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纽约时报”报导，该批文件显示出当时美国情报界延续一贯而且正确的假设前提，即在一九四八年后，中共在中国大陆的执政优势地位并未受到挑战，且中苏关系也十分稳固。部分文件的分析研判颇具洞见，但误判的居大多数。
报导说，这些评估报告包括在1950年志愿军进入朝鲜当晚写的报告。这份报告正确地判断出中国军队有能力阻止联合国军北进，或者“通过强有力的攻击迫使联合国军向南方撤退。”但是，有两份“国家情报评估”中错误估计了战争的形势，认为中国不会冒着和美国公开对抗的风险支持北越。1966年的“评估”称，“在目前美军的强大存在下，我们相信中国不会投入陆、空军进入持久的反美战役。”
关于中苏关系，美国情报机构因预设中苏关系坚定稳固，对中苏之间的分歧和最终关系破裂的反应很迟钝。直到1966年，在中苏关系进入最低谷并引发珍宝岛事件的关键三年，情报人员仍认为中苏关系破裂是不可能的。
一九五四年的“评估”曾指称，中国领导层中并不存在“明显的派系”，但事实上共产党在前一年才刚历经过一次未公开的党内清洗。
报导说，对中国核武计画的分析是误判最多、也最不科学的部分。一九六四年八月的空中照片显示新疆罗布泊附近的军事设施，已可确定是核子试验场，但认定中国当时仍欠缺足够的可裂变元素而被忽略。结果，两个月后中国进行首次核试爆。苏丁格写道，“基于几张照片和少得可怜的线索判断一个国家的核能力，从一开始就是模糊的科学，更别提判断动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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