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中国北京的学生、市民喋血长安街之时，几乎没有人想到这个问题，天安门广场发生的悲剧与黑格尔何干？假如顾准还活着，六四悲剧一定会激发他深入思考：这种和掌权的共产党一起君临红朝的黑格尔主义，以其目的论的意识形态和总体主义的政治处方，结合中国传统的专制主义，如何导致了这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顾准已逝，这个巨大、复杂而深刻的理论问题，就留给中国未来的哲学家了。在笔者看来，黑格尔主义不但导致统治者以“安定团结”为藉口，去“历史必然性”地镇压人民，而且，在六四之后的15年间，黑格尔主义一直影响着世人对六四的解释和评价。
在评价六四的舆论中，有两种特别“中立”的观点值得注意。一种是把六四悲剧解释为“善与善之间的冲突”，即学生争取民主是正确的，政府维护社会次序也是好心；另一种观点是“恶与恶之间的冲突”，即中共镇压错了，学生也犯了不少错误。
这两种观点看起来再“公正”不过了，但却仍然落入老黑格尔的窠臼。当年黑格尔在评论古希腊悲剧《安提戈涅》时，就曾经曲解安提戈涅，错误地演绎他那一套悲剧冲突理论，
索福克勒斯的悲剧《安提戈涅》的故事梗概是，俄狄浦斯客死他乡之后，他的女儿安提戈涅返回家乡底比斯。不久后，安提戈涅的两位兄弟为了争夺王位而勾通外敌，双双死在战场，安提戈涅的舅舅、国王克瑞翁下令不许掩埋叛徒的尸体。安提戈涅不忍看着兄弟曝尸荒野，违抗命令掩埋了尸体，从而同舅舅克瑞翁产生激烈的冲突。克瑞翁下令处死安提戈涅，在处决前，安提戈涅自杀身亡。
黑格尔认为，这部悲剧的实质就在于，冲突的双方都既对又错。一方面，国王克瑞翁依据城邦的法令，禁止埋葬普雷尼克，是对的；安提戈涅冒着生命危险，按照当时的仪式安葬了她的兄弟，也是对的。在这里，国家伦理和血缘伦理各持己见，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这种悲剧因此被视为“无责任者悲剧”，不能做简单的善恶判断。
就这样，黑格尔用他的黑色逻辑，肯定了国家权力的至高无上，凡是国家制定的法令都是正确的，公民都必须遵守，否则，执政者有权动用一切手段推行他的“法令”。在黑格尔的总体看来，个体的命运并不重要。安提戈涅基于人性伦理，勇敢挑战这种“恶法”，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在黑格尔看来没有多大意义。这样，黑格尔哲学就为国家权力的滥用提供了理论基础，为罪恶找到了最好的托辞，使之具有“历史的合理性”。
今天的那些貌似公正的人也是如此，他们把镇压者和被镇压者的是非对错相提并论、等量齐观，有意或无意地为屠杀恶行做了辩护。当他们把六四看做“善与善之间的冲突”，就赋予暴力统治一定的合法性；当他们把六四说成是“恶与恶之间的冲突”时，就否定了八九民主运动的正义性。
曾经打断康德的欧洲启蒙传统的黑格尔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之一，在共产党中国产生了强势的影响，执政者的暴力被解释为历史的合理性。中国人的民主启蒙自五四以来，有一个漫长曲折的过程，如果我们不能在认识六四悲剧的时候，一并清算为专制张目的黑格尔主义，拒绝在所谓的“历史必然性”面前屈服，那么，我们的思想将再次陷入朦昧长夜。
(大纪元)(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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