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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类观察 看中共治下的“数字”奇观(图)

“数字化”戏谈

作者:观雨堂主  2023-04-11 19:00 桌面版 正體 打赏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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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同(图片来源: Adobe stock)   

若干年前读唐瑜先生《二流堂记事》,发现中国人的“数字化”,好像早已领先欧美世界。《二流堂记事》中有一段,谈夏衍在1949年后某次在《人民日报》撰文,大概可算中国最早的“数字化”倡议。夏衍是上世纪30年代上海左翼作家联盟的头面人物,又曾与周扬、田汉、阳翰笙一起,被左翼旗手鲁迅讥为“四条汉子”,文革中成了文化界反党集团黑帮,文革后自然又成为受“四人帮”迫害的知识精英。夏衍的“数字化”建议是,给每人发一个数字号码,写信时只要信封上写明:寄第1号省、2号市、3号区、4号街、5号楼、6号门、7号房、8号同志收即可。在城市,除了道路、社区等可用数字编码外,还可有第×号大学、××号工厂、××号粮店、××号理发店等“数字化”应用天地。

梦言呓语,只逞一时口舌之能。实话实说,数字化是电子信息时代的创新,原理是将复杂的信息转化为数字,再借助数字化模型转换成二进制代码,最后输入计算机系统以便于处理。夏衍的“数字化”倡议,与电子信息的数字化模型风牛马不相干,而且不久即遭批判。人们知道,古罗马竞技场上,被限定奴隶身份的角斗士,一律没有姓名,只用数字号码代替。1949年后的中国,是否也推行奴隶制?这个问题过于敏感,当然也不好回答。如果也用数字号码取代人名,是否也就有了抹黑社会主义制度的嫌疑?至于这是不是夏衍挨批的原因,我不得而知。然而夏衍的“数字化”倡议,并非空谷回响。1956年上海公私合营,各大型商业百货公司一致按数字排列。从南京路、西藏路交叉口的大新公司更名为第一百货公司,到第二、第三……直至曹家渡第九百货公司,就是明例。但如果一个城市有20所大学,一旦废除人们早已接受的校名,改成“01号大学”、“02号大学”……“13号大学”、“14号大学”……,不知成什么滋味。不过夏老人文革中受到九死一生的冲击,此后说话也就小心许多了。

社会生活中一定程度的“数字化”,似乎也是水到渠成,谁也无法阻止。譬如在夏衍大作发表前后,就有“三反五反”,接着又有“三面红旗”、“三年自然灾害”等。文革之初是批判“三家村”,文革结束时是批判“四人帮”,此外还有“三大战役”、“五星红旗”之说,又有“一打三反”、“四项原则”、“三个代表”,间或还有“五讲四美”、“八耻八荣”等等。说来好笑,当初第一次听说“八耻八荣”,我误以为是“八雌八雄”。心里暗忖,这“八雌八雄”究竟什么玩意?难道人们驱车阳澄湖买大闸蟹,也规定雌雄搭配?亦或是“八鸡八鸭”的别称?后来某次坐班车到新校区讲课,偶然在路旁大广告牌上,才清清楚楚看到,原来是“八耻八荣”。可惜脑子记不住,全部内容扫看一遍后也就忘了。如果有人问我哪“八耻”?哪“八荣”?我只能像当年张铁生一样——交白卷。不过也不全一样,因为我充其量也就是交白卷,不反潮流。

有些“数字化”在生活中提供了方便。譬如太平洋某小岛的准确位置,必须用东径××度,北纬××度标出;走进剧场看戏,应先查找自己座位是第×排×号座;学童上学堂,也应先知道自已在×年级×班×号。城市的每一户住址,同样只能是在某某区、某某路之下,就是××弄,或××单元、××幢,然后还有××号或再加××室。夏衍的“数字化”建议,只是在此基础上的发挥。他不懂“数字化”也有个限度。不过,表示居民住址的“数字化”,随着房地产市场的兴旺,也有了与时俱进的发展。譬如我居住的某某区、某某路×××弄内,约千余左右的门户,门牌号码多有跳越的——13号之后就是15号,14号不翼而飞;又如139号之后,从140号——149号都不存在,直接跳到150号。到了153号又有一小跳——没有154号,接着就是155号。诸如此类的“数字化跳越”,绝不是我所在小区所独有,也许是改革开放以来,全上海乃至全国普遍存在的现象。

此事不难理解,即便如我这样的落伍者,也早闻人们普遍对“8”趋之若骛,对“4”则避之唯恐不及。“8”与“发”读音相近,“发”又多与“财”搭配组词,谁不希望“发财”?江、胡时代以来,上海高官每逢大年初一凌晨,驾小车抢先到玉佛寺烧头香,谁不是为了一个“发”字?而“4”却与“死”谐音,早已“发”起来的权贵们,恨不能长生不老,哪一位不是闻“死”色变?如果夏老人还在世,不知是否又要在《人民日报》撰文,倡议把阿拉伯人创建的十进制数,彻底将“4”剔除,改成中国特色的九进位数。

上海在短短几年内,建成N个大学城,其中规模较大者,可能要数松江大学城。整个松江大学城最高的建筑物,是其中某所大学的“行政楼”,大概有20层。“行政楼”的电梯间指示牌上,13楼再朝上,也是不见14楼,14楼留下的位置,干脆由15楼替代。据说“1”与“4”合在一起,读音就是“要死”,这比单独一个“4”字更难以接受。以前总以为市井上贩浆引车之流,或广场舞大妈们多有忌讳数字“4”与“14”,却不知教授、博士云集的文化圣地,“14”也成了忌讳。难怪对大楼层面的“数字化”握有决定权的精英层,不知自己为了避免“要死”,还是让“14”楼的教师一律免于“要死”,干脆在指示牌上把“14”楼删除,让电梯升到13楼后,直接跃上15楼。然而,谁能改变15楼实际依然是“14楼”的客观事实?谁又能保证,删除了“14楼”,就能永远免“死”?

不过中共社会顶层向来以反迷信为己任,虽讲究施政的“数字化”,却不在乎“4”与“14”的忌讳。不久前手机上看到,有人将顶层“数字化”大政方针罗列出来,居然“四”字最多。我不懂其中内容深奥,但也以为值得一提。如:官员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必须坚持“四条路线”,做到心中“四有”和“两个维护”;必须坚持“四个自信”,强化“四个意识”,做到“四个服从”和“四个看齐”;要完成“四个全面”和“两个百年”奋斗目标,要树立“五大发展理念”,创新“五大思维”,用干部“五条标准”要求自己,做“20字”好干部;要坚持“三严三实”、“两学一做”和“三大作风”,执行“三会一课”制度,直面“四大考验”,防范“四大危险”;要加强“六项建设”,坚持“两个为主”、“四个统一”,压实“两个责任”,坚持“一岗双责”和“一案双查”;要实施“五位一体”总布局,纠正“四风”,强化“六大纪律”,形成“四种形态”,做到“两个全覆盖”,坚决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坚决做到“五个必须”,推进“四个伟大”,增强“四个定力”,提升“四自能力”,应对“四个重大”,规范“四个着力”……。

赶紧打住!“数字化”走到这一步,早已令我头晕目眩。想一想吧!一个官员要将如此广博的“数字化”内涵输入大脑,甚至要融化在血液中,落实在行动上,容易吗?这比起将信息转换为数字化模型的过程,不知要复杂多少倍。可见至少在“数字化”理念上,大陆官员们值得我们佩服之处,还是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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