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国涌：“三化”现象与“三盆水”

这真是一个“三”呼万岁的时代，什么事总要和“三”挂上勾，从“三讲”到“三个代表”，从“新三民主义”到“三个贴近”、“三个一切”，等待我们的不知道还有多少的“三”。最近又有两条与“三”有关的新闻几乎同时出现在我的面前，第一个条是黑龙江省政府历时百日、行程万里，对公安交警、工商、税务、交通等实权部门明查暗访，针孔摄象机全程纪实，结果发现──“在一些地方和单位出现了国家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利益化、部门利益私人化现象。

”这样的“三化”现象在“咱们的中国”其实早已不是什么秘密，只是大家心照不宣罢了。在权力没有约束的地方，莫说权力三“化”，就是四“化”、五“化”……也是正常现象。北起白山黑水，南到成克杰、李嘉廷们曾呼风唤雨的南国边陲，以“三化”现象为标志之一的“政治之癌”已成为现代化路上的重要障碍。

就在黑龙江省针对行政不正之风概括出三“化”的同时，陕西省提出了“新官上任三盆水”的新说辞，一盆水常洗头，防止头脑发热，做个清醒冷静的“官”。一盆水洗手，不捞不占，不腐不贪，做个清白廉洁的“官”。一盆水洗脚，腿脚利索，经常深入群众，做个真抓实干的“官”。这“三盆水”固然文学味十足，比喻形象，却完全是建立在“新官”们的道德自觉之上的，无论“洗头”、“洗手”还是“洗脚”， 仅仅是一种道德要求，靠的都是官本身的觉悟、品质、德行，他可以选择“洗”，也可以不“洗”，假如以这样的“三盆水”来约束官员，岂不形同儿戏？与行政权力的三“化”相比，“三盆水”确实太轻巧、太文学、太道德化了。
政治不是道德，腐败问题首先不是道德问题，“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腐败”，这是一个近代文明国家早已发现、早已解决的老问题。

为什么“咱们的中国”反腐败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而收效甚微，不客气地说收效等于零？帝王时代常说治乱世用重典，就是以杀头相威胁，当今之世，不也杀了成克杰、胡长清之类，打破了刑不上大夫的惯例吗，可就是起不到震慑的作用。腐败的新闻继续日复一日地在各个角落里发生着，权力三“化”决不是黑龙江的地域性现象，而是放之中国而皆准。执政党有纪律检查组织、政府有监察机构、司法有检察院，还有权力机关──人大常委会，还有许多我们看不到、摸不着又确实存在着的机构在监督着大大小小的官员，端的是重重叠叠，山外有山，何以就抓不住那些掌权者贪得无厌的手？控不住他们糜烂的欲念？

为什么这些简单的问题一到“咱们的中国”就变得如此复杂、如此艰难？

关键在于我们能发现“三化”之类的病象，却不愿、不敢触及真正的病根，即权力本身的绝对性、无限性，一方面国家权力凌驾在整个社会之上，社会臣服在国家机器之下，一方面国家权力本身是不可分割的，其中只有一个绝对的、不受任何约束的最高权力控制一切，表面上似乎层峦叠嶂，什么机构都有，实际上只有一个绝对的、无限的权力。

我们尽可以提出“三盆水”，提出“六亿神州尽舜尧”的道德理想，却不会、也不屑诉诸于严密的制度安排，理想的道德层面始终与现实的制度层面无法接轨。不从根本上寻求制度变革，什么样的数字都将只是数字，怎么也跨不过现代化的这道坎，只能在前现代的数字游戏中多徘徊几个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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