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戴河会议其实另有主题

与山海关相距不远的北戴河，以沙质细软、海水洁净著称，每年进入夏季这里便人潮汹涌，海滩挤满形形色色的游客。而一年一度的中共中央办公会议，又为北戴河涂上一层政治色彩。今年亦然。

　　中央各部委、各省市主要官员以及部分中共元老，日前均接到前往北戴河参加会议的通知。由于今年北戴河会议事关十六大，一般预料会期较长。

　　那么，今次北戴河会议有哪些议题？根据往例，应该离不开三大块，即人事安排、政治报告、党章修改等，但在具体操作方面绝非如此简洁。

　　由神秘派生出来许多猜测、传闻乃至流言便不足为怪。除了北京高层人事方面流言纷飞外，有关北戴河的主要议题近来也是版本繁多。

人事安排的前奏？

　　例如有一种说法是北戴河议将敲定十五届七中全的议内容：第一，确定十六大召开的具体时间，讨论并原则通过十五届中央委员向中共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提交的工作报告；第二，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此说较可信，因为党代会前都会召开中央全会，后者为前者“热身”。

　　还有人言之楚楚，称今年北戴河议将确定的职位包括十六大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委员、军委主席、副主席、以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委员、书记、副书记。

　　中共中央部委负责人，包括中组部、中宣部、统战部等人事案，以及明年政府换届的人事案，也将在今次北戴河议一并讨论。

　　此说纯属猜测，因为人事安排这样敏感的议题，牵涉面甚广，例如政策延续、派系平衡、权力传承、基本素质等等，都必须逐一加以考虑且又要做到秘而不宣。北戴河会议并非制度性会议，也没有法源基础。再加上与会者成份复杂，党内党外人士参差不齐，更有部分不在其位的“老同志”，举凡重大人事案只能在政治局会议上定夺，在北戴河只能“漫议”而不会议决。

　　至于传媒假“消息人士”之口表示，北戴河会议还将决定中共最高层领导机构及其人员设置变革，并讨论是否在党的总书记之下，设立副总书记，包括第一副总书记和副总书记。此消息的真实性相当可疑，当年邓小平废弃主席制改采总书记制，就是为了突显集体领导下的“一元化”特征。江泽民担任总书记十二年，深知个中滋味，倘若他以有利权力交接的名义改变高层权力形态，只能为北京政局带来动荡。

　　虽然北戴河会议在中国政治生活中已不可或缺，中共领导人也确实在这里做出过重大决定（如当年大陆发动“金门炮战”，就是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期间做成的决定），但北戴河绝对代替不了中南海。

　　北戴河在殖民时代就曾是北京驻外使节的避暑之地，设备也比较完善，所以早年毛泽东就选中北戴河。于是到了夏天在京的政治大员就必须常常往返北京与北戴河之间，北戴河开始兴起一幢幢私人楼。

　　毛泽东也以此为笼络部属的手段，召集某人到北戴河避暑或汇报工作就视为一种荣幸。其后，由于夏天入住北戴河的官员越来越多，自然也就成为北京领导人议事论政的场所。

　　北戴河因之又被外界称为是中共的“夏宫”。及至八十年代，中共启动改革开放的列车，面临的挑战越来越多，北戴河会议也逐渐定型化，而成为每年夏天必开的会议之一。

　　但北戴河会议在许多时候并不是在开会，而是避暑、休闲、戏水、沟通、交流，或是上情下达、意见整合，或是“政策吹风”，高层藉机搜集各方反应。总之，所谓北戴河会议不拘形式、自由表达、灵活多样，正是因为具备这些特点，北戴河会议又被认为最能体现中共党内“民主集中制”原则。

　　一般而言，北戴河会议的结果并不公开，既没有会前的“党内统一认识”，也没有记者会。人们在判断“北戴河会议”的议题时，只能根据两大线索，一是在这一年中的重大而尚未解决问题，二是未来必然要面对的重大问题。上述传闻及流言基本上都是由这两点衍化而来，只是外界对今年北戴河会议，掺杂了太多的想像、太多的臆测。

　　政治报告及党章修改当然也会是北戴河会议的议题，只是这两大议题已没有多少讨论的空间，因为政治报告起草经年，且反复在党内征求意见。江泽民的“五三一讲话”应该是政治报告的蓝本，不会再有根本性的增删。

　　至于党章修改，早已在党内形成“共识”，诸如将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将写入党章的“总纲”部分，强调“三个代表”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一脉相承，以及允许资本家入党等观点，甚至也被社会接受。北戴河会议所能做的，就是将修订稿再发给与会者，等待认可。

天灾人祸或许不会谈

　　事实上，北戴河会议的重头戏另有两个，一是台湾问题，二是经济问题。不只是因为这两个问题一直困扰着北京高层，更因为这两个议题具紧迫感，也比较适宜在北戴河会议上讨论。

　　具体到台湾问题，7月前后北京方面发动了猛烈的三通攻势，主管外交事务的国务院总理钱其琛接见台湾访团，以及北京国台办官员频频放话，声称两岸三通是经济问题，不是政治问题，只要视作为一个国家的内部事务，不必要去争论其中的政治意涵等等，以退为进，化被动为主动。

　　江泽民之所以要冒一定政治风险，完全改变“三通”这张牌的玩法，就是希望在十六大召开前后，两岸关系有所突破。无论党内中生代，还是军队少壮派，都早已对当局的台湾政策感到不解、不满与不耐。

　　至于经济问题，更是关乎社会稳定。包括：国有银行坏帐的巨大威胁；城市富人和农村穷人之间的贫富差距不断扩大；随着亏损的国有部门裁减闲置劳动力，失业率不断上升等等，使改革进程变得暗淡。

　　总理朱熔基日前在中南海邀请包括林毅夫、吴敬琏等十二位经济学家，为中国经济会诊，显见经济问题的严重性。

　　不仅如此，数周以前朱熔基又下令停止国有股减持(即套现)的计划，为挽救低迷的股市。国有股减持计划曾是朱氏十年来首要改革成果，是中国经济市场化改革的重要一环，而今突然急刹车，实非得已。

　　此外，今年是中国的“大事之年”，未曾想正在成为大灾之年。坠机、火灾、矿井大爆炸之类的人祸频仍，蝗灾、旱灾、洪涝之类的天灾又现，仅今年水灾就损失高达260亿元，俨然雪上加霜。这些问题才是当务之急，才是可以拿到北戴河讨论的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