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出事情的真相是危险的

茨威格说：“一种教条一旦控制国家机关，国家就会成为镇压的工具，并迅速即建立恐怖统治。任何言论，只要是向无限权利挑战的，都必须镇压，还要扼住那些异议的言者和作者的脖子。”杜威说过：“思想家只消开始思维时，都多多少少把稳定的世界推入危险之中。”

鲁迅生前或死后，一直都有人批评，有人非议，有人谩骂，从来就没有停止过。1957年，毛主席曾前往上海，依照惯例请几位老乡聊聊。座谈时，罗稷南老先生向毛主席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疑问：“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不料毛主席沉思片刻，认真说：“以我的估计，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

一句话说出来就是火，正是因为说出了事情的真相，所以，对于当事人来说，一句话说出来就是祸。因为卫道氏们是不甘心别人煽风点火的。山西运城地区农民发明一种抗旱的土法渗灌技术，被地方当局看中，当作宣扬政绩的手段，搞了一场类似大跃进的突击修建渗灌工程运动，其中相当一部分工程根本就是造假。这批劳民伤财的假渗灌工程，被记者高勤荣披露，紧接着几家中央级媒体跟进报道，使其大白于天下，运城地方当局丢了脸面，一官员狂言“不惜挖地三尺”，也要搞倒高勤荣。不久，这样一个反腐记者却于当年12月被当地警方逮捕，并以判处12年徒刑。

不仅说出事情真相是危险的，而且说出历史的真相，也同样是危险的。专制时代，不仅活着的人，不能说出事情的真相，而且死人说出的历史真相也要扼杀。司汤达讲：有一位名叫詹奥涅的编年史学者，惹了杀身之祸，因为他想掀开历史帷幕的一个边角，大胆地写出了很少的一点真情实况，他使用了一种摸棱两可、不易让人看懂的方式，半掩真相叙述了事件始末。他虽然那么小心翼翼地著述，也没有幸免于死在监狱里。

面对真理所需要的勇气，并不亚于面对敌人屠刀和枪口；说出事情真相的危险，其实不比亚与面对敌人的血腥和残暴。在大革命时期，为说出事情真相，我们的先人头可断，血可流，前仆后继。可是到了革命胜利以后我们，却哑口无言，成了沉默的羔羊。马寅初常对人说∶“言人之所言，那很容易，言人之所欲言，就不太容易，言人之所不敢言，就更难。我就言人之所欲言，言人之所不敢言。”

鲁迅说过：“沉默呀，沉默。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消失。”哑巴虽不说话，但是并不能说他心里没有；说出事情的真相虽然困难，但是我们决不能让大家都闭口不言。对于沉默的大多数，最好的办法就是启蒙，用真理启迪他们心中的正义的火种。等到大家都意思到了说出真相的重要，那个“沉默的群体”就变成了“爆发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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