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五十年代初期的所谓“公私合营”“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许多工商业者在财产被政府吞并后，纷纷跳楼自杀，被市长陈毅称为“空降兵部队”；从“反右”到六、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时期，许多人自杀，跳楼是其中的主要方式之一，这些人被称为“自绝于人民”。现在，一些拿不到应得工钱或因伤残而陷于绝境的民工及家属，在绝望之余跳楼自杀，或者以试图跳楼来引起社会关注，竟然被毫无心肝的记者嘲笑为“跳楼秀”。
“秀”，这是洋话，民工们大抵是不懂的。但“跳楼”是很明白的，正常的成年人都知道跳楼会死人。对于吃苦耐劳、如野草一样坚韧的中国农民来说，在各种恶劣环境中活着是一种从小锻炼出来的技能，虽然这同时也是一种苦刑。“好死不如赖活”，如果不是生的痛苦超过对死亡的恐惧，谁会走绝路？而向来逆来顺受、安分守己的农民，如果不是走投无路，谁会用自己的生命作讨还公道的筹码？
农民，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他们唯一的罪就是生在农门，注定是贱民。当他们满怀希望，为着养家糊口这点并不过分的目标，到城市打工，他们却早就被城乡隔离制度剥夺了尊严。当他们一年累死累活干到年底，已经压榨他们到了极限的老板却不付工钱，他们一点本已谦卑的希望都被剥夺了，除了生命他们还有什么资本？何况没有收入，在城市里生存都难以保证。然而，在以“无冕之王”自居的一些记者老爷们眼里，农民以死来抗争不过是一种“秀”，虽然确凿有些民工自杀死亡了。
因为，农民的生命从来就轻如草芥。
在权势集团、知识阶层、城市人看来，农民“愚昧”“素质低”，俨然是自然界的公理。牺牲农民的利益，于是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实。在大饥荒初显端倪的时候，城乡隔离的户口制度出台，为了确保城市，农民被隔离在“广阔天地”中，连逃荒都成为罪行，数千万人无声无息地死于饥荒。以后，这种比种族隔离更邪恶的户口制度，不但保障了政府通过统购统销、以城乡工农产品剪刀差压榨农民，让农民处于绝对贫困，而且将农民由自由民变为农奴，农村户口就是永久奴隶身份的烙印。与城乡户口制度伴生的收容制度，就是对农奴“加强管理”的手段。没有地方党政组织同意而“盲目流动”的农民正是收容的对象，他们包括逃荒到城市乞讨、上访鸣冤的农民。这是为了“国家形象”而设立的“福利”政策，是民政部门的职能。
然而，正是“愚昧”“素质低”的农民，冒死实施土地大包干，才挽救了“濒临崩溃”的中国经济。随着土地承包制度推行全国，农村基层政权松弛，农民才有了自由的空间，他们能很容易得到地方的“介绍信”，到城市推销农产品，换取其它商品进行推销。正是“愚昧”“素质低”的农民，靠鸡蛋换粮票、粮票换商品的活动，成为八十年代经济活动的主要力量。农民进城经商和乡镇企业的发展，是中国经济起步、发展的根本动力。八十年代中期，是几十年来农民最自由、最满怀希望的时候。
随着外资不断流入，农民进城的规模越来越大，自由的农民又触动了极权制度的神经。“加强管理”的政策再次出台。
本来，中国人均只有一亩五分耕地，在人口大省甚至只有七八分耕地，农民绝无可能靠务农“共同富裕”，他们唯一的出路只有进城务工、经商。八十年代中期农民经济状况整体改善，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又逐渐被高涨的通货膨胀吞噬；党国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通过财政下放，将基层官、吏的利益跟其职能直接挂钩，于是乡村政权为所欲为，直接在农民身上征收高额赋税，成为广大农民重新陷入贫困的直接根源；朱熔基任内搞的教育、医疗产业化，使得农民在这两个最重要的方面开支大大增加。一方面是收入有限，一方面是支出急剧增加，更多农民迫于生机，不得不加入打工者的行列。
为了对进城农民“加强管理”，党国从中央到地方制定了各种政策，发放身份证、务工许可证、暂住证这“三证”，以及诸如计划生育证、健康证等其它一系列证件。与此伴生的，就是城乡各政府机关通过发放各种证件敛财敲诈农民，以及城市警察、联防队、城管、民政诸部门勾结起来，利用职权，以旧有的收容制度绑架、抢劫并勒索进城打工的农民，而农村警察、联防队则采用抢劫、绑架和勒索来收取赋税或者敲诈回乡农民，每年都有征收税赋时杀死或者逼死人命的诸多案例。
在总设计师“白猫黑猫”的伟大“理论”指引下，随着这些职能部门的腐烂，贪欲恶性膨胀使得警察、联防、城管、民政等政法部门的人员天良丧尽，手段越来越恶毒、残暴，被绑架的人员早已经超出农民，城市白领、商人都已经逐渐成为受害者；其罪行也不仅仅限于剥夺公民人身自由和财物，进一步发展到开办奴隶工场、贩卖奴工甚至将女性卖入妓院！为了盘剥，对被绑架人员进行殴打根本就算不得什么，乃至虐杀被绑架人员都已经司空见惯。孙志刚被虐杀，他不过是无数受害者中的一个，由于他大学毕业生的身份属于精英阶层，借着SARS给新闻管制造成的缝隙，他的死亡才引起全社会的关注。麻旦旦等无数无辜女性和无数不知名姓无辜的男性被诬为娼妓、嫖客，他们被侮辱、被践踏甚至被虐杀，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能受到全社会关注，包括去年回家奔丧途中被诬为嫖客并被打死的大学教授程树良。
在戒毒所将戒毒女性、收容所将被绑架的女性卖入妓院，而最近刚虐杀了孙志刚的广东省，官方断然否认有收容无暂住证人员的规定，然而这一切罪恶却在广东和全国各地普遍上演。无论字面上如何，这绝不是个别、偶然的事件，而是制度化的罪恶，城乡隔离的户口和暂住证制度、权钱挂钩的权力承包制度，就是这些罪恶的具体制度保障。
农民，生而卑贱，他们是中国社会最无助、苦难最深重的一群，他们占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如果知识阶层和城市人口不关注他们，不为他们呐喊，自己的利益被侵犯也不过是迟早的事，比如城市居民的房产被官商勾结掠夺，与农民被压榨并无二致。人的权利是相同的，别人的权利被侵犯时事不关己，当自己成为受害者时，同样会被社会漠然处之。在个体一盘散沙的社会，普通个人没人能跟制度抗衡。只有在其他人遭受苦难表示同情和关注，为他人呐喊，才能形成社会正义的力量，个人才不是孤立无助、走投无路的。
对农民受压榨漠不关心，对无以为生的下岗人员侈谈必要代价，对法轮功和其他由于信仰遭迫害和虐杀的人幸灾乐祸，对为民请命的人恶毒咒骂的人，不要以为制度的罪恶不会降临到自己和家人、亲戚、朋友的身上。
不要以为自己是精英就天然高人一等，农民固然是伟大领袖们“死掉一半还有一半”壮举的主体，城市人和知识精英们又何尝不是“杀他二十万，稳定二十年”、“冻死苍蝇未足奇”的对象？
在极权制度下，城市人和知识精英们的生命，和农民一样，轻如草芥。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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