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人”理性地杀人，远比魔鬼疯狂地杀人更千百倍地令人恐怖。人类最血腥的罪恶，从来都是所谓“好人”高举着“正义”的旗帜，在法律的保护之下理直气壮地执行的。特丽事件之所以引起了美国、整个西方、以至世界的关注，之所以再次把美国舆论撕裂成两半，再次凸显左派民主党和右派共和党之争，就因为它绝不只是一个简单的家庭民事纠纷，也不仅是一个文化和法律冲突的问题。
对这个脑残障者生命的处置和态度，淋漓尽致地表现了美国及西方社会两种文化（死亡文化和生命文化）、两种理念（人本主义和基督信仰）、两种文明（相对伦理和绝对道德）之争。它涉及到人类在这两者中选择哪个走向的重大问题。美国法官的这次判决，不仅剥夺了一个无辜女性的生命，而且是一次对“绝对道德标准”判处死刑，它是20世纪导致纳粹和共产主义兴起的那种拒绝上帝、人本主义思维的可怕延续。
这个在过去两周以来引起美国媒体和民众最大关注的事件起因是在1990年，当时26岁的特丽突然心脏停跳了几分钟，导致大脑缺氧而失去意识，医生诊断她成为“植物人”。8年前，她的丈夫迈克向佛州法庭提出，要求拔掉特丽的进食管，理由是他妻子曾说过，如成为植物人，不愿意靠插管存活。但特丽的父母不同意，不仅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听过女儿这种表示，而且他们提供的录像带显示，特丽不仅有表情、会微笑，还有眼睛、头部随移动物转动等反应，即她没有完全脑死亡；所以他们打官司要求照顾特丽，希望女儿活下去。但佛州法官却判决迈克胜诉，于是特丽的食管被拔掉。
按美国目前的法律，这类民事案件由各州地方法院判决，联邦法院不受理。但由于特丽案件事关紧急的人命和对重大生死问题的态度，所以美国参众两院随即通过了一项专门法案，同意特丽一案可递交到联邦法庭审理；休假中的布什总统也连夜赶回白宫签署法案生效。但是，联邦法院和联邦巡回法庭审理的结果仍是特丽父母败诉。最后上诉到美国最高法院，被拒绝受理，因最高法院一般只审理和宪法有关的案件。
特丽一案主要是由佛州地方法官审理的。判决拔掉特丽食管的主要根据，一是按“佛州监护法”，特丽的丈夫迈克是监护人，他有代表特丽发言的权利，而特丽的父母没有；二是迈克表示特丽曾说过一旦成为植物人，不愿意活下去，所以拔掉食管是特丽自己的意愿；三是医生诊断特丽已处于“脑死亡”的植物人状态，没有康复可能。
但法官的这三条主要判案根据都有可争议之处：首先是迈克已经不具有真正意义上的“丈夫资格”，因他早在八年前就和另一个女人同居并生了两个孩子，后来两人正式“订婚”。法律之所以把监护权交给配偶，是因为在正常情况下，配偶之间具有最亲密的关系。但当迈克和另外一个女人一起生活、生育子女、并已经订婚的情况下，他对特丽的爱和情感当然大打折扣，而且既然他已经违背了婚姻誓言，他就已经不是事实上的丈夫。但法官无视这个任人都可以做出基本判断的常识，坚持迈克仍是法律意义上的丈夫，仍有完全代表特丽讲话的权利。
其次，整个案件中最关键、也是支持给特丽拔掉食管的阵营最强调的，是绝症病人有权利选择结束自己生命。但这里的一个重大疑问是，到底特丽有没有这种“遗嘱”？事实是，她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说明她一旦成为植物人，愿意选择安乐死；只是迈克自己这样声称而已。特丽发生意外时才26岁，那么年轻就立下关于自己一旦成为植物人如何处置的口头遗嘱，不太合常理。据《华尔街日报》3月27日引用的Find Law公司民调，18到54岁之间的美国人高达76％没有生存遗嘱（living will），20多岁这个生命正旺的年龄段自然很少有人这么做。即使在55岁以上的老人中，也有47％的人没有这种遗嘱。且不说特丽当时年轻、健康，立什么关于植物人的遗嘱，按常识判断实在可能性很小；而且即使夫妻间不经意地感叹一句“我要是植物人可不想靠插管活”，能不能算正式“口头遗嘱”也非常值得讨论。更何况现在只是一个背叛了她的丈夫这样声称，没有任何实际证据。
除了年轻之外，特丽出生、成长在虔诚的天主教家庭，很早就受洗。天主教是不同意用自杀和安乐死来结束生命的，因而作为教徒，她也不大可能立下这样不合教规的“遗嘱”。
而且各种迹象显示，迈克的“遗嘱说”不像是真的。据《纽约时报》报导的法庭文件，在特丽发生意外后七年之内，迈克从没提过妻子有这种“遗嘱”，直到他打赢了医疗事故官司，拿到了百万美元赔偿之后。特丽婚后一直无法有孩子，因此接受一种“激素治疗”，期待增加生育可能。她发生意外后，迈克以“医疗事故”为由打官司，最后获得105万美元赔偿，其中30万给迈克本人作为婚姻损失赔偿，75万给特丽做医疗费。特丽当年的一位女友在电视上说，迈克在打官司时承诺，拿到赔偿要买个大房子，把特丽和其父母都接到家中；但他拿到百万美元之后，“整个变成另外一个人”，他自己买了房子，装修了他母亲的公寓，却没有接特丽和她的父母，而是找了女朋友同居。后来又提出诉讼，要求拔掉特丽的食管。在特丽脑伤残七年之后，迈克的大脑竟“突然”活跃起来，回忆说妻子有过口头遗嘱，这种说法怎么能让人信服？
据《纽约时报》报导，迈克的这种说辞曾被知情人戳穿过，在2001年迈克首次官司胜诉，特丽的食管被拔掉后，迈克的前女友给当地电台讨论节目打进电话说，迈克曾对她说过，他不知道特丽到底有没有遗嘱。于是法官根据这个“证据”恢复了特丽的食管。但不久那个女友就反供，背后是否有迈克压力或收买，法庭则没有调查。
对于迈克在特丽发生意外七年之后，在得到105万美元、有了“未婚妻”之后，突然说“想起来”特丽有过口头遗嘱之说，《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克劳姗默（Charles Krauthammer）评论说，明摆着的，当迈克和他的“未婚妻”一起生活之后，“特丽就成了一个障碍”。福克斯电视台王牌评论员欧莱利（Bill O'Reilly）则在他的广播节目指出，当丈夫和妻子有利益冲突（迈克要和别的女人结婚）时，他的话不仅不可信，而且他已成为要蓄意谋杀特丽的嫌犯。
法官判决可拔掉食管的第三条主要依据（医生诊断特丽已是“永久性植物人”）也是有争议的。据《纽约时报》刊登的法庭文件，共有6名医生作过诊断，其中4名确定特丽已是植物人，大脑已绝大部份死亡，没有恢复可能；但有两名医生持异议，其中有美国知名神经科医生切希尔（William Cheshire）曾去病房看过特丽，并研究了特丽父母拍下的录像带，他的结论是，特丽不是“植物人”，还有一定的意识能力。
四位认定特丽是“植物人”中的主要医生是克兰夫德（Ronald Cranford），他以前曾确诊的一位“植物人”（也断定没有康复的可能），12个月之后却清醒了过来。当有人对这位“专家”指出，如果当时听从他的诊断，这个人不就像特丽一样被“杀”掉了吗？这位专家回答说，“那是我的一个错误；但特丽不一样，她已是植物人15年了。”但美国最近有一位曾有被医生判为 “植物人”的女性，20年后竟可说话，呼叫父母。在CNN的“莱瑞．金现场”节目上，也有两位女性现身说法，她们都曾被医生判为“脑死亡”或“植物人”，也曾靠插食管存活，其中一位的脖子上仍可清晰看到那个插管的洞口伤疤，但她的丈夫拒绝拔掉其食管，细心看护她，5个月后，她清醒了过来，今天在电视节目上讲话比许多专业评论员都更头脑清晰、口齿伶俐。另外据3月26日《纽约时报》报导，在美国还有四名跟特丽的状况一样，由于大脑缺氧而导致脑死的男性病人，也是被医生诊断为“永久性不能康复”的“植物人”，但最后都清醒了过来。
在三项主要判案根据都有疑点的情况下，为什么佛州的法官们仍是拒绝特丽父母的要求？法律专家评论说，这是按司法条文办案，因为按照法律，迈克是监护人，他说特丽有过口头遗嘱，这就是判案“根据”，而那些质疑则不能作为法律定案依据；对于特丽是否植物人，要以多数医生的诊断为主，而且长达15年脑死，就没有康复的可能。
但这样人命关天的事，应不应该在有严重疑点的情况下定案？在美国，被判处死刑的，不等本人提出，都会“自动”进入上诉程序；每个死刑犯的平均上诉期超过20 年，等于被判死刑后，至少还可活20年。任何新“证据”，或律师找到新的理由，都可以使案件一而再地上诉、重审。即使这样，仍有相当多的美国人要求废除死刑，毕竟生命只有一次，一旦错判，就无法“更正”。
特丽案件则陷入类似“22条军规”的窘境。因为如果她是个死刑犯，在所有上诉失败后，州长和总统都有行政权力“特赦”她免于一死。但由于特丽是个完全无辜的人，从来没有被判过任何罪，所以按法律不存在她被“特赦”一说；也就是说，没有法律条文说州长或总统可以“特赦”特丽这种无辜、无罪的人。于是，杀了多少条人命的罪犯可以得到赦免，而一个完全无辜、无助的残疾人，就竟然要在全世界的注目下，由于没有法律条文保护，被活活地渴死、饿死！无论多少人在她病房门口声援、呼救、流泪、祈祷，但所有人就都束手无策，天下没有比如此“执法”、如此“人被条文杀死”更荒诞的了！
退一万步说，即使法官判案的三条理由都毫无疑点地成立：第一，迈克没有其他女人，仍在事实上和法律上都是完全有资格代表特丽的丈夫；第二，特丽有文字遗嘱，不想在成为植物人情况下仍继续存活；第三，全部医生都一致判断特丽大脑永久性全部死亡，没有恢复的可能性。那么在深爱特丽的父母、兄妹愿意接管、继续护理她的情况下，有没有必要一定要按法律程序杀死一个无辜的人？
事实上，这种假设的三条理由也都有可争议之处。首先，对于迈克来说，在妻子脑伤残或完全成为植物人之后，他要找其他女人，就应该和特丽正式离婚。但事实是，无论特丽的父母怎样苦苦哀求迈克和自己的女儿离婚，由他们来做特丽的监护人，迈克就是坚决不肯，一定要给特丽送终。佛州布什州长打官司要求州政府做特丽监护人，迈克仍不放弃，布什州长也输了官司。
迈克坚决执行特丽“死刑”的理由是，他要尊重特丽本人的愿望，他是在为维护特丽的“死亡权利和尊严”而战斗。这里且不说特丽根本没有留下文字，即使有，她是否清楚地表明在脑死亡什么程度下不想活了？二十几岁健康时的想法和今天是否一样？从无数历史人物和我们每个人的成长经验中看出，人的思想变化可以是惊人的、翻天覆地的。尤其对于疾病和生死问题，健康人和病人的想法是有很大不同的。在美国多个电视评论节目上，都有人出来证明，自己健康时认为一旦伤残等，就不想活了，但真正生病或瘫痪之后，想活下去的愿望比健康时还强烈。所以用健康者、或健康时的思维去判断伤残者的愿望是不公平的。
那么照这种说法，那不是人的“遗嘱”都可以不遵守了吗？那立 “living will”还有什么意义？当然不是。如果病人家属全都毫无异议地一致确认、并愿意执行living will，那当然应该执行。但在特丽这个案件中，既然她的父母那么愿意照顾这个女儿，为什么一定要她死？而让这个无辜的脑伤残者活下去会损害谁？当生命和法律条文发生冲突的时候，应该选择生命还是法律条文？今天，那些专家学者、文化人们最高声强调的就是“我们要遵守法律！”对此让我引用英国历史学家保罗．约翰逊（Paul Johnson）《知识分子》一书中的以“提防知识分子”为题的全书结论来回答：“任何时候我们必须牢记知识分子习惯忘记的东西：人比概念更重要，人必须处于第一位。”
迈克和他的支持者辩解，我们要维护特丽的“尊严”，不能容忍她在父母的照看下“赖活着”。在这里，迈克们的自相矛盾之处在于，他们一方面强调特丽已经全部脑死亡，一边强调她的尊严要维护。而事实是，只有大脑有意识的人才有尊严感。如果特丽已经全部脑死亡，那么她的脑子怎么会产生尊严意识，这不是逻辑不通吗？
这种所谓“植物人”的案例，和头脑清醒的、想结束自己生命的绝症患者的根本不同之处在于：绝症患者由于生活不能自理、或者不堪病痛折磨，感觉自己尊严受损，所以清醒地选择结束生命。但是，医生可以尊重病人的意愿不再继续采取医疗措施，但却不可以帮助病人死亡，几年前美国一个帮助安乐死的医生目前还在伏法。为什么不可以帮助人家自己要求死亡的意愿？这就如同一个人要上吊，你不能帮他找绳索；一个人要跳楼，警察和民众要全力设法抢救，而不是鼓励他“快跳呵！”或推他一把。
对于特丽来说，如果她真是全部脑死亡的“植物人”，那么她的大脑既不能产生尊严意识，也没有肉体痛苦感觉，而且只需要食物和水就可以活下去。那为什么不能满足她的父母对她的一片爱心，让她继续活下去？而且还有更重要的一层意义：在爱和关照这个完全无助的生命的过程中，可以提升特丽的亲人和那些关注她生命的人们的精神世界。就像修女泰瑞莎所说的，正是由于有机会面对那些弱者和伤残的人，才会启迪和提升人的爱和怜悯，让人更有“心”。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仍有许多人认同特丽被活活饿死？迈克和他的支持者们强调，美国是一个法治国家，我们必须服从法律。这当然没错，在法律没有和生命发生冲突的情况下，我们必须服从法律，无论对判案多么不服。例如选举、婚姻、财产等纠纷，甚至犯罪案件等，哪怕是杀人案。例如十年前的辛普森案和最近的好莱坞演员被控谋杀妻子，最后获无罪释放。这两个案子按常识判断，嫌犯都是罪犯，但既然法律审判结果他们无罪，无论我们脑中怎么认定他们就是杀人凶犯，都必须接受判案结果。毕竟这是放掉一个人，而不是杀掉一个人。我们推崇民主国家的判案原则，就是因为它是“宁肯错放一千，也不能误杀一个”。
但无论多么民主的国家，法律毕竟是人制定的，只要是人干的事，就必定不完美，必定有疏漏和错误之处。那么当以法律条文难以断案的时候，我们应该选择“要求生命的”，还是选择“要求死亡的”？在特丽这个案件中，为特丽争生命的父母，和为她“争权利”的丈夫，到底谁更爱特丽，人们的道德良心更应该往哪边倾斜？人类的祖先早在三千年前，就给我们做出了绝顶智慧的选择：
在《旧约圣经》中有一个“所罗门的测验”：两个女人争夺一个孩子，都说这个婴儿是自己所生的。当年没有DNA测验，而根据两人各自说辞，以色列王所罗门无法判断孩子到底是谁的。于是他智慧地说，拿剑来，把孩子劈开，两个女人一人一半。其中一人同意，另一个则立刻跪下说，千万别把孩子杀死，给另外那个女人吧，她不争了。于是所罗门把孩子判给那个“不争了”、为孩子求命的女人，因为谁站在“生命”一边，谁才是真爱这个孩子的生母。结果所罗门的判断正确。
但今天的法官，为什么在纠缠不清的情况下，一定要裁决“选择死亡”一边胜诉？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都支持迈克和法官？难道他们对特丽的父母毫无同情心？他们看着那个无辜、无助的特丽被活活饿死就开心？难道他们都对迈克的丈夫资格，特丽的所谓遗嘱和她的病情都毫无疑问，百分之百地相信？绝对不是！那些身经百战的法官、律师们，那些精明透顶的专家、学者们，对那些疑点当然清清楚楚，而且他们对特丽和她父母的同情心，也许并不亚于那些在病房外为特丽祷告的普通人们。但他们为什么一定要坚持把特丽饿死？因为他们在是为一场意识形态而战，而维护这个意识形态对他们来说，是高于人性，高于维护一个生命的。
这个意识形态的主旋律就是：人是世界的主宰，不是神；人有决定自己行为的一切权力，其哲学基础是理性至上、人本主义。特丽案绝不是孤立的，它是自20世纪进入高潮的有神论和无神论这场战争中的一个战役而已。在这场文化战争中，支持迈克和法官判决的一方，多是左派民主党人和无神论者，他们赞成堕胎、安乐死、吸毒、同性恋结婚等等；他们认为文化是多元的，道德是相对的，人类不应该有绝对的道德标准。
而支持特丽父母的一方，多是右派共和党人和基督教徒，他们认为必须坚持来自上帝（圣经）的“绝对道德标准”，如果人们都按自己的想法（及需要）行事，如果人类没有统一的道德标准，那么人的一切行为准则都会失去方位，失去根基，其结果一定是灾难和死亡。当尼采喊出“上帝已死”的理性至上宣言之后，人类就不仅要主宰世界，还要按自己的乌托邦改造世界。这种与上帝隔绝的最大恶果，就是否定绝对的道德标准，于是把世界推向“道德无政府主义”（moral anarchy）。
支持迈克的一方，最强调的是美国是个法治国家，我们要服从法律。这话听起来很有道理，但不知道他们是否忘记了，耶稣基督本人就完全是在法律裁决后被送上十字架，而且获得了绝大多数民众的支持。你说别给我讲耶稣，我不信神。但是耶稣被杀害是犹太历史上清楚记载的事实。
再看近在眼前的：在二战结束后的纽伦堡审判时，那些纳粹领袖们的自我辩护曾令法官们目瞪口呆，因为他们强调说，“我们并没有做错任何事情，我们只是按照我们的文化、道德和法律行事。”因为是德国最高法院发布公告，宣布犹太人不是人类。那些德国的法官、军官和今天判决取消特丽食管的美国法官一样，都是在规矩地按照法律条文行事；而那些检查犹太人的身体，决定送谁进毒气室的，都是获得Ph.D、MD的医学博士，像判定特丽是“植物人”、要拔掉她食管的美国医生一样的专家，他们经过医学鉴定后，“合理合法地”把老弱病残者、同性恋者和精神病患者等送进了炼人炉。因而那些纳粹领袖们说，你们没权审判我们，没权把你们的道德、文化和法律强加到我们头上，因为道德是相对的，文化是多元的。
当时纽伦堡联合法庭不知所措，震惊之余，律师们交头接耳，议论纷纷；法官也拿不出任何条文应对，最后只好宣布休庭。没错，人家是按照自己国家的法律行事，人家有自己的道德和文化标准，人家的法院公告说犹太人不是人类，纳粹官兵只是在执行国家的法律，你凭什么理由，用什么理论根据、什么标准来裁决人家有罪呢？法官们经过措手不及的紧张和讨论之后，搬出了 “自然神”的理论，用人类有基本的、统一的道德标准为理由，审判了纳粹头目。
当不承认有绝对道德标准的时候，那么法官就可以决定哪个植物人被结束生命，反正他们已经是“没有用”的人了。照这种理论滑坡下去，那么一个被诊断永无康复可能、并对他人和社会具攻击和威胁性的躁狂型精神病人，是不是也可以被结束生命？因为按照要结束特丽生命的那些人的逻辑，这类精神病人不仅对社会毫无用处（还有害处），也是活得毫无尊严，也是大脑坏了，丧失了意识能力。如果这种理论成立，它就等于确立，人类的一部份人有权判断别人的生命状态，并有权结束这个人的生命。（这里暂不探讨罪犯的死刑问题）
佛州的这个判案，是使人们走向奥斯威辛的道路。这绝不是危言耸听。当年德国就是在理性至上、优化德意志民族的思维下，在高智商、高学识的法官主导下，在法律的范围内，把精神病人，同性恋者，残疾人和他们认为“低质者”等关押并杀害。当年纳粹大屠杀中第一批被杀害的人，就是七万名被认为“不可救药”的精神病和其他患者；而且那场大屠杀就是从“安乐死”开始的！今天特丽则被他的丈夫和法官，以法律的名义送进了21世纪的美国式毒气室。难怪在特丽病房门前抗议的人群，举起了“欢迎到美国的奥斯威辛”的牌子。
斯大林毛泽东等共产主义者，也完全是在无神论、理性至上的意识形态内，完全在他们的法律框架下，屠杀了一亿多人的生命。在抛弃绝对道德标准、无神论肆虐的20 世纪，人类理性地、“正义”地屠杀的人数，超过了以往19个世纪被杀害人数的总和；20世纪的全部灾难，都是人不信神，和上帝隔绝，失去绝对道德标准的结果。因此有哲人总结说：“十八世纪圣经被扼杀，十九世纪神被辱杀，二十世纪人被残杀。”其实在《圣经》中上帝早就清楚地指出：“憎恨我的都喜爱死亡。”难怪波斯的伟大政治家和诗人赛迪（Saadi）表示：“我畏惧神，其次是畏惧那些不怕神的人。”
特丽事件只是美国、西方和全世界这场文化战争中的一个战役，一个惊心动魄的插曲。但特丽就在最民主自由、在我最热爱的美国、在我们眼前被理性地、合法地结束生命，这无法不令人更加倍地愤怒和悲哀。也许特丽是上帝送给美国的礼物，在复活节的这个星期，让她的生死再次唤起美国和世人走向上帝，在经过这个黑暗的时刻之后，为美国和世界迎来新一轮基督的光芒。
2005年3月29日于纽约
(观察)(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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