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危言：我们的中国病了

朋友东海一枭兄寄来洋洋洒洒的中国疾病诊断报告，因忙于它事，未及细览。今日有空仔细端详，又联想到网友梁卫星兄在关天茶舍的“自杀”，便受了很大触动。我们的中国的病生了多少年了？不得而知，但现在确实是重病在身，我已感到我浑身的苦处。借读东海一枭兄长文《我控诉》和梁卫星兄《为什么我的内心总是充满了恐惧与忧伤？》之感想，我也来谈谈中国的病。现在的中国在一般舆论中是“盛世”，“走进新时代”，我不是“异议人士”，但所谓阴阳互动，盛衰相依，“盛世”又岂能担保无病？联想到郑观应先生也是在“同光之治”的治世喊出了“盛世危言”，我也就不是被“枪打”之“出头鸟”了。更主要的，我们的中国的病已深入到我的腠理，我不能讳疾忌医，我要寻找“医家”疗救我的病苦。
　　东海一枭兄在文中荤荤大餐地罗列了不少我们的中国的病状，先展示主要部分如下：从最基层到最高层、从官方到全社会全方位多层次大范围的腐败。从上到下从官到民从媒体到社会无处不有的假话，五千年文明古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谎言之国；官腔，则是假话最集中最经典的体现。政府漠视人命、草芥人命。公安警察无休无止无穷无尽的丑恶和犯罪行为，他们肆无忌惮地侵犯私权、草芥人命、欺压良善、循私枉法、警匪勾结、蛇鼠一窝、恐怖执法，法院有法不依、违法不究、执法不严、审判不公，不断地制造冤假错案。有司对人民思想、言论自由的肆意剥夺，对新闻媒体、网络和舆论的严密监控，对民主义士、反腐斗士、正义之士、爱国志士、网络人士、自由知识分子的严酷迫害和无情打击。空前沉重的特权剥削，同为特权剥削，论剥削量的深度、广度、高度和严重程度，党权剥削又比皇权剥削更进了一步，更为内在丑陋惨酷而又外表不露痕迹，堪称史无前例，后无来者。当前劳动阶级，所受到的剥削之重、所承受的税负之高、所遭遇的苦难之深，比许多封建朝代有过之而无不及。……
　　东海一枭兄对“我们的中国”的疾病是深为关切的，极其激愤的，以至这病相报告采用了左拉的“我控诉”体。在这篇文章开头，他开宗明义，大声疾呼：“今天，二OO三年三月二十三日，在这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土地上，我，东海一枭，也就是萧瑶（笔名），余樟法（原名），悲愤而庄严地发出我的控诉之声，在涂脂抹粉、自欺欺人的盛世喧歌中，控诉专制主义对许许多多民主、正义、爱国之士的打击和迫害，控诉在这块土地上已经和正在发生的无数丑行、恶行、暴行和罪行！”东海一枭兄言词激烈了不是？但我想启蒙者都是有点愤世嫉俗的，先觉者的痛苦非常人所能理解的，所谓鲁迅说从黑暗的铁屋子里发出惊醒世人的声音，一律是“忧愤深广”。作为中国病人之一的我，又何尝读不懂鲁迅先生的“狂人日记”里的启示：去了隐瞒这“疾病”的“心思，放心做事走路吃饭睡觉，何等舒服。这只是一条门槛，一个关头”。我们要做的就是唤起更多的人，正视我们中国的病，勇敢地迈出这“门槛”、“关头”，以求得救。
　　中国古代文化的活的传统一直将自然现象与社会病相紧密结合起来考察，所谓“天人合一”，天有病，人知否？问的仍是天有病了，人还能不知道自己有病吗？对东海一枭兄的人病学补充，我们显然也可看到许多更具体的“天降征兆”。什么处女也卖淫，南京汤山放毒，北大清华爆炸，非典型性肺炎病菌毒雾漫起，辽宁海城几千学生豆奶中毒，中国网络上的反战挺战的“美伊战争”，什么母亲产奶不育孩子反卖作贵人奢侈饮用的母乳汤，成车皮的婴儿运往阔人的盛宴上成为筷下填肚之物……。天下不和，人鬼难分，人伦尽丧，自然反常，人吃人，这一切还不明显地昭示一个疾病的中国大难将至吗？幸好我们现在没有专职的星相家来报忧，幸好传统文化的精华那一部分已被我们数典忘祖地抛弃，我们还能生活在大灾难前麻木不仁，将命运任由那自然的劫难来处理。中国不缺志士能人，但天亡我也，必使我自亡。鲁迅所谓先将自己仍有一点希望的力，驱除干净，然后恭迎魔鬼的统治。
　　我在《我常常准备着自杀》等百来篇杂文里，喊出我对自己的病苦的痛楚。网友梁卫星兄也是像东海一枭和我一样被疾病的中国折磨得痛苦的人，最近他在关天茶舍里“自杀”了，以一种决绝的态度宣告了对这中国病的憎恨和绝望。我和他交往不多，但关注他的才华横溢的文章。他是主动结识我的，那是我为斗志兄的抱打人间不平所遭的困厄在网络上撰文疾呼呐喊的时候，他主动找我谈心，说他也是一个农民，为我所写的斗志的事迹感动。他自感救世无力，但尽自己所能做点事，他将我那篇文章到处转贴，算是对我和斗志的支持。对他在关天茶舍的“自杀”，我非常痛心，但写有《我常常准备着自杀》的我，也无力去劝他。我只将他留在关天的“遗书”《为什么我的内心总是充满了恐惧与忧伤？》转贴到我个人的网上小资料库收藏，又刊发在我自己办的电子报上，推荐给订户阅读，算是我对他的拳拳之心的怀念。
　　在梁卫星兄的这份“关天遗书”里，他说他是这样不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企图一举摧毁这十多年来孩子们业已根深蒂固的奴化人格。他站在讲台上，穿梭在走廊当中，混迹在学生之间……慷慨激昂，痛心疾首，滔滔不绝，义愤填膺……“然而，我这算什么呢？他们讥诮的看着我，他们趴在桌上昏昏入睡，他们甚至义正辞言：老师，你反党反社会主义；更有甚者，他们会说：你在犯法！”是呀，鲁迅的“救救孩子”的呼声今天仍在这里响亮着，仍是这样的无力。梁卫星兄和我一样是中国贫苦农家出生的教师，他说“我其实还是一个农民！”他的父亲母亲是农民，他的姐姐哥哥们也是农民。父亲以讨米也要让他跳出农门的大无畏精神终于将他托出了农门。“然而，我要对父亲说：这不公平，人生识字忧患始，你们在苦难中心安理得的活着，却要将你们无尽的苦难内化为我灵魂深处血迹斑斑的体验与感受煎熬我这脆弱的生命！”梁卫星兄痛斥这使他绝望的中国的病：“苦难无处不在，苦难已不再令我们怵目惊心，苦难已让我们熟视无睹，苦难甚至让我们对苦难的生命充满了厌恶与憎恨。无穷的人们在贫困线上挣扎，无穷的人们在富人云集的城市乞讨，无穷的人们在强权的暗影中铤而走险……没有人关心这些人，他们被整个世界恶意的抛弃，他们的内心充满了仇恨！他们因此抢劫、因此强歼、因此杀人、因此无所不为……而更多的人只能在忍受中无名的生无名的死。……上帝，我不想做奴隶！我不想长久的生活在恐怖与忧伤之中！－－这样的日子让人真想发疯！”……
　　我不想再转述梁卫星兄的这篇文章了，我只说他的遭遇在疾病的中国具有普遍性。我与他的经历和遭遇非常相似，连心境也一样。我的一篇广受人关注的文章的标题正是“我常常准备着自杀”，最近我为反对美国侵略伊拉克战争所写的系列文章中，也有三篇写到自己要做“人肉炸弹”、“自杀性攻击”。我之所以还未在梁卫星兄“自杀”的地方“自杀”，无非是鲁迅先生冥冥之魂安慰着我：与绝望作斗争，做一个战斗者！
　　面对我们的中国的病，我又能有何作为呢？我无非是在东海一枭兄和梁卫星兄的病相报告上加上自己的病苦体会罢了。我也要重复鲁迅的话“以供医家研究”、“疗治”吗？我更愿呐喊出鲁迅先生在八十年前的话，我窃以为这是疗救“我们中国的病”的药方之一：
　　“中国人向来因为不敢正视人生，只好瞒和骗，由此也生出瞒和骗的文艺来，由这文艺，更令中国人更深地陷入瞒和骗的大泽中，甚而至于已经自己不觉得。世界日日改变，我们的作家取下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来的时候早到了；早就应该有一片崭新的文场，早就应该有几个凶猛的闯将！”
　　2003-4-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