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4月28日,廣州市民排隊做核酸檢測(圖片來源:STR/AFP via Getty Images)
【看中國2022年12月3日訊】人們長久地站在齊脖深的河水中,只要湧來一陣細浪,就會陷入滅頂之災。
32歲的小雅(化名),在被檢測出陽性並隔離後,日前在廣州南沙體育館改建的方艙衛生間裡自縊身亡。疫情三年來,我們已聽聞了太多悲劇,但像這樣的事,還是第一次。
她是湖北天門人,和丈夫結婚已有十年,多年來一起租住在廣州的城中村裡,做服裝生意,兩個孩子(還只有9歲和5歲)則留在鄉下老家。在她走後,丈夫痛哭流涕地說:「又不是太大個病,為什麼想不開啊你?」
這可能也是我們很多人本能的第一反應:從11月14日檢出陰性被隔離,到11月18日上午自縊,究竟發生了什麼變故,讓她走上絕路?
第一種批評的聲音指向廣州方艙內部的惡劣環境。
確實,之前也有人談及方艙的居住條件不盡如人意,對感染者和密接的健康沒有好處,而小雅在入住後也曾表示不習慣、不舒服,似乎方艙本身的環境可能是其最終絕望的推動力之一。
這種可能性當然存在,對方艙條件的抱怨也一直不絕於耳,然而,人們對此通常的反應不是抑鬱,而是憤怒——是想要得到更好的對待,而不會去自尋短見。
要說抑鬱,很多人甚至覺得,陰性被封在家裡才更抑鬱,陽性在方艙裡反倒更自由、更快樂了。方艙的居住條件當然比不上自己家裡,但再怎麼說,又不是在裡面關一輩子,這似乎不足以讓人感到絕望。
第二種推測看起來似乎更有道理:她對染病抱有內心恐懼。
根據財新那篇廣為流傳的報導,她雖然陽了,但症狀很輕,離家隔離之前沒有發燒、咳嗽等症狀;入住方艙後她說胸口不舒服,但護士做心電圖檢查下來的結果也沒問題,然而,她似乎有揮之不去的恐懼。
在出事前一晚,她在給表姐的電話裡哭了,說在感染病毒之後很害怕。這種「害怕」究竟是對病毒本身的害怕,還是被隔離後深陷孤獨、想到未來被歧視的害怕,不得而知,但有一點是肯定的:由於其丈夫最初是陰性,因而兩人是先後被分開隔離的,加上她個性內向,什麼事都放在心底裡,這種孤立的處境極有可能加劇了她的情緒低落。
之所以要強調這一區分,是因為:現在有一種聲音認為,這一悲劇的根源是對病毒非理性的恐懼,因而只要通過宣講,驅散這種錯誤乃至愚昧的認知,就可以避免悲劇重演了。
然而,想想看,一個人之所以怕死,說到底難道不是因為特別想活下去嗎?既然如此,因為怕死就去自殺,豈不是太違背常理了?
不管是什麼病,最壞的結果也不過就是個死。確實也有人在得病後自殺,但那通常並不是因為怕死,而是為了避免長期病痛帶來的身心折磨、不想讓巨大的治療費拖垮了家庭,又或者,想要更有尊嚴地告別人世,但新冠看起來都不至於如此。
研究中國農村婦女自殺問題的吳飛在《浮生取義》一書中通過大量案例曾指出,中國人對自殺有一種特殊的理解:他們通常都不被視為精神有問題的異類,恰恰是為了爭取人格尊嚴。
小雅的自殺說不上是「烈性」,但有一點似乎可以確定:她的抑鬱是因為長久以來難以實現人格的自我舒展,自殺乍看是一個事件,但其實是這一進程的邏輯結果。
這些年來,很多人都有一種感覺:「僅僅維持正常生活,就已拼盡全力。」我們就好像一架機器,人生就是一個螺絲不斷擰緊的過程,尤其人到中年之際,都是「上有老小有小」,承受著一再累加的壓力,卻缺乏什麼紓解壓力的機制,一切都只能靠個人心理素質來硬扛。
這在平日也罷了,畢竟再怎麼大的壓力,日子好歹還有個奔頭,你有一種自我改善的預期,知道不會一直這樣下去。可想而知,如果你覺得未來有一個穩定的預期,當下再苦再累,但五年十年後能過上好日子,那麼這樣一想,當下的苦也就不是那麼難以忍受了。
近百年前,英國經濟史學者R.H.陶尼曾感嘆說,中國農民的抗風險能力極低,過著朝不保夕的生活:「有些農村人口的境況,就像一個人長久地站在齊脖深的河水中,只要湧來一陣細浪,就會陷入滅頂之災。」
雖然我們經歷了三四十年的經濟繁榮,但儲蓄最低的那四分之一中國人都仍然「手停口停」,只要一個半月沒有收入進賬,就要舉債度日了。所謂「人活著,錢沒了」,對於缺乏超越性精神支撐的中國人來說,幾乎沒有比這更難的了。
到如今,疫情已持續了三年之久,彷彿一場漫長的慢性病,反反覆覆總也不見好,這完全打破了人們對未來的穩定預期,很少有人還能對未來抱有像以往那樣的樂觀了,最多不過是苦中作樂。
經濟相對寬裕或生性樂觀的人,或許還能開開玩笑,對那陣「一陣細浪湧來」都是滅頂之災的人們來說,恐怕就連哭都哭不出來了。不誇張地說,對他們而言,面對這樣的情形,要不抑鬱,都需要強大的神經。
即便是不感染,對小雅這樣城中村裡的外地租戶來說,可能都已經是拼盡全力在活著了——想想看,封控期間,手停口停,但房租還得照交,這意味著每天都有負債。
也就是說,一直在一個逼仄、困窘的處境裡,承受著的重重壓力,本指望著努力下去,能有一天日子越過越好,沒想到迎來的是沒完沒了的疫情,而這抹布一樣的日子還一眼望不到頭。
方艙的居住條件、孤立的處境、陽性感染者所遭受的歧視、對病毒的恐慌、人言可畏的鄉土社會,這些或許都起到一點推動力,但每一個因素都無法單獨造成自殺這樣嚴重的後果,真正的關鍵之處,恐怕是她喪失了活下去的信心。
在這種情況下,被送入方艙就成了壓斷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在可預見的未來她無法看到希望,周圍又無人能提供寬解或支撐,人生就此走入了絕境。
很多人都疑惑,小雅為何自殺,揣測她是不是太過脆弱,又或對病毒太恐懼所致,言下之意,似乎她是作出了一個錯誤的決定。真正的問題並不是她錯了(那樣我們可以把這事當作一個例外),而在於:從她的處境來說,她這麼想很可能是對的。
她沒有留下遺言,但我想她或許會問:生活到了這一步,還能變好嗎?這日子什麼時候是個頭?——說實話,我們無法回答這些問題。
要避免這樣的悲劇重演,不能靠指責受害者,而首先應當是理解她,看到這些人真實的困窘,並在他們感到自己無路可走時,避免他們陷入孤立無援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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