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類觀察 看中共治下的「數字」奇觀(圖)
「數字化」戲談


胡同(圖片來源: Adobe stock)   

若干年前讀唐瑜先生《二流堂記事》,發現中國人的「數字化」,好像早已領先歐美世界。《二流堂記事》中有一段,談夏衍在1949年後某次在《人民日報》撰文,大概可算中國最早的「數字化」倡議。夏衍是上世紀30年代上海左翼作家聯盟的頭面人物,又曾與周揚、田漢、陽翰笙一起,被左翼旗手魯迅譏為「四條漢子」,文革中成了文化界反黨集團黑幫,文革後自然又成為受「四人幫」迫害的知識精英。夏衍的「數字化」建議是,給每人發一個數字號碼,寫信時只要信封上寫明:寄第1號省、2號市、3號區、4號街、5號樓、6號門、7號房、8號同志收即可。在城市,除了道路、社區等可用數字編碼外,還可有第×號大學、××號工廠、××號糧店、××號理髮店等「數字化」應用天地。

夢言囈語,只逞一時口舌之能。實話實說,數字化是電子信息時代的創新,原理是將複雜的信息轉化為數字,再藉助數字化模型轉換成二進位代碼,最後輸入計算機系統以便於處理。夏衍的「數字化」倡議,與電子信息的數字化模型風牛馬不相干,而且不久即遭批判。人們知道,古羅馬競技場上,被限定奴隸身份的角鬥士,一律沒有姓名,只用數字號碼代替。1949年後的中國,是否也推行奴隸制?這個問題過於敏感,當然也不好回答。如果也用數字號碼取代人名,是否也就有了抹黑社會主義制度的嫌疑?至於這是不是夏衍挨批的原因,我不得而知。然而夏衍的「數字化」倡議,並非空谷迴響。1956年上海公私合營,各大型商業百貨公司一致按數字排列。從南京路、西藏路交叉口的大新公司更名為第一百貨公司,到第二、第三……直至曹家渡第九百貨公司,就是明例。但如果一個城市有20所大學,一旦廢除人們早已接受的校名,改成「01號大學」、「02號大學」……「13號大學」、「14號大學」……,不知成什麼滋味。不過夏老人文革中受到九死一生的衝擊,此後說話也就小心許多了。

社會生活中一定程度的「數字化」,似乎也是水到渠成,誰也無法阻止。譬如在夏衍大作發表前後,就有「三反五反」,接著又有「三面紅旗」、「三年自然災害」等。文革之初是批判「三家村」,文革結束時是批判「四人幫」,此外還有「三大戰役」、「五星紅旗」之說,又有「一打三反」、「四項原則」、「三個代表」,間或還有「五講四美」、「八恥八榮」等等。說來好笑,當初第一次聽說「八恥八榮」,我誤以為是「八雌八雄」。心裏暗忖,這「八雌八雄」究竟什麼玩意?難道人們驅車陽澄湖買大閘蟹,也規定雌雄搭配?亦或是「八雞八鴨」的別稱?後來某次坐班車到新校區講課,偶然在路旁大廣告牌上,才清清楚楚看到,原來是「八恥八榮」。可惜腦子記不住,全部內容掃看一遍後也就忘了。如果有人問我哪「八恥」?哪「八榮」?我只能像當年張鐵生一樣——交白卷。不過也不全一樣,因為我充其量也就是交白卷,不反潮流。

有些「數字化」在生活中提供了方便。譬如太平洋某小島的準確位置,必須用東徑××度,北緯××度標出;走進劇場看戲,應先查找自己座位是第×排×號座;學童上學堂,也應先知道自已在×年級×班×號。城市的每一戶住址,同樣只能是在某某區、某某路之下,就是××弄,或××單元、××幢,然後還有××號或再加××室。夏衍的「數字化」建議,只是在此基礎上的發揮。他不懂「數字化」也有個限度。不過,表示居民住址的「數字化」,隨著房地產市場的興旺,也有了與時俱進的發展。譬如我居住的某某區、某某路×××弄內,約千餘左右的門戶,門牌號碼多有跳越的——13號之後就是15號,14號不翼而飛;又如139號之後,從140號——149號都不存在,直接跳到150號。到了153號又有一小跳——沒有154號,接著就是155號。諸如此類的「數字化跳越」,絕不是我所在小區所獨有,也許是改革開放以來,全上海乃至全國普遍存在的現象。

此事不難理解,即便如我這樣的落伍者,也早聞人們普遍對「8」趨之若騖,對「4」則避之唯恐不及。「8」與「發」讀音相近,「發」又多與「財」搭配組詞,誰不希望「發財」?江、胡時代以來,上海高官每逢大年初一凌晨,駕小車搶先到玉佛寺燒頭香,誰不是為了一個「發」字?而「4」卻與「死」諧音,早已「發」起來的權貴們,恨不能長生不老,哪一位不是聞「死」色變?如果夏老人還在世,不知是否又要在《人民日報》撰文,倡議把阿拉伯人創建的十進位數,徹底將「4」剔除,改成中國特色的九進位數。

上海在短短几年內,建成N個大學城,其中規模較大者,可能要數松江大學城。整個松江大學城最高的建築物,是其中某所大學的「行政樓」,大概有20層。「行政樓」的電梯間指示牌上,13樓再朝上,也是不見14樓,14樓留下的位置,乾脆由15樓替代。據說「1」與「4」合在一起,讀音就是「要死」,這比單獨一個「4」字更難以接受。以前總以為市井上販漿引車之流,或廣場舞大媽們多有忌諱數字「4」與「14」,卻不知教授、博士雲集的文化聖地,「14」也成了忌諱。難怪對大樓層面的「數字化」握有決定權的精英層,不知自己為了避免「要死」,還是讓「14」樓的教師一律免於「要死」,乾脆在指示牌上把「14」樓刪除,讓電梯升到13樓後,直接躍上15樓。然而,誰能改變15樓實際依然是「14樓」的客觀事實?誰又能保證,刪除了「14樓」,就能永遠免「死」?

不過中共社會頂層向來以反迷信為己任,雖講究施政的「數字化」,卻不在乎「4」與「14」的忌諱。不久前手機上看到,有人將頂層「數字化」大政方針羅列出來,居然「四」字最多。我不懂其中內容深奧,但也以為值得一提。如:官員必須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必須堅持「四條路線」,做到心中「四有」和「兩個維護」;必須堅持「四個自信」,強化「四個意識」,做到「四個服從」和「四個看齊」;要完成「四個全面」和「兩個百年」奮鬥目標,要樹立「五大發展理念」,創新「五大思維」,用幹部「五條標準」要求自己,做「20字」好幹部;要堅持「三嚴三實」、「兩學一做」和「三大作風」,執行「三會一課」制度,直面「四大考驗」,防範「四大危險」;要加強「六項建設」,堅持「兩個為主」、「四個統一」,壓實「兩個責任」,堅持「一崗雙責」和「一案雙查」;要實施「五位一體」總布局,糾正「四風」,強化「六大紀律」,形成「四種形態」,做到「兩個全覆蓋」,堅決執行中央「八項規定」;堅決做到「五個必須」,推進「四個偉大」,增強「四個定力」,提升「四自能力」,應對「四個重大」,規範「四個著力」……。

趕緊打住!「數字化」走到這一步,早已令我頭暈目眩。想一想吧!一個官員要將如此廣博的「數字化」內涵輸入大腦,甚至要融化在血液中,落實在行動上,容易嗎?這比起將信息轉換為數字化模型的過程,不知要複雜多少倍。可見至少在「數字化」理念上,大陸官員們值得我們佩服之處,還是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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