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1月，毛澤東在歡迎由蘇聯回國的陳雲等人時致詞，談到了唐僧取經，且用此比喻中國共產黨取經：「唐僧去的西天叫天竺國，就是現在的印度，他們取的經是佛經。咱們去的西天是蘇聯，取來的經是馬克思列寧主義。」1953年2月，毛澤東在政協一次會議上又說：「我們這個民族，從來就是接受外國的優良文化的。我們的唐三藏法師，萬里長征比後代困難得多，去西方印度取經。」
唐僧取經回國後，在長安主持譯經。對此，毛澤東在1964年春節教育工作座談會上說：「佛經那麼多，誰能讀得完？唐玄奘翻譯的解釋《金剛經》的《般若波羅蜜多心經》，不到1000字，比較好讀；鳩摩羅什翻譯的《金剛經》那麼長，就很難讀完了。」可見，毛澤東是相當推崇唐僧的譯經水平的。
1942年中央編譯部成立，他給何凱豐寫信，內稱：「為全黨著想，與其做地方工作，不如做翻譯工作，學個唐三藏及魯迅，實是功德無量的。」
3年後，中共七大召開。毛澤東在會上再次讚揚唐僧譯經的精神。他說：「中國歷史上也有翻譯。比如唐僧取經，經過九九八十一難才回來。唐僧就是一個大翻譯家，取經回來後設翻譯館，就翻譯佛經。唐僧不是第一個留學生也是第二個留學生。」
在毛澤東的文化視野裡，唐僧是很值得後人學習的。1957年10月，他在中共八屆三中全會上談到「振作精神，下苦功學習」時，所舉的中外7個歷史人物，其中一位就是玄奘。翌年3月，他在成都會議上說到從古以來創新思想、立新學派的人，都是學問不足的年輕人，又再次舉了玄奘等人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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