是經過了反右，我們應該學得聰明些。我不記得我當時是如何回答他的了。我想，今天我是應該這麼回答的：就是57 年北京大學的鳴放，就是那些大字報，那些辯論，使當時還不到14 歲的我，走上了反叛的不歸路。我當時在清華附中上學，但清華的大字報，我沒有去看過，只看過一張貼在清華二校門的匿名的小字報，內容是講毛澤東在延安整風時殺死了很多的人。下學後，我是一天不落的到北大去看大字報。記憶力不好的我，對當年的大字報，仍然是歷歷在目。我記得在大飯廳的東門的南面的牆上，整個的牆是張元勛和瀋則宜【音】合寫的"是時候了"的長詩。在大飯廳的南門，掛著為鎮反，肅反而屈死的招魂旗。白色的布條從高過大飯廳屋頂一直飄落到地，在路旁的佈告欄裡，是為胡風鳴不平的："莫須有，何以服天下？ " 和"華北之大，已經安放不下一張平靜的課桌了！"【後來，反右時，同一個佈告欄裡是批判譚天榮和劉奇弟的絕食】在進入學生宿舍和哲學樓之間，是北大中文系的新拍案驚奇，古香古色的如線裝書，我記得其中的一篇是某某亂點鴛鴦譜，講的是大學畢業生的亂分配。我和姑姑等私下談起，認為這種文學性的文章，會是當局允許的，沒想到，後來，這些新拍案驚奇的作者全部成了右派。

當時的學生的大字報，很多是針對蘇聯的，其他的並沒有一定的主題，不少是針對一些現象，但也有不少是直指制度。有的很深刻，也有的很浮淺。大字報的另一個重點，是把校園已經有了的民主，擴展的社會，要求把大字報貼到學校外面，兩派為此有過不少的辯論。

我看了幾乎全部的大字報，晚上聽辯論，我知道十幾個學生的名字，那時沒有什麼學生領袖的說法，也沒有人想爭著當什麼學生領袖。我知道廣場，知道百花學社。但我當時不知道林昭。我第一次聽到她的名字，是在勞改隊，在批判北大中文系的右派學生張志華的小說時。所有的回憶林昭的文章中，我沒有看到張志華的名字，我記得，他的小說裡寫到，他從勞改隊逃跑後，到上海去看林昭。我慢慢的知道了，在那一百二十三個人的右派隊，對林昭愛慕的不是一兩個，敬仰者就更多了。但譚天榮沒有和我提到過她，我是從別人那裡知道他和林昭有過一段短短的浪漫史。
當時的學生，就其個人的素質，學識，道德，修養，可以說是 49年後，最傑出的一代。可能是剛剛解放不久，"封，資，修"的影響沒有肅清，可能是，當時的意識形態上，那些欺騙的體系還沒有完全的建立，可能是，當時人們的道德，是非還殘存著 49 年前的精華。那時的青年人的人格魅力，眼光胸懷，是更像一個知識份子，而不是文化匠人，技術官僚。除了學生右派，也有不少已經工作的右派，這些人大多是事業上的成功者，專家，學者。人們現在常常提起的遇羅克的父親遇成基【音】就是水電部的右派工程師，也被勞教，還是被做組織處的處長的我的岳母經手處理的。我在獄中遇到的右派朋友中，有為冰點寫信的 13個黨內的老人之一的戴煌，當年也不過是三十多歲。

反右時，各單位有抓右派的百分比，有硬性的任務，所以，右派中也是魚龍混雜，但總體來說，右派是當時中國的知識精英。中國的政治，就像是西門豹裡的故事，每年要用童男童女去祭祀河神，每次的政治運動，都是犧牲中國最優秀的青年。 林昭是優秀中的最優秀者。

活著的人的日子也比死強不了太多，這方面的回憶錄已經不算太少了。經過了十幾年的牢獄之災的我，對那些今天被軟禁，被騷擾，就認為自己是天下受迫害最深的人，是很難有所共鳴。對今天是中國黑暗，最野蠻的時期的提法也很難苟同。

再次遇到譚天榮，是在文革已經開始不久，在清河農場。應該是 66年底或 67年初，文革不過是進行了一年，譚天榮，陳海銓，趙蘊秋等人，已經進行了文革的研究，這是我知道的最早的文革研究。在當時的環境下，風險是非常大的，他們不但是研究，而且，他們把他們的看法寫了下來，這在勞改隊是絕對不應該做得事。可見他們對他們的研究成果是多麼的重視和珍愛，【勞改隊有種種的藉口，如查衛生，對人，行李等進行檢查，有時連藉口都不要，所以，留下筆跡是絕對危險的。】後來，出了告密者郭東海，如果不是正好敢上林彪的戰略疏散，人們分別調離了不同的地方，譚天榮等如果趕上不久後的一打三反，小命可能就得交代。這事到底賠上了另一個右派熬乃松的命，他因為內疚而自殺。

譚天榮，陳海銓，趙蘊秋都是正統的馬克思主義者，他們把馬克思的： 1848年的法國的階級鬥爭。法蘭西內戰。霧月 18日波拿巴政變記，作為他們的老三篇。書上紅筆幾乎事從頭到尾的畫滿了。

他們欣賞馬克思的文筆，更欣賞馬克思對法國小農的分析。很多的地方，的確是適合中國的國情。總的一點是，他們對當代的中國，對毛澤東的封建性的確有不錯的發揮。他們對文革分析的主要的論點是：中共從建立，就是兩個不同的部分：一個是農村的，一個是城市的。一個是農民【軍人】的，一個是知識份子的。一個是根據地的，一個是白區的。他們認為文革就是中共黨內的，這兩個原來就是不同的組成部分的分裂，鬥爭。這個提法，就是今天看來，也仍然是有很多可取的成分。而在當時，全國在瘋狂的進行文化大革命的時期，又是在封閉的監獄裡，就更難能可貴。要知道譚天榮等人，在 57 年後，就已經失去了自由，在監獄的封閉的環境下，這幾個人，在文革剛剛開始，就能有這樣的看法，可以看出當年的右派的素質和追求。

聽過這麼兩句話："國民黨不許人講話，共產黨不許人不講話。"不許人講話的國民黨，還是允許了我的祖父發表了大量的反國民黨的"反動"言論。而共產黨卻不能允許我的祖父在 49 年後有沉默的權力。共產黨要求人們發言，討論，表態，要求人們對它想要你回答的問題，必須講話。共產黨並不在意你心裏怎麼想，口服心不服，他們並不在意。他們反而十分的在意，要求人們的一致的口服。勞改隊的認罪，是勞改犯的第一個必修課。林昭的可貴就是心不服，口也是不服。本來，大家對口是心非的服從，是諒解的，大家也都是這麼做的。我在勞改隊遇見的成千上萬的人中，真正口不服的人是龜毛兔角，掰著手指頭，一個手也數的過來，有時我會想到，63年，我的母親勸我時說，大家都不說話，為什麼你要說。我的回答是，正因為大家都不說話，中國今天才會這樣。那麼，在勞改隊，認為中共就是那麼一個玩意，當然不需要和他說真話，是不是一種藉口？口服心不服中的口服，是不是自己求得安靜，求得不受到進一步的迫害的藉口？如果每個人都像林昭那樣心口如一，共產黨的監獄將會是天翻地覆。當然，這個假設是不可能成為現實的。但就獄中的政治犯，除了極少數的真心悔改外，大量的心不服而口服的，如我之輩，在林昭的血的抗爭面前，顯得是多麼的蒼白無力。我這裡用林昭的詩，作為文章的結尾：揩吧！擦吧！洗吧！／這是血呢！／殉難者的血跡

30、 04、 06於墨爾 (5/1/2006 2:17)(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