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一些中国新左派文人对桑塔格的大力推崇,却是有点时空错位、一厢情愿的味道。桑塔格在西方一直被视为左派知识分子,是以反美反战著称的,这一点似乎很得中国新左派的赞赏。但是,此左派不是彼左派,在自由精神熏陶下,总是批评自己祖国的美国左派桑塔格,骨子里,和中国新左派有本质的区别。
这种本质区别,从桑塔格不愿再去中国访问这一点,就可见出一斑。
按照桑塔格自己的说法,她与中国有“特殊的联系”,因为她的父母在那儿住过。 桑塔格的父亲是纽约的一位犹太商人,三十年代时曾经在中国经营裘皮生意。桑塔格的父母在她出生前几个月回了美国,桑塔格出生后他们又回到了中国,她的父亲甚至是在中国去世的。
在接受中国作家贝岭采访时,桑塔格说:“即使没有这些奇奇怪怪的个人经历,我也会注意在中国发生的一切。一个对世界感兴趣的人怎么能对中国不感兴趣呢? ”
出于对中国的兴趣,桑塔格在七十年代里,曾经两次去中国访问。那时,她是一个自由不羁的前卫青年艺术家,激烈地反对越战、支持古巴革命,对社会主义国家充满向往。在那个时代背景下,她的中国之行被视为“政治朝圣”。
结果,她发现自己受骗了。2000年7月,桑塔格在伦敦接受Evans Chan的采访,在谈到“知识分子和共产主义”这个题目时,回忆了她当年的中国之行。
“我记得,1973年1月我去中国旅行,正是文化大革命接近尾声的时候,我和指派给我的一个女翻译关系很友好。……她是一个可爱而又惊恐的中年女性,在文革中失去了丈夫。我问她住在哪里,她说她住在朋友家。”
这位目光异常敏锐的美国女人,坚持要看看这位中国女翻译的住所,结果真相清楚了,原来这位女翻译就住在宾馆的一个地下室,一间小得像壁橱一样的房间。在成为好朋友之后,两位异国女性有一次深入心灵的对话。
“有一天,这位女翻译暗示我她住的房间安装了窃听器,然后邀请我外出散步。她用柔软的英语非常迟缓地问我:‘你是否……看过……一本书……叫做-- 19……’当我听到‘19’这个词时,胸口顿时感到疼痛。我知道她将要说什么。‘--84。’ ‘1984,’我重复了一遍,心里更为烦乱。‘是的。’她微笑着说,‘中国就像那(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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