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房地產面臨危機（Getty Images）
【看中國2024年9月24日訊】（看中國記者肖然報導）近年來，中國經濟發展面臨諸多挑戰，尤其是房地產市場的劇烈波動和中產階級的反貧化趨勢。這些經濟現象不僅影響著個人財富的積累，也深刻改變了社會結構和政府的政策走向。臺灣大學政治系名譽教授明居正通過深入分析中國當前的經濟困境，揭示了這一系列問題的根源，並對未來的政治和社會影響提出了重要見解。他從四個主要方面探討中國經濟問題的本質及其對未來發展的影響：房地產市場危機、經濟政策的轉變、外部環境的衝擊，以及社會動盪與政治影響。
橋水基金創始人達利歐（Ray Dalio）在分析中國經濟時指出了七大隱憂：
- 房地產市場危機：中國房地產市場存在價格下跌和過度開發的問題，嚴重依賴房地產的家庭財富面臨巨大風險。
- 政府財政困境：地方政府財政依賴土地出讓金和房地產收入，房地產市場低迷加劇了地方財政壓力。
-「致富光榮」理念的改變：鄧小平提出的「致富光榮」理念逐漸被弱化，取而代之的是「共同富裕」政策，抑制了市場活力。
- 產權保護不穩定：產權保護的不充分，使得企業家和投資者對未來經濟環境缺乏信心，導致投資意願下降。
- 技術創新困境：儘管中國在專利數量上表現突出，但創新成果難以市場化，政府干預過多，限制了技術創新的經濟效益。
- 中國當前經濟困境與90年代日本經濟泡沫破裂後的「失落的30年」有相似之處，面臨長期停滯的風險。
- 外資投資前景不明：儘管投資中國仍有回報，但投資者需更加謹慎，外資對中國市場的信心開始下降，投資比例應適度調整。
明居正指出，要解決以上這些隱憂，中國需要在經濟政策上做出深刻的反思和調整。只有通過真正的市場化改革，減少政府對經濟的過度干預，增強產權保護，才能重振企業的信心，推動創新型經濟的發展。如果中國繼續堅持當前的政策路線，不僅經濟將陷入長期低迷，政治層面的變革壓力也將日益加劇。經濟問題終將演變為政治問題，中國的未來將面臨更大的不確定性。
房地產市場危機與中產階級的反貧化
明居正在油管節目《政經最前綫》中表示，中國的房地產市場曾是經濟增長的引擎，但近年來的下滑卻讓眾多投資者和中產階級陷入了困境。房地產價格在一段時間內急劇攀升，使得許多家庭將大部分財富投入房產。然而，隨著房地產泡沫的破裂，房價開始下跌，很多地方甚至出現了政府限制房產出售的政策。業主無法通過出售房產減少損失，仍需繼續償還貸款。這種限製出售的措施，在短期內似乎穩定了市場，但長期來看，它大大壓制了市場的正常運轉，扭曲了供需關係。
中產階級是消費市場的主力軍，他們的財務壓力直接影響了整個經濟的消費能力。當房價下跌，資產縮水，且工資下降甚至失業時，許多中產階級不得不縮減日常開支。明居正指出，這種現象如果持續發展，將導致大規模的中產階級反貧化，形成一種社會階層的倒退。中產階級原本是經濟穩定的重要因素，但當他們的財富大幅縮水，生活質量急劇下降時，社會矛盾和不滿情緒將隨之增加。
地方政府的財政困境也加劇了房地產市場的危機。過去，地方政府依賴土地出讓金作為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然而，隨著房產市場萎靡不振，土地的銷售也變得更加困難，導致地方財政收入銳減。這不僅影響了地方政府的日常運營，也限制了其推動經濟發展的能力。地方政府為了維持財政收入，往往選擇進一步開發房地產項目，形成了惡性循環。
此外，基礎設施建設過度的問題也凸顯出來。中國近年來大量興建高鐵、機場等基礎設施，雖然短期內提升了GDP，但很多項目並沒有產生實際的經濟效益，甚至出現了大量閑置的「蚊子站」。這種過度投資和無效建設，使得地方政府揹負了沈重的債務，進一步加劇了財政困境。
致富光榮理念的變革與產權保護的缺失
鄧小平時代提出的「致富光榮」理念，曾推動中國社會走向市場化和現代化，鼓勵個人創業和財富積累。然而，近年來這一理念逐漸被弱化，習近平政府提出的「共同富裕」政策則更加強調社會財富的再分配。這一政策雖然旨在縮小貧富差距，但也引發了市場活力下降的擔憂。
明居正強調，產權保護是推動經濟發展的基礎之一。在市場經濟中，企業家和投資者需要明確的產權保障，以確保他們的財富和投資不受任意的政策變動或政府干預的威脅。然而，在中國，產權保護的不足使得許多企業家對未來的經濟環境失去了信心。政府對民營企業的干預頻繁，尤其是在稅收和監管方面的加強，進一步挫傷了企業的積極性。
近年來，許多成功的企業家和公司高管紛紛選擇將資產轉移到海外，以規避國內日益嚴苛的經濟環境。這種趨勢不僅削弱了中國國內的創新和競爭力，也使得經濟增長面臨更大的不確定性。創新是經濟發展的關鍵驅動力，然而在產權不穩定、政策環境不確定的情況下，技術創新的積極性和成果轉化的效率都大打折扣。許多創新成果無法有效轉化為商業價值，限制了市場的進一步發展。
此外，政府對科技領域的過度干預也使得創新企業面臨重重壓力。雖然中國的專利數量逐年上升，但這些專利中能轉化為實際經濟成果的比例卻較低。這種現象反映出，過度追求數量而忽視市場需求的政策導向，阻礙了科技創新對經濟的拉動作用。
在此背景下，許多民營企業的投資意願逐漸下降。面對不確定的政策環境和產權保護的不足，企業主選擇觀望甚至縮減投資規模。這種現象對經濟活力的打擊是巨大的，特別是在技術創新和高新技術產業領域，政府的干預與企業的自主創新之間往往形成衝突，導致中國的創新驅動型經濟模式難以得到充分發展。
外部環境的衝擊與中國經濟的未來
明居正認為，除了國內的經濟問題，中國還面臨著日益嚴峻的國際環境壓力。中美貿易戰的持續使中國出口導向型經濟受到了重大打擊。自2018年貿易戰爆發以來，美國對中國的多項產品加征關稅，限制了中國企業的海外市場空間。這不僅使得中國的出口受挫，也迫使許多製造企業將生產轉移至其他成本更低的國家，如越南、印度等地。
中美之間的科技競爭也是中國經濟面臨的重大挑戰之一。美國採取了多項限制措施，限制中國獲取先進的半導體、通信技術等高科技產品。這種技術封鎖加劇了中國高科技產業的發展困境，特別是在5G、人工智慧和晶元製造領域，中國企業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壓力。
除了美國，歐洲國家也開始對中國採取更加謹慎的貿易政策。歐盟與中國之間的經濟往來一直是全球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然而近年來，歐洲對中國的市場准入和技術保護措施表現出越來越多的擔憂。隨著中國在全球市場上實施低價競爭策略，歐洲的許多中小企業遭受了巨大衝擊，促使歐盟逐步加強對中國進口產品的審查和限制。
外資的撤離也是中國經濟面臨的一個嚴峻挑戰。近年來，越來越多的外資企業選擇將生產線從中國遷往其他國家，這一趨勢不僅削弱了中國作為「世界工廠」的地位，也使得中國經濟失去了大量的外匯收入和就業機會。尤其是在中國推出一系列反間諜法、數據安全法等法規後，外資企業對中國市場的信任度進一步下降。這些法規的實施雖然旨在保護國家安全，但卻引發了外界對中國經濟環境日益封閉的擔憂。
社會動盪與政治影響
經濟問題往往會引發更深層次的社會和政治動盪。明居正指出，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經濟的持續低迷必然會對社會結構和政治體系產生衝擊。近年來，中國社會對政府政策的不滿情緒逐漸加劇，尤其是在經濟增長放緩、中產階級反貧化的背景下，民眾對政府的經濟管理能力產生了質疑。
政府的高壓政策雖然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社會的不滿情緒，但這種壓制只能是暫時的。當經濟困境長期得不到解決，社會矛盾不斷積累時，政治改革的壓力將不可避免地浮現。尤其是在中國這樣一個集權體制下，經濟的持續惡化可能會直接挑戰現有的政治體制，導致政權合法性的危機。
習近平政府提出的「共同富裕」政策雖然在短期內得到了部分民眾的支持，但隨著政策的實施，人們逐漸意識到這並不是解決貧富差距的根本手段。在經濟下行的背景下，財富分配的再調整反而進一步加劇了企業的經營壓力，使得整個社會的財富創造能力下降。長期來看，這種政策必然會引發更多的社會不滿，進而演變為政治問題。
此外，隨著國際環境的惡化和對外貿易的減少，中國的就業市場壓力也日益增加。外資企業的撤離使得大量工人失去了工作，而國內企業在經濟下行的環境下也紛紛縮減招聘和生產規模。這種情況使得中國政府在應對就業問題時面臨巨大的挑戰，特別是在農村和中小城市，失業率的上升可能會引發更為嚴重的社會動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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