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離莫斯科：切爾諾貝利慘劇喚醒了烏克蘭(圖)

2022年3月4日，烏克蘭人民跨越國境來到波蘭（圖片來源：Sean Gallup/Getty Image）

【看中國2022年3月5日訊】1986年4月，烏克蘭境內發生了震驚世界的切爾諾貝利核事故。

災難剛發生的數週內，克格勃忙於監控烏克蘭持不同政見者對該事件的看法。6月初，克格勃將那些從民族角度解讀該事件的人員匯報給了烏共當局。持不同政見者普遍認為切爾諾貝利事故使整個國家蒙受巨大災難。米哈伊爾娜．科修賓斯卡是20世紀之初的烏克蘭著名作家米哈伊洛．科修賓斯基的侄女，她曾對熟人說過下面這段話：

「這場災難給予我們重創，我們很難在短時間內恢復如常。國家正處在崩潰和實質性毀滅的邊緣。我們蒙受的災難是全球的恥辱，這份恥辱首先屬於那些下令在人口密集地區興建原子能電站的領導，他們目光短淺，尤其是將電站建在烏克蘭——那裡擁有難以置信的大片肥沃土地。」

這些談話內容，也被匯報給了克格勃。

克格勃盡其所能，阻止此類觀點在國內外傳播。為了維持所謂的公開性，莫斯科當局允許外國記者進入烏克蘭，甚至進入切爾諾貝利地區。但是，他們的訪問被精心編排，他們和持不同政見者及其他「不受歡迎分子」的接觸不是事先被阻止，就是受到了監控。

1986年秋，克格勃特別關注兩位美國人——邁克．愛德華茲和史蒂夫．雷默，他們為了創作《國家地理》雜誌關於切爾諾貝利事故的專刊來到了烏克蘭。克格勃如此這般匯報他們的工作成果：

「現在採取的措施，已阻止了美國人試圖接觸耶文．亞歷山德羅維奇．斯弗斯圖克、奧露哈．伊萬尼芙娜．斯德科泰納、伊麗娜．波利索芙娜．拉圖辛斯卡婭，以及許多其他因民族主義和反蘇活動而被西方熟知的人。」

同時，克格勃還對美籍烏克蘭攝影師及口譯員塔尼婭．達維農的動向與交往密切關注，達維農隸屬於哈佛大學烏克蘭研究所，是兩位美國記者的同行人員。「借由國際旅行社的名義，塔尼婭．達維農收到了官方警告，不得違反外國人在蘇聯活動的既定規章。數據顯示，這些措施對限制美國人收集負面情報活動起到了積極作用。」克格勃這樣報告。

切爾諾貝利災難發生後，烏克蘭當局對待人民的方式，讓烏克蘭最傑出的作家之一奧利斯．貢查爾深感震驚。尤其是五一遊行活動——莫斯科不顧一路攀升的核輻射水平，要求烏克蘭繼續進行群眾大遊行——讓他覺得當局者為了表示對莫斯科的忠誠，已然犧牲了基輔人的健康。1986年6月，貢查爾在第九屆烏克蘭作協大會上發表了情緒激動的演講，並且宣稱切爾諾貝利已經改變了烏克蘭作家「與世界聯繫的方式」。

當月，在烏克蘭作家與烏共領導謝爾比茨基的會談中，貢查爾試圖推動切爾諾貝利核電站的徹底關閉。「我想知道是不是不能提出請願，要求關閉這個技術上失敗、出於某種原因建在波利西沼澤的核電站，畢竟它的身後是一個擁有數百萬人口的城市。」貢查爾在日記中這樣寫道。

謝爾比茨基似乎沒理解這個問題。「他焦慮地揮了揮胳膊以示回答，因為太急差點兒說不出話來，隨後開始向我解釋起火箭彈還有原子能前景。」貢查爾寫道。那套闡釋人類共同利益的說辭未能給貢查爾留下任何印象。他此刻擔心的是自己的祖國烏克蘭的福祉。「他們說鄰居需要電能，但是，為什麼讓烏克蘭的土地蒙受傷害呢？為什麼是烏克蘭兒童遭受那些劑量可怕的輻射呢？」

最初支持興建切爾諾貝利核電站的烏克蘭詩人伊凡．德拉克，在事故發生後，也對自己當年的態度感到了後悔。切爾諾貝利核災倏然而悲愴地終結了他過往的幻想。1986年5月，在事故發生時，他的兒子馬克西姆．德拉克作為醫學院學生和其他同學一起被派往隔離區，對該地區進行醫學管控，檢測進出車輛的輻射水平。由於未採取恰當的防護措施，馬克西姆因長期攝入高劑量輻射而病倒了，隨後被送往基輔醫院接受輻射病的緊急救治，在往後的歲月中，他將因暴露於高濃度輻射而備受煎熬。

德拉克本人和他們那代人，之前深信核能會讓世界變得更好。對於這種看法，如今他寫道：

「最深刻的認知來源於懺悔。」

他確實懺悔了。1988年初，德拉克公開發表了他對切爾諾貝利的新觀點。在接下來的兩年裡，他將成為「魯赫運動」的領導人之一，這是旨在推動烏克蘭獨立的草根組織，催化了獨立的烏克蘭國的誕生。

「切爾諾貝利喚醒了我們的靈魂，真真切切地告訴了我們，我們臨崖而立，萬丈深淵就在腳下；我們一切的文化努力是虛榮中的虛榮，像推土機下的玫瑰，華而無用。」

德拉克回憶起切爾諾貝利災難在「喚醒」烏克蘭社會中發揮的作用，寫下了這段文字。

1988年6月，戈爾巴喬夫召開了蘇共第十九次代表會議。烏克蘭作協領導鮑里斯．奧利尼克作為會議代表，帶著他的家鄉6000名烏克蘭民眾簽名的請願書來到了莫斯科。他們希望莫斯科能停止在烏克蘭興建核電站，尤其是停止在17世紀哥薩克州首府奇吉林的附近修建，那裡是烏克蘭民族歷史與身份的象徵。奧利尼克在會議講台上宣讀：

「對於烏克蘭的命運，某些蘇聯機關所表現出的傲慢與輕蔑不僅近乎冷酷無情，也是對民族尊嚴的羞辱。」

他要求對負責烏克蘭境內核電站建設工作的官員予以懲戒。「我記得，有人是怎樣要求建造切爾諾貝利原子能電站的，他們言之鑿鑿，核電站絕對安全，甚至可以在新婚夫婦的床底下架起核反應爐。」奧利尼克發言道，「我們不會自貶身價要求當日的嘲弄者把他們的床放到四號核反應爐旁。但是，我們有權利要求對在烏克蘭核電站選址中犯了最嚴重錯誤的設計師進行追責。」

1988年11月13日，有超過一萬人聚集在城市中心，參加了關於切爾諾貝利事故的遊行活動。烏共同意此次群眾性集會的前提是內容僅侷限於生態議題。但活動開始約兩個半小時後，麥克風突然被物理學家伊凡．馬卡爾搶奪過來。看到馬卡爾參加了集會，克格勃官員關閉了音效，但是馬卡爾還是發表了演講。他警告能聽到自己發言的集會參與者，莫斯科準備通過法律使共和國無法獲得經濟主權，他號召烏克蘭民眾像波羅的海民眾一樣成立人民陣線，和波羅的海的組織一起為爭取主權而對抗莫斯科。在他演講的過程中，基輔的集會人群要求克格勃打開音響，他們高呼「麥克風」。

11月23日，也就是集會結束後的第十天，烏克蘭作家成立了自己的團體，以此致力於創建「魯赫」組織。德拉克當選為主席，貢查爾和謝爾巴克也加入了該組織。在數週後的作家論壇上，德拉克宣布：

「切爾諾貝利事故是我們需要成立‘魯赫’組織的首要原因。」

在烏克蘭，除了「魯赫」，由作家和環保人士組成的「綠色世界」聯盟也在呼籲關閉切爾諾貝利電站及救助核災受害者。「綠色」機構的一名代表艾拉．雅羅斯海思卡婭，是位年輕的女記者，來自烏克蘭的日托米爾，該地區位於基輔以西140公里，毗鄰切爾諾貝利禁區，是一座擁有約25萬人口的小城。她於20世紀70年代初獲得基輔大學新聞學學位，當時克格勃正在破壞任何僅存的自由精神。在要求獲悉核災及其後果全部真相的運動中，雅羅斯海思卡婭跟進了一個關注深受放射性墜塵影響的納羅季齊地區的命運的項目。納羅季齊位於切爾諾貝利電站以西近80公里。

雅羅斯海思卡亞在日托米爾一家地區性報社謀得了一份差事。1987年秋，時年34歲的雅羅斯海思卡婭已是兩個孩子的母親，她請求上級准假一天。上級拒絕了。她執意要求休假，並告訴上級自己需要一天時間去墮胎後，就離開了。雅羅斯海思卡婭並未前往診所，而是驅車前往納羅季齊的一座小鎮，在當地官員的辦公室內，她研讀了一份關於該地區放射性污染的秘密地圖。雅羅斯海思卡婭聽說，為了安置從切爾諾貝利禁區撤出的居民，政府打算動手興建住宅和設施，於是她開始對此問題產生了興趣。似乎在她看來，新的選址仍然離災區太近，無法保證安全。她請求主編允許她親自前往新的定居點調查，主編拒絕了，並且告訴她這不關他們的事。他們所辦的只是一份地方性報紙，而定居點的選擇是由共和國或是莫斯科層面的領導決定的。所以，應該由基輔或莫斯科主辦的報紙來調查該事件。然而，雅羅斯海思卡婭不接受這種說法。

她在完全瞞著主編的情況下，走訪了納羅季齊地區的村莊，第一站是魯德尼亞-奧斯尼亞。該村莊仍處在持續的輻射監測中。當校舍的輻射值超過每小時1.5雷姆時，學校就會關門。但是政府仍在推進當地的施工項目，希望民眾能繼續在那裡生活。雅羅斯海思卡婭在當地工地上遇到的建築工人經常容易疲累，還不時地頭痛。他們會得到每月30盧布的補貼，據稱還能得到更有營養的食物。工人們把這筆錢稱為「棺材錢」。無論是這些工人，還是當地官員都無法告訴她為什麼要在深受輻射影響的村莊建造幼兒園，那裡幾乎沒什麼孩子。一座嶄新的澡堂也在施工中，很明顯這便於當地人洗去放射性塵土。

雅羅斯海思卡婭深感震驚。在接下來的一個月裡，她和丈夫用了數個週末的時間走訪了該地區一座又一座村莊。情況如出一轍：新建築正在施工，輻射值諱莫如深，所有這一切都對本地人以及來自禁區的新安置居民的健康構成了威脅。健康危機與日俱增，尤其是對孩子們。雅羅斯海思卡婭從當地醫護人員那兒得知，該地區80%的兒童甲狀腺腫大，這是暴露於過高輻射劑量的跡象。在切爾諾貝利事故發生前，只有10%的兒童有上述症狀。

如果雅羅斯海思卡婭想幫助當地居民，她就必須將他們的困境公之於眾。她所在的報社不打算刊登其調查結果。她只能求助於莫斯科。但曾經發表過其文章的《新聞報》拒絕了她。雅羅斯海思卡婭求助於《真理報》記者弗拉基米爾．古巴廖夫，他曾寫過大量關於切爾諾貝利的報導，依舊毫無結果。改革的喉舌《星火》雜誌，由烏克蘭作家兼詩人維塔利．科羅蒂主辦，雅羅斯海思卡婭設法見到了他本人。他在反覆承諾予以出版後，最終還是推脫了此事。另一份自由派報紙《文學報》的做法也如出一轍。

所有這些拒絕未必是主編的本意，而是源於對一切沒有謳歌清理人、又事涉切爾諾貝利的報導的嚴格審查制度。暢銷報《基輔晚報》的主編維塔利．卡彭科後來回憶，他僅僅因為在1986年5月的相關報導中刊登了一張基輔街上人跡罕至的照片而被斥責。在報上刊登任何與切爾諾貝利相關的報導都須經莫斯科當局或基輔的批准。

隨後，雅羅斯海思卡婭獲悉一份秘密決議，內容是任何與切爾諾貝利事件相關的事務都要分類處置。克格勃早在1986年5月就率先採取行動，從事故的起因到影響，一切話題都要嚴格保密。同年6月，衛生部發布指令，對一切關於核污染地區民眾的治療和清理人輻射水平的信息都要進行過濾篩選。7月，國防部命令負責人力資源的軍官不要招募個人檔案中曾有過被派往切爾諾貝利地區記錄的人員。更不必說，只有個人暴露在輻射值為50雷姆（相當於國際正常水平的10倍，相當於「切爾諾貝利正常值」的2倍）以上的環境中，才會在其個人檔案中有記載。

雅羅斯海思卡婭東踅西倒，屢撞南牆。痛斥地方政府貪污和履職不力尚可，說出莫斯科也需要為之負責的事故真相則是完全另一回事了。這麼做意味著要讓莫斯科，包括戈爾巴喬夫本人在內都承認有罪，因為他們向民眾掩蓋了真相，還需要花費政府數百億盧布來恢復受災地區及安置災民。雅羅斯海思卡婭不得不將自己所寫的文章複印後分發給朋友。她除了訴諸地下出版物，別無他法。

1988年9月，作家、醫學專家謝爾巴克帶著一小群電影製片人來到了雅羅斯海思卡婭最關心的地方——納羅季齊。在他的幫助下，記錄片記錄下了一出生就沒有眼睛的小牛犢，以及其他因當地農場的高輻射而導致的畸形情況，其中一家農場的輻射水平是基輔市的150倍。在事故發生後的一整年裡，64只畸形動物出生在那家農場，而之前的五年中，總共才有3只。但是，這段時長20分鐘的記錄片無法在電視或大屏幕上播出。

當局仍在竭力掩蓋真相，然而他們對信息的壟斷已搖搖欲墜。截至1989年春，願意聆聽雅羅斯海思卡婭演講的人群龐大到沒有任何一座大廳可以容納。她在城市的廣場上，在體育館內向人群演講。官員們試圖用恐嚇電話和信件去嚇唬她。他們還向她正在內政部消防部門工作的丈夫施壓，讓他同雅羅斯海思卡婭離婚。他們還騷擾她的孩子，對其多位擁護者展開犯罪調查。儘管困難重重，她依舊走到了人群中，聆聽她演講的民眾多達兩三萬。她收到了大量電報和信件，紛紛稱讚其勇氣可嘉。

1990年4月，在烏克蘭所有核電站附近的城鎮和定居點，人們舉行集會紀念切爾諾貝利事故發生四週年。在臨近烏克蘭西部赫梅利尼茨基核電站的小鎮奈替欣，約5000人參加了集會；在該地區的羅夫諾市，約3000人參加了示威，要求關閉赫梅利尼茨基電站和羅夫諾電站，兩座電站相距約160公里。抗議者主要是烏克蘭本地人，他們說著烏克蘭語，攜帶標語，大聲譴責烏共，炮轟主要由俄羅斯人和說俄語的工作人員組成的電站。1990年10月，「魯赫」在基輔舉行第二次大會。大會改變了運動綱領，刪去了「改革」的字眼，宣布將烏克蘭獨立作為主要目標。

切爾諾貝利的衝擊波喚醒了烏克蘭人。他們希望脫離莫斯科的掌控，將命運握在自己手裡。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