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會」非同一般 中共官員為何前仆後繼？(圖)

官員們在人民大會堂開會(圖片來源: Getty Images)

開會，是值得一談的話題。上世紀40年代，王了一在題為「開會」的文章裡說：開會，是「從西洋傳來的玩藝兒」，對此我不敢苟同。中國古代皇帝早朝，大臣們在金殿排立，有的事先準備了奏折，有的根據自己掌握的信息，直接在早朝面奏皇上，請求旨意。皇上拿不定主意，讓眾大臣商議，這就是傳統中國最高中央會議，只不過古人沒用「開會」一詞而已。如果大臣們形成共識，而皇上拒絕，群臣就會齊刷刷地向皇上磕頭跪求，文官死諫是臣子的責職。歐美人士開會，沒有那麼多繁文縟節，更不用下跪。對美國建國具有指導意義的《五月花號公約》，也就是由西歐的清教徒牽頭，41名男子擠在船艙裡，圍著桌子經開會、討論、起草、表決一致通過的約定。1620年五月花號上的那次開會，對人類未來走向的深遠意義早已彰顯，而且這意義是永恆的。

18世紀歐洲啟蒙運動的形成，其實也離不了開會，當然那不是中央會議，也不是大型會議，而是無數小規模自發的討論會。蘇格蘭啟蒙運動的討論會，以俱樂部的形式出現。這些俱樂部可以在愛丁堡的酒吧，也可以在大學的課堂。法國啟蒙運動的討論會，在巴黎上流社會貴婦們主持的各種沙龍裡。無論蘇格蘭啟蒙運動還是法國啟蒙運動，那些小規模討論會的參與者，全是時代的思想精英。這些精英們在俱樂部或沙龍裡形成思想市場，藉助交流與高談闊論，讓思想不斷碰撞出火花，然後回到自己的書齋，把鮮活的思想整理成文字。精英們的著作已成為人類思想史上的經典，他們是俱樂部或沙龍小型討論會的主要參與者。

時至今日在此岸，有人喜歡開會，也有人厭惡開會。人們喜歡開會還是厭惡開會，完全取決於一個時代是否允許不同聲音同時存在？是否能形成思想市場？如果300年前在愛丁堡或巴黎，當局藉助武力只許一種聲音存在，也就沒有各俱樂部或沙龍的小規模討論會，也就沒有思想市場，當然也不可能形成歐洲啟蒙運動。不過我的說法也許有失偏頗，當只有一種聲音存在的時候，當沒有思想市場只有思想權力專橫的時候，喜歡開會的人真的就不會有嗎？不！這樣的人還是有的，比如我們經常可以見到的各級官員。官員們喜歡開會，因為他們習慣只接受一種聲音，習慣只接受思想權力。不同的聲音對官員——尤其對高層官員而言，就是洪水猛獸。一個人如果厭惡開會——厭惡思想權力下的一種聲音，這個人絕不可能在官場混得風生水起。開會，就是官員們的一種生存方式；開會，對於官員們而言簡直就是如魚得水。官員的全部價值，只有在開會的時候才能顯示。

坦率地說，我厭惡開會，但我不敢貿然表示對開會的厭惡。如果公開拒絕開會，我必然被視為異端——不僅被各級領導層視為異端，也將被一起教書的同事視為異端，因為開會早已被「廣大群眾」視為理所當然的事。我厭惡開會，因為在這裡，開會成了一種極端邪惡的鬥爭方式。知道有一首關於開會歌嗎？至今記得那歌詞：「天上佈滿星，月兒亮晶晶。生產隊裡開大會，訴苦把怨伸……」開會訴什麼苦？伸什麼怨？沒有法律程序，就強佔人家的土地、掠奪人家的財產、還強佔人家的女人，最後公然殺人，理由就是推翻子虛烏有的「封建土地所有制」。殺人搶劫，還要伸怨訴苦，天下居然還有這樣的邏輯！為了使這種殺人搶劫永久合法，就需要不斷開會——不斷「控訴」、不斷「批判」、不斷混淆黑白、不斷「憶苦思甜」。長期以來，人們對開會不僅要裝出毫無怨言，還要表現出積極性很高的樣子，開會時常常還要胡謅幾句，以表演自己對權力的忠心擁護。其實這樣的表演，在開會的時候非常普遍，但因大家都參與表演，也就沒人承認自己是表演。這也難怪，特定時代要想規避風險，人人都需要一張面具——需要把真實的自我隱蔽起來，如同動物身處叢林，需要一層保護色一樣。

開會時的表演也是藝術，入戲過深也許會引發心理疾病——表演者錯以為自己就是劇中人，於是順著劇情宣泄，導致癔病（歇斯底里）發作。開會時的深度表演，不僅傷害別人，也傷害自己。知識份子接受「與人奮鬥，其樂無窮」的鬥爭哲學，陷入相互殘害的深淵，全是在開會中形成的。1955年，曾經是左翼文學理論家的胡風，突遭毛澤東發動的無情圍剿。在「揭發」和「批判」胡風的大會上，第一個癔病發作撕破臉皮，公開表演與胡風決裂，並對胡風落井下石的，竟然是與胡風私交多年、友情甚篤的左翼文藝家夏衍。夏同志沒想到，十年後文革爆發，自己也成了「文藝黑線」上的「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在上萬人的批鬥大會上，夏同志不僅忍受種種羞辱，還當場被紅衛兵打斷腿。1957年毛澤東發動整風反右，曾經對羅隆基的才華敬佩有加、並與老羅未婚同居10年之久的情人、長期左傾的《文匯報》名記者浦熙修，無法承受一次次開會的巨大壓力，終於在一次會議上癔病大發，對老羅砍下致命一刀——浦熙修在會上宣讀了痛擊老羅的重磅文章，文章標題是《羅隆基是一隻披著羊皮的狼》，老羅猝不及防如同遭到一記悶棍，從此這對鴛鴦勞燕分飛。可惜這位浦二姐無論在大小會議上如何賣力表演，也沒能躲開一頂「右派」帽子。開會，把文化人推入相互殘殺的境地；開會，把人性中的惡充分激活。剩下的人苟延殘息、生不如死，至今思來心有餘悸。開會時拒絕表演的人有嗎？有！譬如張志新。張志新拒絕表演甚至講了真話，卻因此而付出極高昂的成本——不僅給自己帶來殺身之禍，生命結束前還遭受極野蠻的酷刑。

文革中的開會，現今中青年一代沒有體驗。每次開大會，首先全體起立，播放樂曲《東方紅》，然後是所有人同時手揮小紅書，齊聲禱告：「敬祝毛主席萬壽無疆，祝林副統帥永遠健康」，再讀一段毛主席語錄，接下來全體坐下，大會主席宣布開會。思想權力的橫行，登峰造極。若論表演，人人必須小心認真，好像對於極權主義者，全都無限敬仰、無限崇拜的樣子。小會似乎沒有如此莊嚴，但人人臉上的虔誠卻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尤其是小會鬥爭的火藥味，絲毫不遜色於大會。延安整風時期，毛澤東給這類小會起了個統一名稱，這就是「懲前毖後、治病救人」，其實就是殘酷鬥爭、無情打擊。如果欲置某人於死地，就是「懲前毖後」；如果對某人暫時還不準備一棍子打死，那就是「治病救人」。1952年大學院系調整，所有教會大學全遭強行解體，蘇式航空學院、鋼鐵學院、政法學院、財經學院……取而代之，為了控制師生的思想，一批延安來的老革命成了大學各級官員，也把延安的開會傳統、把毛的「懲前毖後、治病救人」帶入大學。文革開始後，開會還要加上一個新內容——「鬥私批修」。如果暫時沒有具體鬥爭目標，每個人頭腦裡的「封、資、修」就成了鬥爭目標，總之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小會就是「學習」、「批判」為主，就是學習馬、列、毛，批判「封、資、修」，其實是深度洗腦、相互監視。

我厭惡開會，尤其厭惡開小會。這倒不是我能忍受開大會的煎熬，而是因為大會人數多，可以悄悄溜掉而不引起注意。開會想溜者遠不止我一人，凡厭惡開會的人，凡厭惡思想權力的人，沒有不想溜的。對自由的嚮往越強烈，開會想溜的慾望也越強烈。我這一輩子，開大會溜的次數頗多，即便出席民主黨派代表大會，我也因難以忍受而專注於一個「溜」字。小會人少，所有人處於相互監督的狀態，誰也別想溜，只能硬著頭皮忍受煎熬，等於集體陷入「囚徒困境」。學校常規化的小規模開會，名曰「政治學習」。一個荒唐透頂的偽命題——「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繼續革命理論」，曾經是無數教師「政治學習」的主要內容。開會的時候，人人裝瘋賣傻，人人表示這個理論非常天才、非常偉大，從未見一人敢質疑。每當開小會我想溜而溜不了，無奈只能增加跑廁所的次數。廁所的氣味也不好受，只能點上一支香菸。長時間忍受「政治學習」的煎熬，我怕自己因此而窒息。

林彪「913」事件後，底層開大會總算終止。高層大會與底層大會相比，享受待遇相差懸殊。現今有資格出席「高大上」的開會，就是一種權力、身份與財富的象徵。「高大上」的三會如黨代會、全國人大、全國政協，僅禮儀小姐的服務，無論規模與規格，都遠遠超出古代宮女。禮儀小姐不僅在身材、容貌及忠誠程度等方面有標準要求，還需經專門訓練，如走步、手提茶水、倒水、轉身移步、舉手投足都必須規範，而且要保持優雅、美感。出席大會的代表，所享受奢華餐飲與賓館的服務等級，更足以讓市井小民目瞪口呆。這些大會的代表們，當然也是「偉光正」的代表，納稅人的錢沒人在乎。若是在文革時期，這些代表們十有八九就是「走資派」，只能被押送到批鬥大會現場，屬於必須「批倒」、「批臭」之列。

8964後，曾經的學生群體自發集會被迫終止。江蛤蟆上臺不久，三會代表開會，一年比一年風光，一年比一年神氣。不過好景恐怕也不長，從前高層內鬥，開會的時候許多官員成了「走資派」；而今高層內鬥，開會的時候「階級鬥爭」變成「打老虎」，「走資派」也改稱為「腐敗分子」或「貪官」。據說高層開會時，經常出現如下一幕：當主席台上點了若干腐敗官員的姓名，當即就有警察進入會場，直接將東窗事發的官員從會場押走。這一威懾也讓台下大批官員心驚膽戰，甚至嚇得尿褲子，臉上還得努力保持淡定。原來高層開會，既是官員的福音，也可能是官員的喪鐘。不過只要離開開會的地方，官員的膽子又大起來——有個成語叫「前仆後繼」，彷彿就是為官員們量身定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