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請罪」的時候,在場的心裡都想笑,但沒人敢笑出來。我能記著「泡」的「請罪詞」,絕非因為記憶能力尚可。(圖片來源:Adobe stock)
內容:一.「打倒解放軍」
看過詩人北島一篇回憶文革的文章,標題《走進暴風雨》。文中提到1968年8月初,軍宣隊(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入駐他當年就讀的北京四中。某次軍宣隊組織召開批鬥會,批鬥對象是校長楊濱,楊濱的罪狀之一是反對解放軍。楊濱女性,陝北公學出身,據稱認識葉群,可算得延安時期的老革命。文革中,當走資派越來越清晰地成為鬥爭主要目標的時候,楊濱自然在劫難逃。文革前楊濱手下的那些教師對她恭敬有加,此時人人必須忠於毛澤東。顯然教師若拒絕批判楊濱,就成了對毛是否有忠心的大是大非問題。老資格的體育教師吳濟民,曾是國家級籃球裁判,加之人高馬大,人稱「大吳」。批鬥會上,大吳像其他教師一樣,力求顯示自己忠於毛的革命路線的態度,這也是在軍宣隊面前表現自己的機會。要知道毛歷來強調「槍桿子裡出政權」,而這「槍桿子」就在解放軍手裡,毛稱解放軍就是他的「長城」。
共軍於1949年1月31日進入北平。(網絡圖片)
大吳指著楊濱先是聲色俱厲地責問:「楊濱,你為什麼反對解放軍?」緊接著竟然鬼使神差地奮臂高呼:「打倒解放軍!」剎那間全場愕然,大吳立即意識到自己闖下大禍,當場嚇得面如土色,雙腿不由自主地跪倒在毛的畫像前,額上黃豆大的汗珠滾下,嘴裡囁嚅著:「我該死!我有罪!我罪該萬死!我向毛主席請罪……」,同時不停地磕頭,乞求饒恕自己的罪行。當時沒人想到,這段偶然的插曲,給楊濱提供了短暫的喘息機會。
大吳最終的結局如何?我不得而知。
文革中的紅衛兵、紅二代。(網絡圖片)
二.「你」?還是「我」?
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毛澤東為掩蓋大飢荒的嚴重惡果,高調號召全黨:「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從此災難深重的封閉社會又添一層陰影。各大小媒體與各類學校的課堂,在大談階級鬥爭的同時,前面還要加上一個修飾語「你死我活的」。到了文革,一句「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成了每個人表示自己緊跟毛的口頭禪,甚至社會最底層的「黑五類」與被打倒的「牛鬼蛇神」,他們在忍受批鬥、跪在毛澤東畫像下請罪的時候,也不得不表現出自己對毛的忠誠,表示堅決聽毛的話:「階級鬥爭必須天天講、年年講、月月講」!
在一些中等學校,成批被打成「牛鬼蛇神」的教師,在接受紅衛兵批鬥時,嘴裡不得不跟著說:「毛主席教導我們:階級鬥爭是你死我活的」,話音剛落立即被紅衛兵扇耳光,甚至拳打腳踢。教師們哭喪著臉,一邊抱頭哀求「我該死!我有罪!」,一邊又表示不知錯在哪裡?紅衛兵大聲指出:從你們「牛鬼蛇神」的嘴裡說出「你死我活」,就是咒罵我們共產黨與無產階級革命派該死,讓你們這些烏龜王八、階級敵人活下去。對於你們這些「牛鬼蛇神」來講,只許說「我死你活」,不許說「你死我活」!
教師們唯唯諾諾,表示虛心接受革命小將的教育。其中也有人表演過火,當即鸚鵡學舌、搶先糾正:「偉大領袖毛主席教導我們:階級鬥爭是『我死你活的』」,結果又讓在場紅衛兵義憤填膺、大動肝火,由此再次遭受紅衛兵的一頓拳腳,因為偉大領袖從來沒說過「階級鬥爭是『我死你活的』」。在紅衛兵們看來,階級鬥爭如果是「我死你活」的,毛主席什麼還要號召我們大搞階級鬥爭呢?當然也有「牛鬼蛇神」心裡很明白,無論自己怎樣認罪,無論怎樣糟踐、醜化自己,也終將在劫難逃。
文革中,類似「你」、「我」使用的困境非此一端。那年頭,北京的中學紅衛兵還編了一支「牛鬼蛇神歌」,也有紅衛兵稱「嚎歌」,歌詞是:「我是牛鬼蛇神,我是人民的罪人!我有罪,我該死!人民的鐵錘,把我砸爛砸碎……」。不久,這首人性屈辱的歌就流傳全國。
要讓教師們自己齊聲唱起「牛鬼蛇神歌」,紅衛兵就必須先教會他們。教唱的紅衛兵先唱一句「我是牛鬼蛇神」,再讓「牛鬼蛇神」們學一句。教唱的紅衛兵為了達到更好的侮辱效果,進一步作解釋:「『我是牛鬼蛇神』中的『我』,不是『我』,而是『你』!是『你們』!『你』是牛鬼蛇神,聽明白了嗎?」「牛鬼蛇神」們似乎明白了,於是教唱的人下令:「唱一遍給我聽,誰亂唱就抽誰的耳光」。誰承想,膽戰心驚的「牛鬼蛇神」們,張開嘴的第一句,就是:「你是牛鬼蛇神,你是人民的罪人……」。
這下把紅衛兵氣得抓狂,結果當然又是「牛鬼蛇神」們挨耳光、挨拳打腳踢。不過教師中也有人對聲樂有興趣,嗓音也不錯。每當此時,他們中有人會放聲高歌「我是牛鬼蛇神……」,似乎藉此獲得一展歌喉的機會。他們努力調整發音狀態,忘了自己忍受的屈辱,努力把「牛鬼蛇神歌」唱出藝術的韻味,似乎也忘了自己就是「牛鬼蛇神」。
其實,真正的「牛鬼蛇神」究竟是誰?
1966年6月,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開始之際,紅衛兵,高中生和大學生揮舞著毛澤東主席的《紅色小書》,在北京街頭遊行。(圖片來源:Getty Images)
三.自食其果的第一代「小紅粉」
「小紅粉」一詞,忘了形成於何時,也有人稱「小粉紅」,其實含義相同。文革時,從一句叫得最響的口號「誰反對毛主席,就砸爛他的狗頭!」直到大跳「忠」字舞,可以視作第一代「小紅粉」,當然也是「毛粉」。第一代「小紅粉」狂熱到何種程度?那時除了每人手上一本毛的小紅書外,人人還必須戴毛像章,看起來全民都是「小紅粉」,其中當然也有出於自我保護,不得不學「小紅粉」樣子的清醒者。從最小的像章(相當於一角硬幣大小)佩戴胸前開始,到後來像章的花樣不斷翻新。大的毛像章,大小與大餅差不多,第一代十足的「小紅粉」戴在胸前還洋洋自得的那付傻樣,至今回想依然令人忍俊不禁。
尤有甚者,一部分「小紅粉」不是將像章後面的別針別在上衣胸前,而是忍痛將別針直接刺透皮膚,使像章得以掛在胸前的肉體上,以此表示對毛的忠心,而且絕非個案。經歷過文革的一代人,對於當年如此荒誕之舉,當然知道絕非天方夜譚。記得在新疆文教系統,就有這樣一位穿過皮肉戴毛像章的「小紅粉」。某次早晨在向毛的頭像「早請示」的時候,這個「小紅粉」為表現自己對毛的「忠心」程度,極虔誠地禱告:「主席在,我在;主席死,我也死……」
這個「小紅粉」做夢也沒想到,如此「表忠」效果竟適得其反。在場的群體「小紅粉」們先是心裡一驚,很快就覺得「主席死」三字不對勁。什麼?主席死?我們祝主席萬壽無疆,你盼望「主席死」?片刻之間群情激憤,這個獻「忠心」的「小紅粉」在哄鬧聲中,當即被群體「小紅粉」按倒在地,緊接著就是拳打腳踢、棍棒齊下。「小紅粉」很快就被打得鼻青眼腫、滿臉流血,然後又作為「惡毒咒罵偉大領袖」的罪犯,被扭送公安機關。不久在公、檢、法出面召開的公審大會上,「小紅粉」被判有期徒刑14年。事實上公審大會沒有「審」,更沒有「辯」,就是公判大會。
按推算,這個第一代「小紅粉」的刑期,當在改革開放不久結束,不過後來的消息也就中斷了。如果這個「小紅粉」沒有被折磨至死,14年的牢獄之災受盡酷刑虐待,不知能否讓他的頭腦逐漸清醒。
文革時期在天安門前照像都得拿本毛語錄放在胸口,否則會被人視為大不敬。(圖片來源:免費圖片 江浩先生提供)
四.「天上有個黑烏鴉」
文革中後期,我曾在中學當數學教師,那時一個流行的口號,是「復課鬧革命」。雖然學校開始「復課鬧革命」,但幾年來青少年流散在社會上,整日的造反革命與「打、砸、搶」,有誰願意安份守紀進課堂?所謂「樂不思蜀」自然不無道理,其實更大程度上又是因為「前車之鑒」的原因——當無數知識份子不得不齊刷刷跪下的時候,當「讀書無用」的思潮正風行的時候,願意進學校「復課」的學生能有幾多?工宣隊對學生有個絕妙主意,那就是請老工人給學生「憶苦思甜」。
「憶苦思甜」需要有即興編講故事的才能,就像四川那個到處宣講「大地主劉文彩收租院」故事的女人一樣。學校請來的老工人卻是老實人,從蘇州河邊的國棉二廠退休,據說曾經與顧正紅「併肩戰鬥」,顧正紅是工人出身的「革命烈士」,又經媒體廣泛宣傳。這個老工人除了一句「我們敬愛的顧正紅大哥光榮犧牲了」之外,就連顧正紅「光輝事跡」的蛛絲馬跡也沒說出一句,至於舊社會「苦」更是不知所云。老人說了半天,只會不斷重複一句話:「天上有個黑烏鴉」。
老人本來的意思,是想說舊社會「天下烏鴉一般黑」。學生中不乏調皮滑頭者,這一代人幾乎是天天聽著「舊社會天下烏鴉一般黑」長大的。若是在其他場合,有人把「天下烏鴉一般黑」說成「天上有個黑烏鴉」,這些學生早就噓聲四起、哄堂大笑。然而,嚴肅的「憶苦思甜」當前,最蠢的學生也懂得必須收斂,因為這涉及到「階級鬥爭」和「政治立場」。這一代學生打群架很勇敢,然而政治鬥爭的殘酷程度,讓他們隱約感受到一種無法言說的恐懼。
「天上有個黑烏鴉」的「憶苦思甜」,大概維持半小時不到,工宣隊可能也覺得離期望目標有差距,走上講臺在老工人耳邊說了兩句,就把老人打發走了。這次「憶苦思甜」,也許讓學生永久記住一句幽默的片語——「天上有個黑烏鴉」,當然也包括我自己在內。
當政治氣氛常令人提心吊膽的時候,學生Y「提意見」 我有些吃驚,但不能顯得無辜的樣子,心裡恨不得罵一聲「小混蛋!」(網絡圖片)
五.令人頭皮發麻的「提意見」
同樣是在中學當教師不久,一次我進教室準備講課,靠中間第三排位置的學生Y,一反常態舉起右手,意思是要求發言。Y個子不高,品行也差不到哪裡去,僅略顯自由散漫。他一本正經的舉手,讓我有點意外。於是問:「什麼事?」Y說:「老師,我向你提個意見」。當政治氣氛常令人提心吊膽的時候,「提意見」一說聽起來就有點肅穆,全班頓時一片安靜,以等下文。我只能顯得很大度的對Y說:「你提吧!」
Y站起來,態度很認真地說:「你沒戴毛主席像章」。
我很快意識到自己的疏忽。一來我對毛毫不感興趣,二是我剛穿一件新的滌確涼短袖襯衫,那件襯衫既得體、又輕薄,穿著時自我感覺真不錯,我不想為了戴毛像章而在新襯衫戳下小孔。然而面對Y如此充滿政治敏感性的「意見」,我別無選擇,只能裝得很誠懇的樣子,說「你的意見非常好,我一定改正!」下課後我到辦公室,趕緊在同事的幫助下,找了一枚最小的毛像章戴上。
這件事我以為過去了,誰知僅只隔一天,我走進課堂正準備講課,Y又舉手了。糟了!大概也是條件反射,我立即想起前天的「提意見」,只覺得頭皮有些發麻,但還是必須硬著頭皮,裝著滿不在乎的樣子問:「什麼事?」Y依然顯得很守規矩的樣子,說:「老師,我再向你提個意見,你又沒戴毛主席像章」。我的老天爺!我聽了真感到一種無形的壓力,使我透不出氣,還擔心被工宣隊知道。人在走投無路的時候,總會考慮自我保護最簡易的方法。我有些吃驚,但不能顯得無辜的樣子,心裡恨不得罵一聲「小混蛋!」我只能大處著墨地譴責自己。身處體制內的邊緣,按套路說話我也略知一二。於是我再度顯得很誠懇地說:「哎呀!我怎麼又忘記戴毛主席像章呢?真是實在不應該,非常感謝你,Y!我一定會改正,希望你繼續督促我、幫助我!」
此後,在連續很長的時間內,我只有老老實實,每天將一枚不大的毛像章戴在胸前。心裡雖極不願意,然而不敢不戴。
六.「泡」的軼事
從前在老宅,與我的住所相距不足公交半站路程,有年齡與我相彷的朋友F。F與我同一年高中畢業,沒能考進大學,只得作為知識青年赴崇明紅星農場。文革中後期他常從崇明回市區,我們接識並有了聊天的機會,除了指點文革,也天南海北地胡侃,包括聊傳統京戲。F談起文革中崇明的「牛鬼蛇神」,我至今記憶猶新。是的!崇明農場的知青中,曾經也有一批「牛鬼蛇神」。
與F同在紅星農場的一位「牛鬼蛇神」,其實在上海的住所離我們也不遠。據說他的腿有殘障,支撐身體重量主要靠左腿,右腿每邁出一步如同被身體拖著在地面畫了一道弧圈。這個老兄在紅星農場有個出名的渾號,渾號有點粗俗,叫「卵泡」。這個渾號的來歷我不清楚,但在農場很出名,凡認識他的知青,幾乎全直呼「卵泡」,以至真實姓名反被許多人淡忘。女知青不好意思也如此稱,就去掉前一個字,只簡呼一個「泡」字。時間一久,「泡」字好像還帶一點親切感,女知青只要一聲呼:「泡」,「泡」立馬應聲而答:「噯!」
「泡」怎麼會淪為「牛鬼蛇神」的?據說「罪行」非止一條。其中重要的一條是「資產階級腐朽思想極其嚴重」,具體表現是在知青中大談「女人經」——經常議論哪個女知青臉蛋如何可愛?哪個女知青身材如何窈窕?還有女人在床上價值的差異……。在那個時代,「女人經」一旦到了「階級鬥爭」的檯面上,就是「放毒」,就是「與無產階級爭奪下一代」。當「深挖階級敵人」的時間一到,「泡」也就無路可逃,也就不得不承認自己「罪惡滔天」,當然也就成了十惡不赦的「牛鬼蛇神」。「牛鬼蛇神」每天必須在毛的像前「早請示」、「晚匯報」,不過與「革命群眾」的「早請示」、「晚匯報」有區別——「牛鬼蛇神」必須單個跪在毛的像前「請罪」。紅星農場或某個連隊,「牛鬼蛇神」有多少我不清楚。「泡」雖腿有殘障,跪下「請罪」也無法倖免。
「早請示」輪到「泡」的時候,「泡」的左腿向前一步,跟著右腿畫一道弧圈,然後彎腰,雙臂支撐地面,左腿隨勢跪下,接著就低下頭,開始喃喃「請罪」:「敬愛的領袖毛主席,我向您老人家請罪!我有罪,罪該萬死!昨天夜裡我躺下後,腦子裡沒想女人,因為我想起您老人家的光輝思想和諄諄教導,知道自己頭腦裡的『資產階級黃色思想』非常反動、非常腐朽,我長期與無產階級『爭奪接班人』,罪大惡極……」。作為間接耳聞者,我竟能大致記著「泡」的「請罪詞」,絕非因為記憶能力尚可,而是因為那個時代幾乎所有的人,講話都有固定套路,包括各路「牛鬼蛇神」在內。
若干年後據F告訴我,當年「泡」向毛像跪下「請罪」的時候,在場「革命群眾」——農場知青心裡都想笑,但沒人敢笑出來。當日「早請示」結束,大家到田間勞動,女知青們又開始左一聲、右一聲的叫「泡」。也許唯有此時,「泡」的心裡才獲得一絲慰藉。崇明各農場解體後,不知「泡」又被命運拋向何方?
責任編輯: 傅龍山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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