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1月，毛泽东在欢迎由苏联回国的陈云等人时致词，谈到了唐僧取经，且用此比喻中国共产党取经：“唐僧去的西天叫天竺国，就是现在的印度，他们取的经是佛经。咱们去的西天是苏联，取来的经是马克思列宁主义。”1953年2月，毛泽东在政协一次会议上又说：“我们这个民族，从来就是接受外国的优良文化的。我们的唐三藏法师，万里长征比后代困难得多，去西方印度取经。”
唐僧取经回国后，在长安主持译经。对此，毛泽东在1964年春节教育工作座谈会上说：“佛经那么多，谁能读得完？唐玄奘翻译的解释《金刚经》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不到1000字，比较好读；鸠摩罗什翻译的《金刚经》那么长，就很难读完了。”可见，毛泽东是相当推崇唐僧的译经水平的。
1942年中央编译部成立，他给何凯丰写信，内称：“为全党着想，与其做地方工作，不如做翻译工作，学个唐三藏及鲁迅，实是功德无量的。”
3年后，中共七大召开。毛泽东在会上再次赞扬唐僧译经的精神。他说：“中国历史上也有翻译。比如唐僧取经，经过九九八十一难才回来。唐僧就是一个大翻译家，取经回来后设翻译馆，就翻译佛经。唐僧不是第一个留学生也是第二个留学生。”
在毛泽东的文化视野里，唐僧是很值得后人学习的。1957年10月，他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谈到“振作精神，下苦功学习”时，所举的中外7个历史人物，其中一位就是玄奘。翌年3月，他在成都会议上说到从古以来创新思想、立新学派的人，都是学问不足的年轻人，又再次举了玄奘等人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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