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国标专访——不准教书不言悔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焦国标撰写的《讨伐中宣部》，在互联网和境外媒体上广为流传，激起巨大反响。半年过去了，正当人们为当局至今没有对焦国标采取措施而庆幸“宽容”之际，不幸消息竟接踵而至。九月十七日，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一位领导告诉焦国标，硕士研究生指导老师名册上，他的名字已被除去。焦国标问：“为什么被除名？”那位领导回答：“这是上面的意思，我们只是通知你而已。”这此之前，即九月二日，学院另一位领导通知焦国标，他任教的《对外传播学》，新学期不要他再上课教学了。这是上学期就排好的课，由焦国标任教，每周三节课，二十名学生。焦国标问：“为什么被停课？”这位领导回答说：“这是有关方面的精神。”

十七日，即被除名的当晚，心情沉重的焦国标独自骑自行车，绕着北大未名湖缓缓转了一圈，他说：“当时，对着湖水夜色，我全身涌起哭的感觉，真想流泪啊，那一种昏天黑地的感觉。就像李白诗‘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路难行》），大道像青天那样四通八达，但唯独我没路可走。回到家看电视，什么都看不进去，拿着遥控器，一个一个转台。”九月二十七日，焦在北京接受亚洲周刊专访。以下是访谈摘要：

刚接到通知时，你是怎么想的？

我一直想问校方：为什么停课，为什么除名？停课多少日子，除名何时恢复？是停课一学期，还是永久？我知道那两位领导不是决策人，说不出什么理由，他俩始终对我不错的。但应当给我一个说法，我究竟错在哪儿？有错应该停课，但得有个理由，不作说明，不说我对还是错，是不尊重我，起码是对我不礼貌。作为北京大学的一名教师，对我自己的命运应该有知情权。错了，错在哪儿；判刑，该判几年。否则，我不就成了软体动物，任由拿捏吗？这在程序上有很大缺陷。

你家人是什么时候知道的？

我没有把这些情况立即告诉家人，也瞒着朋友和学生。朋友路上遇见我，还问我最近怎么样，我都回答：还行，正忙着呢。我不知道学校老师怎么看我，学生又怎么看我。但这样的决定，对我心理影响很大，那些天我很痛苦。

你写了《讨伐中宣部》，遭如此处置，后悔吗？

没有什么可后悔的，自己做的事要由自己承担。《讨伐中宣部》如此传播广泛，当时是阴差阳错的感觉。其实，写出初稿后，我是传给一位朋友看看的，让他从不同角度作些切磋，我再作些修改，没想到一下就传开了。

那只是初稿？原想要修改的？

对，现在看，从表达方式上，整篇文章确实有可以磨合的地方。时代发展到今天，要表达不同的声音，也还得有绅士风度，我的风度还不够好，有些提法，有些用词，可以修改得更完善。但文章所表达的观点，我至今坚持。

今后还会写这类时政文章？

我还是要写，表达自己的看法。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要办成世界一流大学，但目前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距离目标太远，至少相距一千年。现在这样的状态，人文科学许多方面，还是一千年前欧洲中世纪水平，是大学与教会之间撕扯得很麻烦的年代，中国现在也是大学受意识形态控制的状态。教学、学术自由和言论自由的空间还很小。中国应该看到这一问题。

据说你对校方有过两个承诺？

我原先对学校院长和书记答应不接受境外记者采访，不再写时评文章。我确实作过承诺。但我再细想想，觉得这两条都与宪法精神不合，是违宪的承诺。我非常抱歉地对他们说，我突破了这一协议。我对领导的承诺是个人性的，当然也应该遵守，但这承诺骶触了宪法，因此是无效的，即使是一般法律与宪法违背，也是无效的。因此，我会接受境外媒体的采访，也还会写一些时政类的文章。

你的精神力量来自哪些方面？

有几个来源。第一，人的文明是有规律的，何时昌何时亡，很难讲，但必然是浩浩荡荡的。社会人类文明是矢箭头方向的，不是浑沌而无方向的，我的一些做法是合箭头方向的。

第二，中国社会改革开放不断发展，它是“量”的一部分，我相信社会往文明方向走。第三，我对北京大学还是信任的，它给了我力量，它的历史是与时代方向相吻合的，有时确实也有不吻合的，但总体上它的优秀传统，与文明保持同步的传统，还是比别的学校强烈得多。

还有，就是我对是非标准的判断，按人类文明的指标去做，人的最后依据是信仰，认为对的就要去做，认为不对的，我不这么做，也不让社会那么做。价值观是自己最后的力量，所有的外在力量都靠不住了，就只能靠自己的信仰了，这是最后的支柱。

不上课了，你是从事研究还是写作？

学校领导对我说，不上课就集中精力写书吧。那是一本对外传播学专着，二十五至三十万字，是学院教材建设的一部分，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我对这本学术著作还抱有浓厚兴趣。目前已写十多万字，估计年底完稿。今年八月底，日本草思社出版了我的一部书，我还没有拿到样书，此书收录了我的关于新闻传播的一些文章，我不知道最后的书名是什么，当初出版社想用那篇文章题目《讨伐中宣部》作书名。学校停我的课，不再让我任硕士研究生指导老师，核心问题是我那篇批评中宣部的文章。

但我相信，不出三年，中宣部就会与其他部委一样，是可以被批评的。最近云南和重庆等五六个省市宣传部长被揪了出来，由媒体报道了，这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虽然中国的一些事情还是有无边无际、天何时能亮的感觉，其实还是在变化的。这就是我那篇文章的力量所在，是中国社会有希望的体现。我认为，中国社会还有两个较大的社会解放。

怎么理解“两个比较大的社会解放”？

一个是新闻出版系统从中宣部控制下解放出来，再一个是按宪法规定的政治自由，从行政领导的掌控中解放出来。

学校停我的课，显然不是我的教学有什么问题，而是我的言论有什么问题。言论有问题，应该是宪法管的，不是学校领导管的，宪法规定我有这样的权利，我履行宪法规定的自由，而学校因此停我的课，我当然不服气。过去，单位领导还控制你的婚姻和私生活，你的职务比较重要，领导就会调查你恋爱对象的出身和表现，结婚离婚都要单位出证明。今天单位行政领导不再参与人们的婚姻了。

我相信中国人的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也会像私生活的自由那样，将来党政领导不会再掌控了，那时中国社会的文明度就会提高很多。

谢谢你违背“承诺”接受我的采访，但是会担心对你带来什么影响？

今天的采访或许会打破宁静。但是，我想我还是要做“阳光男孩”、“阳光中国人”。中国社会目前有许多这不能说那也不能说的这种潜规则，我希望自己能照亮一些东西，希望我走过的路是带阳光的。如果每个人走路都带点阳光，中国就有希望了。我要说，我爱领导，我更爱宪法；我爱北大，我更爱真理。

□ 亚洲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