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毛骨悚然：北京少女公车上被掐死幕后

杜薇 北京十四岁中学生因一句话在公交车上被售票员掐死，同车乘客无人施援，公交公司事后恐吓受害人家属，最后北京媒体冲破新闻封锁，凶手才归案。网民指中国公众长期得不到社会公正，不愿站出来维护正义。

十四岁的北京少女毛毛（晏继勤）在公共汽车上，众目睽睽之下被售票员掐死。中国社会普通人对普通人的残暴，令人深思。

二零零五年十月四日下午三点，在北京的新街口豁口，十四岁的少女毛毛与父母一起在西单图书大厦买辅导材料后，有说有笑地跳上七二六路公共汽车，高高兴兴地回家。毛毛的父亲晏思贤是清华大学退休教授，独生女儿毛毛就读于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初二级。

车上人很多，座位已满。母亲郑女士问售票员：“能不能给这位老先生找个位子？”毛毛的父亲晏思贤已经七十四岁，售票员有责任为老年人找到老人专座。对方瞟了一眼前面的老幼病残专座，那里坐着她的同事、中年女售票员朱玉琴。

朱玉琴没有为晏先生让座。老年专座背后的年轻女孩站起来，给晏老先生让座。郑女士说：“你这不是老人座还给我让位，真太感谢了！”不料此话惹恼了朱玉琴，她回过头来，瞪了她一眼。郑女士掏钱买票，从豁口到清华大学是一人一元，郑女士买了两张车票（晏教授有离休证不用买票）。

这时，朱玉琴对售票员说：“他们是在新街口（豁口的上一站，此站上车到清华大学为两元）上的车，再给她们撕两张票。”郑女士说：“我们明明是刚上车的，怎么可能是新街口上的呢？”朱玉琴向年轻售票员嚷道：“甭跟她废话，再给她们撕两张！”售票员便又撕了两张票。

郑女士又掏出两块钱。“好好好，不就是两块钱吗？你说哪儿上的就哪儿上的，不过你确实是冤枉我们了。”

站在边上的毛毛说：“妈，她们怎么这么不讲理呀，我们明明是在豁口上的嘛！”随后，她稍微压低了嗓门说：“这帮人什么玩意儿，真不是东西。”

朱玉琴听到这话后猛地站起来，大声吼道：“你说什么，你说什么？”同时一手揪住孩子的头发，一手掐住孩子的脖子。

五十八岁的郑女士急忙把她拉开，气愤的毛毛想踢朱玉琴一脚，但没踢到。愤怒的朱玉琴喊了一句“你还敢打我！”又猛扑过去，再次掐住了毛毛的脖子。“你别欺负我妈妈！”这是毛毛的最后一句话。“别打孩子，要打就打我吧，她还未成年哪！”郑女士喊着拉朱玉琴的手，但拉不开。很快，毛毛的嘴唇发白，脸色时青时红，瘫软下去。

没人劝架只叫开车

郑女士大声喊：“孩子怎么啦？救命啊！”司机听到母亲不停地呼喊，才停下车。司机是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他说：“你们都走不了，要拉到总站去罚款。小孩打了我们乘务人员。”母亲央求：“能不能先把孩子送到医院？”在激烈冲突时，没有一个乘客站出来说话或劝架。后面有人大声喊：“到底开不开车？快开车！”值班的年轻售票员说：“开车！把她扔下去！”车门终于打开。毛毛的母亲说：“女儿几乎是被拖下车的。一条腿还在车轮前，车轮就动了，我赶紧把孩子的膝盖弯起来。”

毛毛被送到最近的一家医院“二炮总医院”。出租车上，郑女士就跪在女儿身旁，使劲叫她、按她的人中，但没有任何反应。医生说，孩子送来时就已经没有生命体征了。

封锁消息监视当事人

北京市公安局公交刑警支队的干警迅速赶到医院。随后，北京市巴士股份有限公司的负责人也都来到医院，并安排两位老人体检。公交公司每天派出十几个人，在医院二十四小时值班。郑女士说：“哪里是照顾，分明是监视！”病房门口和电梯口都有人把守着，多则七八个人，最少也有两三个人。有人来探望，他们便询问是哪个单位的，是不是记者。只要是记者，就会被挡住。十月十二日，中央电视台《今日说法》的记者扛着机器来采访，在一楼电梯口就被拦了回去。

事发第六天时，警方虽然已刑事拘留了打人售票员和当班司售人员，但仍然没有同车人可作证，办案人员建议家属一起帮助寻找。毛毛的姨妈和姑妈当天下午便到事发地点举牌，寻找目击证人。证人没找到，马路对面却多了几个来回转悠的人。姨妈说：“我认得他们是公交公司的人。”

两人一回到病房，晏教授夫妇叫他们明天再别去，因为，就在一个小时前，双层客运分公司的总经理龚绍清和副经理许凯来病房，“他们很严肃地叫我们两位妹妹快别出去了，如果再出去，不敢保证司机家属会不会去打他们呢！”

公交公司的新闻封锁，并没有阻挡住互联网的传播；北京市的新闻封锁也没有阻挡住中央和外地媒体的报道，《新京报》、《中国青年报》以及《南方周末》先后报道，将此事公之于众。后来终于有目击者出来作证。目前，朱玉琴已被警方逮捕，公交公司的相关负责人已被撤职。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周孝正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们曾一度谴责不能见义勇为的人。有些时候有些事情可以理解，但是这件事情并没有险情，不过是劝架或是敦促司机尽快将女孩送到医院，人们依然充当了看客，说明社会的冷漠已经发展到一定程度。”周孝正说：“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让人们恪守中庸之道，而缺少的是为自己行为负责的公民和国民。而当前的公众缺乏对社会公正的内心追求，也是造成冷漠的原因之一。”

在互联网上，一位网友说：“由于中国公众长期得不到社会公正，因此便失去了对社会公正的信任，只期望不公不要落到自己头上，却不想自己站出来维护公正。另外，由于上层对下层的欺压，已造成恶性示范效应，令下层人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就像这位同属下层人的公车售票员，会对自己的乘客任意欺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