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周一良怎样进入“梁效”写作班子 (4)

一九三零、四零年代的优秀知识青年,有相当一批出于救国救民的崇高动机投身领袖的事业。这一批人的遭遇是父亲这一代学人经历的一部份。《思痛录》作者韦君宜先生是这批精英之一。“百年人生”丛书编辑慧眼独具,把父亲和韦先生的回忆一同收入这批知识分子的丛书,方便后人比较“干革命”和“作学问”的两类知识人。韦先生出身富裕而有文化的家庭,与父亲背景相似。她青少年时期学业优异,家庭安排她赴美深造,但她选择献身领袖的事业,与父亲走了不同的道路。一九三五年韦先生入党,在清华作地下活动;父亲正往返燕京、清华,优游于文史之中。一九四零年代韦先生投身抗日烽火;父亲正在美留学。一九四六年韦先生夫妇从领袖的“抢救运动”中死里逃生,继续为领袖打天下出力;父亲自美学成回国。一九五零年韦先生夫妇以战胜者身份进京接管文教界,组建青年团,父亲开始接受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对比之下,父亲很快接受了当局的价值标准:韦先生这批人走的是光荣的路,自己走的是可耻的路,往者已矣,来事可追,于是才头戴“原罪”紧箍咒。身背追随领袖太晚的包袱,在历次整人运动的荆棘血腥中连滚带爬过来,可到头来还是不被当局接受。父亲并不知道,韦先生这批人当中坚持独立人格者,在领袖的组织中多不愉快,他们在“光荣”的背后也看到许多丑陋和邪恶。韦先生的《思痛录》告诉父亲,就算他当年不去留学去延安,不跟陈寅恪跟毛泽东,只要他不肯放弃良知,最终还是要象韦先生等一样被领袖和当局当成异类。追随领袖的知识分子中,只有象康生那类人,为领袖充当“龙爪”,主办“抢救运动”残害无辜才能在那一群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如鱼得水,施展报负。一九九九年,“自由亚洲”电台采访韦先生女儿杨团先生,她对《思痛录》作了重要补充。一九四零年代“抢救运动”中大批投奔延安的青年和知识分子被当作敌特暴力逼供,甚至致死致伤之后,领袖考虑到抗日结束后与蒋介石决战在即,这批人力可资利用。于是在中央党校大会上举手及帽行礼,算是道了歉,说大家从此就应该捐弃前嫌,团结给他打天下了。韦先生夫妇已耳闻目睹和身受数次这种专制暴力,不再轻信领袖的道歉。二人在自己窑洞里商定,这是最后一次原谅领袖。下次领袖如果故态复萌,二人就决不容忍。激动之中,二人吟白话诗一首以明志。这一段故事令人动容。可惜,几年后领袖君临中国大陆,旧戏重演。左、中、右知识分子群体,无一幸免,其规模和祸害远超过延安小城的“抢救运动”。韦先生当年与家庭决裂时义无反顾,这时年事渐高,又有了子女,热血青年的锐气不再,不但未能践当年窑洞之约,还不得不违心说话。韦先生一再看到领袖为建立自己的专制王朝不择手段,有忤自己救国救民的初衷。水火不容的人性和党性,使她受了几十年内心煎熬,终于在晚年把自己的心路历程写下。韦先生和父亲这两个知识分子,出身家庭相似,青年以后走了截然不同的道路,晚年却殊途同归,恶梦醒来,各自写下了对盲目追随领袖的反思。我在美国用心聆听了韦先生女儿的讲话,在回家时转述给父亲。既然连父亲尊崇的 “老革命”知识分子对领袖的专制都无能为力,父亲这种书呆子就不必为自己跟着领袖趟了混水而过份自责。韦先生的自白使父亲临终前得以减轻精神包袱,但改变不了历史和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开的残酷的玩笑:为救国救民而投身“革命”的,为服务祖国而学成归来的,都被领袖敲打玩弄半生,许多人在领袖发动的历次整肃中含冤以殁,象韦先生和父亲这种劫后余生者,晚年只能抚摸着身心的累累伤痕叹息蹉跎的岁月。唯有避秦海外的才治学有成,对社会有较大的贡献。难怪有人说早回国(革命)不如晚回国(革命),晚回国(革命)不如不回国(革命)。

  二零零一年十月二十九号,以诎吮ι降谝桓姹鹗宜妥吡烁盖住0偃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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