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应台:干净的城市 缺乏创造力

官场三年半,并没有丝毫磨损龙应台尖锐的思考与观察。2月卸下台北市文化局长的职务后,龙应台仍然思索文化与城市等课题。日前发表的《在紫藤庐和Starbucks之间:对“国际化”的思索》,便引起台湾读者很大的回响。(该文也发表在7月6日的《早报周刊》。)

  文章叙述了作者在1978年第一次到欧洲时,遭遇当地浓郁而活生生的文化气氛时的震惊,使她对“传统”与“现代”有了新的想法。《紫藤庐和Starbucks》一文正是龙应台延续这个主题,对所谓“国际化”所做的反省。

  出身高雄,目前是剑桥大学博士生的蔡孟翰说:“这是我最近读到的中、英、日文作品中最精彩的文章。”

  早年留学德国的龙应台,是极少数在中文写作世界里,致力于探讨城市、土地与文化关系的作家。

  应《联合早报》之邀,她将在7月20日到新加坡参加“名家谈名城”讲座。月初,龙应台接受本报采访,分享她的心得。

有自信的城市 也有包容力

  在龙应台眼中,一座城市的干净与否,反映了该城市的深层心理结构。在众多的欧洲城市中,龙应台并不喜欢干净而富有的苏黎世。

  “当一个城市过度干净的时候,它一定是花很多心思跟精力,放在维持这个城市的干净、整齐跟秩序。当一个城市花那么大的心力,来维持干净、整齐跟秩序时,我自己的偏见是,它的创造力一定是相对比较低的。”

  从瑞士北部的苏黎世到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龙应台形容中间的不同:“一下飞机的感觉就是:啊!垃圾比较多,但那时我心里的那种愉快、那种放松、那种又可以把手脚伸出去,可以大步大步走的感觉,真好。”

  对龙应台而言,城市的创造力也代表了它的活力和自信,有自信的城市也是有包容力的城市。

  “就好像我们交朋友一样,和越有创造力、活泼、有自信的人在一起做朋友,你很轻松,不必随时担心是不是踩到他的痛脚,是不是侮辱了他。城市是一样的。”

  布拉格虽然美丽,龙应台却嫌它过于单一。“我喜欢乱糟糟的伦敦;我喜欢吵闹、颜色很多的巴黎;我喜欢两德统一后的柏林,因为它变成一个各种文化奔放的城市。”

从自己的人文传统找答案

  在《紫藤庐和Starbucks》一文中,龙应台问了一个深刻的问题:什么叫“国际化”?谁是“国际”呢?自己国家安身立命之所在、之所趋又在哪里?

  她在文章中透露,旅居欧洲的经验,改变她原有接受的五四新文化教育,让她对自己文化传统的本质与重要性有新的体认。

  她说:“拿我自己的经验来说,对社会、人生有很多的观察、困惑,你会去寻找答案。长久以来,我们这些弱势国家,总是被强势国家影响,我们都是往西方走。”

  她表示,研究中国的都是西方先进国家的学者,所谓汉学家,而中国则是被研究的对象,是一种笼子外的研究者与笼子里的被研究的动物的关系。因此知识就是权力,连中国文化是什么,都会被“研究者”去界定。随着阅历的增加,龙应台发现了由汉学家解释的中国文化的问题。

  “40岁以后,你会发现这个解释是不够,不能满足你的,因为它跟你有文化的隔阂,也有社会条件、历史发展的不同,它事实上并无法回答我们的问题。这时就有自救的必要,要回到自己文化的源头去找答案,回到《老子》、《庄子》、《孔子》、《列子》去找,一路下来发现很多很多的答案。所以传统是一种必要,它不是装饰品。”

  龙应台举例说,比如台湾早期的茶馆就是把传统当装饰品,满足浅薄的怀旧情绪,茶馆里有很多怀旧的装饰,但是没有真正的茶道、茶的学问。这几年来就出现了有真实内涵的茶馆。

在国际化中经验“小桥流水”

  除了人文的层次,人类普遍共同的传统:对大自然与土地的依恋,也是龙应台思索城市国际化、现代化的一个主题。

  她认为,人来自大自然,当工业化社会往天空发展得太快太远时,人会心生恐惧。因此,接近、渴望大自然,不但是人类传统的一部分,也是一种本能。

  “在最现代、最先进的城市里,最有钱的人,他花很多的钱,就是把他的家创造出一个小桥流水的状态。人接近土地是生理的需要。”

  龙应台认为,每个文化都有属于自己特殊的“小桥流水”,包括自己最熟悉的语言、饮食习惯、思维深处的价值系统。如何让这些特殊性与国际化要求的普遍性接合,是人类共同的挑战。

  她如此形容这个挑战:“如何在应用现代化的好处的同时,又保住我们心里面那个最深的,不一样的东西。”

  对龙应台而言,国际化的一个最大弊病是标准化。她说:“你让标准化控制一切的话,game over,整个地球变成一个大医院了,这好像不是一个很值得向往的未来。”

让城市人口接近土地

  如果接近土地是人类共同的深层欲望,在人口密集的城市里,一般人的这种欲望将无法满足。如何解决这个矛盾,也考验着决策者的智慧。

  借鉴欧洲城市“现代化”与“国际化”的经验,龙应台认为,欧洲人的现代与传统之间当然也有一种紧张关系,但是,他们找到折衷的方法,比如,把发展放在古城外,保留古城,而被保留的古城变成文化观光重点,其实带来更大的收入。

  “因此,越有能力的国家,越有办法透过现代的科技,让城市的人还可以有小桥流水;越没有能力的国家,它追求发展,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会让原来的小桥流水被破坏掉。”

  从这个角度思考“文化产业化,产业文化化”的主张,龙应台的反应是: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

  她说:“台湾向来认为文化就是文化,没有产业的概念,而文化作为一个产业,应该要有机制,因此在台湾这样的背景下,就要大声疾呼:文化要产业化。”

  “换一个时空,到大陆的西安,那里连秦俑都可以卖,为了钱,任何古迹、古物都变成纯粹的商品,在这样的背景下,当然就不是说要文化产业化,而要倒过来说,对不起,在它产业化之前,文化的纯度不能受损。”

灵魂的语言不能借用

  把自身人文传统当作生存必要条件的龙应台,坚决反对台湾政府要把英文变成官方语言的作法,虽然英文是国际化的必要条件。

  她说:“英语当然在21世纪是一个必要的工具,但是语言并不只是工具而已。用英语作为工具是一回事,把它变成你灵魂的语言是另外一回事。工具的语言是拿来与人沟通;灵魂的语言是一个民族所有的记忆、所有的创造与传承赖以为最后的依据的秘密花园,是所谓的安身立命。任何伟大的文学、音乐、绘画、任何民族最深刻的东西,要靠那灵魂的语言表达、传播。这个灵魂的语言是不能借用的。”

  许多欧陆国家为了国际化,也让他们的小孩学英语,但是英语并不是官方语言,只是工具。龙应台说:“德国小孩一生安身立命的就是德语,其他都是工具。工具怎么可能威胁你安身立命的东西呢?”

  她举瑞士为例子表示,瑞士有四种官方语言,但是各自都把根深扎在自己的“灵魂语言”的土壤里,它的德语文化就产生了诺贝尔级的作家。四种语言都受到尊重,但是没有一种语言强大到去威胁其他人的灵魂语言。“四块语言土壤上的人,都以自己的语言安身立命。”

  龙应台表示,新加坡在理论上也应该如此:“如果是深深扎根,新加坡以它特殊的历史条件,说不定它中文的环境,就会出一流的作家。你如果有英文的深刻作品出现也很好,表示你人民的英语已经扎根了。”

  她认为自己对新加坡的情况了解太浅,“没有资格”做评断。“但是”,她说:“如果以要跟国际接轨为理由,而把自己‘灵魂的语言’稀释掉,那可是得不偿失的。”

香港还是一座有希望的城市

  辞官后的龙应台恢复了思考、写作、旅游的生活。在新加坡参加座谈会后,她将到北京与孩子会合,展开近一个月亚洲文化之旅,北京、西安、上海、汉城、台北,在8月20日到香港城市大学讲学一年。  

  龙应台到香港讲学的目的有三个:希望能多了解香港;希望从香港观察大陆;重新建立原有的国际联系。

  虽然对于香港的前途有所忧虑,龙应台并不赞同悲观的论调。

  她认为,香港有一些优势是其他城市所没有的,包括公民素质、官僚的训练及成熟的管理文化。在这三个条件上,连台北都比不上。这些涉及文化内涵的软体,上海恐怕要花10年才能追上香港。

  “香港了不起。因为一个五六百万人口的城市,有50万人上街头,这在世界任何一个城市都是非常重大的事件。23条通不通过,在我看来,可能是一个历史的关键,决定香港是可以继续繁荣,或是没落。”

  “我当然希望香港人有足够的智慧,而北京执政者有足够的眼光,认识到一个繁荣的、开放的、国际城市,对香港本身,对中国大陆都是好事;更何况不要忘记,我们台湾人都在看。”

十星级旅馆 无法安身立命

  从人文与自然传统反思城市的国际化,来检视新加坡的经验,龙应台表示,在调解城市现代化与传统的矛盾上,新加坡是否足以作为典范,是很值得讨论辩论的。

  她说,把国际化解释为与国际接轨,知道如何用国际间流通的资源和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新加坡确实比台北国际化。

  在文化产业化的工作上,新加坡对“文化是一个产业”也相当有概念。“但是在文化内涵与产业行销之间,如何拿捏分寸,做得多好,我不知道。这是对每一个社会的考验。”

  作为一个国际化的城市国家,龙应台认为新加坡的情况非常特殊,她比喻新加坡像“一间十星级的旅馆,有干净的桌布,一流的服务,美丽的花园,优美的音乐,但它是不是在文化上可以安身立命的地方?我不知道。

  “我要去度假,我可以选择一个旅馆。像很多欧美人愿意到新加坡工作,我作为一个过客,当然选择那个十星级的旅馆;但是我要一个我的感情可以有出处,我的记忆可以传承,痛苦不必躲避我,可以深刻面对,我要生老病死,生于斯、死于斯、歌哭于斯,我不会选择一个旅馆。”

(联合早报)(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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