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素萍就站在这一群人中间，坦然自若。她来这里候了两天，没有满意的结果。她微胖的体态和站立的姿势，很容易让人以为她是来招工的。一些胸前挂着“厨师”、“泥瓦工”纸牌的人，在她周围晃来晃去，知道底细后就失望而去。
她已经有两年没活儿干了，在家干呆着。下岗前她和丈夫都是株洲钢管厂职工。她做党务工作，丈夫在车队，年年都是先进工作者。4年前双双下岗。丈夫在外打零工。儿子在读大专。她说，这个市场的好处就是供求见面，谈好了就成，不行就撒手。下岗后她也做过酒店管理，后来身体不好辞了。现在年纪又大了，45岁，谁还要呢？
她住的还是单位的福利房。最近有新政策要求住房货币化。她家的居住面积只有12平方米，但要交6,000元。节衣缩食的她犯了愁，于是就到了这儿。
“大姐，你招人不？”“只要给钱，啥都干。”那些人围住我，象看到了希望的火种。我凝视着这些渴望的眼睛暗想，李素萍们真的开始将自己置于就业市场的大舞台，抹去从前不肯轻易卸下的面子。在贫困面前，她们无法后退，别无选择。
一份当地政府报告显示，到2000年底，株洲全市累计下岗职工达到65万人，其中国有企业39万人；年末城镇登记失业人员6.5万人，登记失业率为2.45%。截至同年末，全市失业下岗人员中已有45万人实现了再就业，安置就业率为70%。但在这些乐观的数字背后，我看到的是失业给家庭带来的致命打击和寻找安全饭碗的艰难。在接受采访的下岗失业人员中，重新找到较稳定工作的很少，最多的是打零工，10～20%能找到半年时间左右、且能开工资的工作，20～30%的做小生意。人们对在私企找工作心存疑虑。因为，一是要扣押金，二是经常不给工资。对于下岗后当老板迅速脱贫致富的幸运者，许多人报之一笑，认为只有亲戚在政府任职的人才能办得到。
40岁的王小兰下岗后靠卖汽水度日，5角钱1瓶。低物价低消费已经成了铁西特有的经济生活现象。她愁家里每天开支、孩子的学费，更愁的是丈夫找不到工作。“去年单位给了1万多块钱一次性买断后，他就在家歇着。40岁男人，体力还挺好，干啥呢？这不，成天就这么游荡，再下去人就要废了。”
走在工人村的大街小巷，随处可见三五成群闲着唠嗑的人们。街边、公园里麻将、扑克擂台摆了一桌又一桌。除了一部份老年人，相当多的是些3、40岁的中年人。这些无所事事的游荡者似乎淡忘了生计的艰难，在麻将和叹息中打发惨淡的光阴。“找不到事做，能咋办？”他们空荡荡的眼神里竟有种安守贫困的屈服。
在庞大的下岗失业队伍中，35岁到45岁成为其中的主力，其中75%的人文化程度仅在初中及初中以下，劳动技能单一，因而成为再就业中的难点。尽管近年来株洲在加强就业技能培训上很下了些力气，从1998年起，市政府每年出资2,000万元，用于失业下岗人员再就业培训工作。但不可忽视的是，得过且过的惰性和传统的择业观念，尚占据着相当一部份人的头脑。与此同时，蜂拥而至的外来务工者，客观上造成了就业市场的白热化竞争。
在株洲采访的日子里，听到最多的是人们对于失业的忧虑和对腐败的诅咒。有人说，以一个现代化主义者的眼光看，株洲的蜕变是成功的。它成功地实现了从一个老工业基地到商贸中心城市的转型。颇具规模的批发市场，已经成为株洲经济发展的亮点。在这些垄断全国乃至全世界商品在湘东、湘北的销售的批发市场里，也派生出一批株洲最为典型的新富阶层。尽管随着慕绥新时代的结束，沈阳已告别了不堪回首的劣政，但权力腐败的阴影仍笼罩着人们心绪难平的梦境：当他们想起电视上风度翩翩的公仆们今天拉着下岗职工的手问寒问暖、晚上就钻进到美容美发院一掷万金的事时，强烈的被剥夺感油然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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