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1月27日，中國北京，白紙運動（圖片來源：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看中國2023年12月11日訊】《莽莽》這一年：直面並試著戰勝恐懼
獨立雜誌《莽莽》的頁面底色是一種深綠色，不是那種抽芽的嫩綠，是隨處可見的勁草之綠。
2023年初春，彼時白紙運動方興未艾之時，《莽莽》雜誌的創刊號「留白留自由」在世界各地成為話題，歪腦記者曾經在德國對《莽莽》進行專訪。未幾便得悉其內部成員出現安全問題，網站遭受攻擊下架，再見他們已經是8月。
中國官方對海外呼應國內白紙抗議的運動一直很關注，持續通過各種渠道對海外參與者施壓。今年二、三月份開始，有《莽莽》參與者國內家人被警察聯繫、問話，投稿作者也被有關方面尋找。作為一份誕生於海外抗爭熱潮中的獨立中文雜誌，官方的警惕間接顯示了《莽莽》的影響力。
《莽莽》的成員之一Frank提到了一件事：一位成員在回中國時遭到了海關盤問。「莽莽誕生於集會，所以跟集會的行動者也不無關係。其中一位集會的行動者，回中國的時候就被找到了，他在入海關的時候被盤問了很多——這個人還是一位德國公民。」此事在德國引發媒體報導，震盪也蔓延到了團隊內部。
據Frank介紹，這件事之後，大家都感到害怕，一些成員選擇了退出。「當時給編輯部造成了很大的損失。」Frank說。他認為，這種退出本身未必嚴重影響編輯工作，但「恐懼」本身對於團隊造成了非常大的損害。
莽莽發布的相關貼文（圖片來源：Instagram/mangmang_editorial）
對於《莽莽》內部來說，編輯團隊通過樹立更高的安全規則、分析危險來源、確認工作流程的方式就能夠逐漸化解危機。「但是在《莽莽》誕生其中的社群那裡，就會產生更多的疑慮。社群不是一個工作團隊。社群沒有辦法通過一個安全的規章。來要求大家做什麼樣的事情。」Frank說。而當社群出現安全係數不一致的情況時，相互猜忌便隨之產生，有些公開活動也被迫取消，不少成員都變得杯弓蛇影。而另一反面，大家在當時沒有一個共同療愈的方式，恐懼很容易轉化為猜忌和擔心。
「因為這個（監視）系統是未知的，所以大家對於蛛絲馬跡都很敏感，很多的人都在此期間就消失退出，然後就再也不說話。再加上當時的浪潮本身也走到了一個很低的狀態，導致想要留下來繼續做事的人就遭遇到了新的打擊。」Frank回憶。
「很無力。」對於當時的狀況，Frank坦言，「其實白紙運動也好，四通橋也好，就是大家相互看見，相互走到人群裡面，並且能夠去信任，這是一個一起去做事情從而獲得力量感的過程——而恐懼帶來的這種猜忌，就好像看著你親手搭起來的這座塔，一點點塌掉了。」
Frank轉述一位家人遭到騷擾的朋友所談到的「恐懼的形狀」：「當這個恐懼沒有降臨到身上，只是有一個大概的樣貌和輪廓的時候，是最可怕的。它會讓你自己去放大恐懼，會讓你想像極權政府無所不能。」
另一反面，「如果這種恐懼變得有形，比方說你的父母真的被騷擾了，反而有可能你就不害怕了，因為這個時候你就發現恐懼變得可見，它已經不再是你腦海裡那個想像的無所不能了。」
Frank說，在這之後，反而有一些真的被找過的人，開始慢慢安心，從恐懼當中重拾勇氣，回歸生活。
他認為，克服恐懼更需要的是集體的努力，「工作團隊內部，你要去向你的親密的戰友和夥伴去表達你的恐懼，你需要相互傾訴。在看見彼此都是恐懼的人之後，我們就能夠相互協助緩和情緒。接下來大家就會一起商量解決辦法。」
Frank認為，這是團隊合作非常重要的步驟，它意味著從浪潮中崛起的零散的抗議者向行動者轉變的過程。「因為它讓你意識到自身所有的風險、面對怎樣的對手，以及這個事業可能是長期的，所以你開始要學習各種工具和知識去武裝自己，需要去做很多的事情把自己和一般的抗爭者區分開來：你可能得接受自己永遠默默無名、永遠是以假名的身份活在世人面前、可能得放棄公共表達等等。」
對於《莽莽》團隊來說，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身份的確認，也就是從創辦雜誌的開始，他們正式成為了中國社會語境下的國際行動者。他們要去學習如何建立親密團隊、如何進行安全工具的訓練，並把大量的國際經驗內化成適合中國行動者的方法。
春風吹又生的《莽莽》已經在籌備第二期的紙質雜誌。「紙質雜誌是我們的初衷，它一旦生產出來就不會被磨滅，它的存在就有了證明。」Frank說。網路改版同時也在進行中，《莽莽》早期的網站遭到大量網路攻擊，導致不得不被撤下。其後便有義務專家來協助他們構筑更安全的網站。Frank認為，這也是一種重要的橫向聯結，「中國的抗爭者也要向阿富汗、伊朗的運動者，俄羅斯、香港的獨立媒體去學習。」
流散媒體、素人寫作和行動者
再次出發的《莽莽》在自身定位上有了更明確的發展方向。首先，作為「流散媒體」。香港的《如水》給了他們頗多啟發，他們如今將自己定位成「服務於流散在海外的，與主流敘事不符的社群」。這同樣也是他們團隊自我的身份建構。「我們遠離故土，同時又關注著故鄉的議題；但我們又必須關注我們身邊海外華人的生存狀態。」
他們明白流散媒體、流散社群的力量是很微小的，必須要去關注到世界上相似的人和事以及類似的模式，然後去建立International Solidarity，理解伊朗阿富汗等國際議題、也要去瞭解港人、維吾爾人和西藏人的族群議題。
《莽莽》的第二個定位是「素人寫作」。除了用專業新聞主義去檢視問題，《莽莽》也期望從行動者的角度出發，以行動者的口吻去講述新聞和事件。
「我們並不會自認為我們一定要以很客觀的新聞專業主義去檢視新聞，而是從行動者自身的視角去瞭解我們所處的社群，我們所處的同溫層。瞭解大家在關心什麼，感興趣什麼，成為為這些人服務的一個信息媒介。」
他們的第三個身份認同還是行動者。「我們從行動者而來，也會以行動者的視角和身份去定位自己、看待世界。我們會更加關注社會運動的流變、關注社會正義的內容。」《莽莽》團隊未來也要從義務工作嘗試轉型為一個專業的NGO，以此推動長期運營。
「當下大家會更重視在中國沒能實現的公民社會這個概念，而不是單純去復刻老一輩的政治反對行動。並非那種組黨、建軍，也不是寫個革命綱領再設計個運作模式。我們觀察到的是，大家會把重心放在自己的附近，比如說聚集在這個地區的，其他的有類似政治抑鬱情緒、有公共關懷的華人，大家會試圖去建立一些平臺，提供給大家一個交流討論的空間。」Frank說。
在一篇黃臺仰（香港本土派人士）的訪問文章下，有讀者留言，「作為自我認知無家無國，並且是最後一代的內地dissident，如何尋覓並定義自己的身份認同？」
「在離散中自由，在離散中邊緣，在離散中尋找家園……如果有這樣一種家園，真實不虛，公義自由，我便是這樣的家園裡的一民。」《莽莽》的成員川這樣回應道。
紐約民主沙龍的「熱風」
紐約民主沙龍在近期將名字正式改為「熱風」。「‘民主沙龍’這樣一個宏大的名字並不能真實反映我們的活動內容和組織宗旨。所以，我們決定以魯迅文集的標題為名，繼續組建關心中國議題、溫暖包容的多元社群，邀青年們扶持互助、一同擺脫冷氣。」在改名聲明中，創辦者如是說。
魯迅《熱風》這一雜文集的創作時期正是「五四運動」過後的數年間，思潮蜂起、爭論紛紜，在文化界滿是無情的冷嘲和有情的諷刺。當時魯迅自覺「周圍的空氣太寒冽了」，故而樂於自說自話，所以反而稱之曰《熱風》。在白紙運動一週年之際，各地都在面對運動熱情退潮、青年回到「冷氣房」的當下，《熱風》的名字，不免讓人聯想到，它是在玩了一個「雙關語」，邀請青年們繼續關注中國。
秋婧和James是熱風主理人中的兩位。中國的疫情管控和白紙運動，讓過往更關心美國本地議題的兩人重新撿回了自己有關中國的身份認同，秋婧說道：「疫情一爆發，我發現在一個全球化的世界裡，你的故鄉還是會影響到你。」
「白紙抗議結束之後，大家的想法有一點像1970年代初。就是大家對這個權威有了批判性的思考，不那麼相信了。1970年代那些知青，開始搞一些讀書小組，那些參與者後來也都參與到了四五運動、民主牆等很多的社會運動當中。」James如此對比歷史和當下的相似狀況。而他們開始做民主沙龍，就是想做代際之間的橋樑，想要不同背景、不同族群的人用中國話題串聯和延續。
「不是說疫情整個結束了，我們就可以回到所謂的正常生活，其實它一直都沒有正常過。」秋婧補充說。「在中國境內，人們已經被封禁的那麼厲害了，信息傳遞那麼困難，那麼多人被判刑，（言論和行動）環境是很困難的。我們在海外相對更自由，又是講中文的，我們是在中國長大的，有背景、有知識、有理解能力，我們不去談中國問題的話誰去談？」
有賴於紐約既有的華人社群氛圍（民運、女權、勞工和藝術等），從第一期請胡平、王軍濤等人談1980年北京大學競選運動，到最新一期請到黃雪琴、王建兵的朋友談中國國內的行動和實踐，熱風至今已經在紐約組織了十多場講座活動，話題從勞工到女權、從香港到新疆，涉獵非常廣泛。
當然熱風更期望拓展的，是更加開放的群體，每次活動最重要的底線原則就是反性騷擾和反歧視。話題也就順理成章就談到了王丹性騷擾事件。「在王丹出事之後，我們第一時間就要發聲明出來反對（他的行為）。」六四前夕，王丹被指控性侵和性騷擾的消息一出，作為和王丹以及六四紀念館聯繫甚為緊密的民主沙龍旋即做出聲明：對性暴力倖存者表示關懷和支持；並呼籲王丹積極回應事件，承擔法律及道德責任——而此舉令王丹和六四紀念館方面旋即取消了民主沙龍在紀念館的活動。
這個波折實際上並沒有影響到民主沙龍的運作，反而令團隊明確了共同的底線和原則。「雖然遇到王丹和紀念館的挫折，但實際上他們反而幫助了我們，我們整個隊伍更加的凝聚了。我當時都說我們有了‘團魂’。大家真的越做發現理念越相近，越做越有感覺。」秋婧也是越說越起勁。
民主沙龍從一開始，就想要去做線下的面對面交流，他們做過野餐會、萬瑪才旦電影放映、齊唱《願榮光》，期望參與者能夠拋下標籤分享個人經歷，令聽眾有共鳴感。令秋婧記憶猶新的活動，是邀請被中國官方判處無期徒刑的政治犯伊力哈木之女——菊爾伊力哈木去談她的父親，談流亡維吾爾人的狀況。
菊爾伊力哈木除了介紹她父親溫和的政治主張與遭受牢獄的狀況之外，也介紹了自己作為被迫流散的維吾爾人的個人故事。
秋婧憶述自己和菊爾剛開始商討交流的時候，「還是比較有一點點疏離的」，但是她們都很認真地一起開了準備會議。「我看她在Instagram上有發過一個短視頻，是教我們Uyghur維吾爾這個英文單詞到底應該怎麼發音，因為很多人就是發Vegar，美國人都可能叫Yogurt，就很莫名其妙。」他們邀請菊爾在現場進行教學，從這個小細節開始，雙方的合作越來越順利。沙龍請求菊爾講中文，她也表示理解，沒有抗拒；怕她擔心中文不暢，沙龍使用主持人提問的方式進行，先行和菊爾溝通好了問題清單，讓她能夠有充足的準備。
正是在這種相互尊重理解的氛圍內，造就了民主沙龍自認為最成功的一次活動。「菊爾自己也說，白紙的時候她還是對這個運動抱有懷疑、觀望的態度。因為以前很多老的民運人士，是以漢族為中心的社運，‘有點高高在上’，甚至覺得關心他們的問題是在幫他們、給他們一個人情。」當菊爾看到沙龍發給她的問題，令她感到了進步和尊重，她也開始在社交媒體上關注起了「北方廣場」的賬號。
菊爾個人的故事分享令秋婧感同身受：「她希望大家消費的時候稍微注意一下，不要去買可能是新疆出來的東西。因為她看到這些東西，就會想到可能是親戚阿姨、舅媽在監獄裡面做出來的。每當她想到這些，就沒有辦法去買。」這些小小的個人故事，就這樣被熱風的一個個沙龍活動串聯起來。
魯迅在《熱風》裡的話，他們只引用了一部分。原文是這樣的：「所以我時常害怕，願中國青年都擺脫冷氣，只是向上走，不必聽自暴自棄者流的話。能做事的做事，能發聲的發聲。有一分熱，發一分光，就令螢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裡發一點光，不必等候炬火。」
2022年11月27日，中國北京，白紙運動（圖片來源：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China Deviants：在進化中尋求延續
「10月29日，中國人在倫敦的抗議是我們的第一次活動，200人趕來吶喊的樣子就像是夜空中突然綻放的煙花。」這是在英華人組織China Deviants在社交平台上發放的第一個帖子。去年十月起，英國有三場聲援「白紙運動」的活動，China Deviants在抗議之後又籌備了李文亮悼念活動、六四廣場戲坊。每次，成員Evelyn都會到現場拿著擴音器高呼口號。一年過去了，昔日的學生組織，有意發展為更有規模的慈善法人組織；眾成員由「一張白紙」，成長為現在搞活動的熟手…
過去，海外華人一向低調，除了每年「六四」的悼念活動外，甚少看到有組織性的抗爭活動。Evelyn認為，女權的思想是成為公民不可或缺的部分，「很多年輕人公民意識的覺醒，可能是在國內接觸女權意識形態開始的。到了‘白紙’時，也是有很多女權主義者們在，包括我個人；所以我會想做女權工作，因為女權活動是一個很能夠自我賦權的過程。」
白紙運動後，喚醒及團結了海外留學生中沉寂多年的反抗想法，如何將這股熱度維持下去，則成為一些組織的策略重心。「從四通橋以及人權日活動後，大家都覺得需要做一些工作坊，來維持社群連結。」Evelyn說。最近他們舉辦了工作坊，讓參加者討論在中國受壓迫的群體，如臺灣、香港、西藏及維吾爾族，以及女權主義群體，看大家怎樣在一個官方敘述的壓制下，產生他們各自的敘述。
適逢白紙抗議一週年，China Deviants與歐洲其它組織及學生，包括曾在法國聲援「白紙抗議」的活動組織者之一——巴黎藝術學院學生蔣不合作，向全球創作者徵集與「公共議題」和「社會行動」相關的藝術創作。作品將由貨車裝載，由倫敦駛至巴黎、柏林至米蘭等地展出。
蔣不向《歪腦》透露，目前收集到四十到五十件作品，當中七、八成來自於歐洲的留學生，其餘來自中國國內本土。「有一個藝術家，採訪了七個白紙的親歷者，然後把他們的經歷用VR眼鏡的形式，做了3D建模，讓觀眾恍如親歷其中。」不過他坦言，有部分已投稿的中國藝術家表示受到某種壓力，撤回了作品。
China Deviants運作一年，也注意開始到線上安全問題。在網上報名的人，他們都會作簡單背景審查。Evelyn自己曾懷疑被跟蹤，甚至被中共大使館盯上，「我收到一個很奇怪的電話，就是中國大使館打過來，他問我‘你身體還好吧？’，我說‘我挺好的呀’，然後就挂掉了。這個就好像在說‘我知道你是誰，自己小心點！’。」不過她認為，因為白紙抗議是天安門運動之後發生的第一次全國性抗議，「如果說一週年不紀念，就不會有第二週年出現，所以要是那樣子的話，它就會消失掉…所以我不會因為它的一點威脅，感覺到害怕，反而會更加激勵我們去做這件事的一個動力，因為有壓迫就代表活動是成功的。」她又透露，China Deviants希望將來成為慈善法人組織（Charitable incorporated organisation），除了收益及支出更透明，也可以從事更多政府遊說工作。
China Deviants的社交平臺由一年前只有數百人追隨，如今已升至逾二千人，目前成員人數未見大幅增加，這可能與倫敦社群流動性強，以及與中國留學生群體為主有關。不過白紙運動後，今年出國的中國留學生，更積極充當線下活動組織者，當中包括Winsor及404這對情侶。
404畢業不久就遇上上海因新冠疫情封城多月，「當時出現了各種問題，包括沒有足夠的食物，食物質量又不過關…大家的憤怒就開始積攢起來，然後就到公寓門口聚集，要求政府解封，或者讓我們能夠自由活動。」那時候404反政府的思想開始萌生，後來發生北京四通橋事件。「它給我帶來了一個很大的震撼，但還是沒有這個勇氣。白紙那一天，就是人群的裹挾，讓我能夠第一次參與進這樣的行動。」
404憶述，當天11月26日晚上10時左右，他離開了公寓，走向人群獨自默哀，當時有人點上蠟燭，也有人遞上白紙。他一直待到翌日清晨五、六時，那時候警察開始驅趕人群，甚至暴力對待示威者，他成為被警察拘留的一員。他說自己「反政府的心」在那一刻達至臨界點，「我知道這個政權很爛，但是沒有想到，會一直發展到最後，出現很多人被帶走、被毆打的情況。」今年9月到英國留學，他第一件事便和同樣出國念藝術的女朋友Winsor，跑去參加10月1日反中共的集會遊行。他們由此認識了China Deviants的成員，並主動提出，可以籌備「四通橋一週年」活動。
他們兩人都認為，國外參與公民運動更自由，亦沒太多掣肘，不過參加人數仍不太理想，例如「四通橋一週年」時在倫敦橋挂橫幅的「快閃示威」，就只有十多人出席。他們認為，國內的白紙運動，可能大家被壓抑太久，已經到了一個臨界值而一發不可收拾，所以「國內白紙的影響力很強，波動範圍比較廣，但在海外的話，主要是一個紀念活動，以引發更多國際上不同組織的關注。」
他們希望將來可以在英國繼續參與公民運動，也希望可以喚醒更多人的政治覺醒，令公民運動遍地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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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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