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人在醫院裡（圖片來源：China Photos/Getty Images ）
【看中國2022年1月20日訊】這個冬天，疫情席捲了小半個中國，西安尤其嚴重，封城及其帶來的次生問題，一度讓時鐘撥回武漢時期。
矛盾隨著「西安孕婦流產」和「老人心絞痛被拒診」到達巔峰，隨後兩家民營醫院被停診處罰，在腫瘤論壇和病友群裡，掀起了陣陣討論。他們大都親身經歷了類似兩起事件主人翁的曲折就診路，電話打不通、小區出不去、醫院不接收，也有病人在疫情中和這個世界告別。
在這樣的困境下，我們找到了一位癌症晚期病人的家屬：
她在最初也是最混亂的三天裡，打了近1000個電話，平均撥200-300個才能接通一次，只為了幫確診癌症晚期四年的母親，在諾大的城市裡找到一張病床；
她的母親是第一批住進封控病區的病人，作為照護者，她經歷了最初的兵荒馬亂，目睹著母親身體每況日下，最終去世，一家人只能在空蕩安靜的殯儀館裡，完成了一場簡單倉促的生死告別。
她沒有將母親的死亡歸咎於疫情，也感動於那些微小的善意，看到了當地嘗試解決問題的努力。
她只是無法理解：所有人都在努力，所有人都無能為力——政策只是明令禁止了做什麼，卻始終沒有提出解決方案。
在這場與病毒、與時間賽跑的戰役裡，並不是所有病人都平安度過了這個冬天。令人難過的是，為什麼兩年過去了，每逢疫情封城，類似的境遇還在重複上演？
以下是她的故事：
不治了，在家裡走也挺好
一切都是突然的。
2021年12月27日晚，電視直播新聞發布會，因為有1個確診病例，我們小區被列為管控區。
管控區意味著什麼？
原本第二天，我們就要去住院。結果醫院臨時告訴我，收到了疫情防控文件，管控區的病人，他們不能收。
不收，我們去哪？醫生也不知道，文件上只寫著管控區的病人不能收，但是沒有寫這些病人該怎麼辦？
自從媽媽2017年4月確診肺癌晚期以來，我們有近2年時間都在這家醫院看病，所有的病歷都在醫院系統裡，醫生也對媽媽的情況知根知底，床位也留好了。
我們開始兩頭聯繫。社區登記了情況往上報，晚上我就接到了街道辦的電話，同意開具證明讓我們走，但前提是找到醫院接收。
我家所在的新城區和醫院所在的高新區，屬於兩個不同的管轄區，每個區的防控政策都不一樣，醫院要求高新區防疫辦同意，高新區防疫辦要求新城區公對公發函對接，新城區也不知道該怎麼辦，誰都沒碰見過這個情況。
打了一圈電話，全都是讓我等。
腫瘤患者講究治療的延續性，到後來我已經不講究這些，只求有醫院能接收就行。
後來新城區聯繫上了西安交大一附院，對方同意接收，但前提是掛上號。
我打開手機，搜遍西安市的三甲醫院，沒有一個放號，醫院開診了，但是腫瘤科沒有號。自疫情發酵以來，很多醫院的住院部早就關了，不敢再收新病人。
從社區送到醫院，必須得由救護車來實行封閉管控，我又開始聯繫120。
這幾天，我就僵持在不同的電話裡，防疫辦電話能打通，但往往一打過去就是佔線，要不停地回撥才有可能接通，我粗略算了一下，平均要打200-300個接通一次。
我就眼睜睜看著媽媽日漸消瘦下去，疾病沒有擊垮她，但是絕望的情緒擊垮了她。
她自己先放棄了。精神上一垮，病情肉眼可見地惡化了，腹水一天天脹起來，短短三天，她就不太吃飯了，也不讓我帶她到小區遛彎，除了出門做核酸。
管控區要求每天定點做核酸，是不上門的，媽媽已經連大小便都在臥室解決了，我每天還得幫她穿好衣服扶上輪椅推出去做核酸，也做好了時刻能住進醫院的準備。
我天天蹲在客廳蓬頭垢面地打電話，本能地關上家中所有房門，選擇一個直線距離媽媽房間最遠的角落，但她還是能聽到。為了方便回撥，我打電話都是用外放，常常情緒激動，克制不住語氣裡的憤慨，手裡握著紙巾擦眼淚，難過時輕咬住袖子，怕她聽到哭聲。
媽媽崩潰了，我的神經也緊繃著，但還是故作輕鬆地安慰她，「沒事，你放心，肯定找得到醫院」，我說，「這還能沒人管嗎？人家新冠都那麼多都能住到醫院裡面，你這正常看病的還進不去嗎？」
每次轉身走進她的房間前，我都得深呼吸，調整好表情，讓自己看上去不那麼猙獰。她心疼我，有時候反過來勸說，「算了，不治了，你也別打電話了，在家裡走也挺好。」
我動搖過，真的。已經治了這麼多年，我是不是應該讓媽媽在家裡面走。但轉念一想，不行，我們可以不治療，但不能是被人拋棄的情況下自我放棄。新冠病人的命是命，她的命就不是命，就可以被放棄嗎？
所有人都在努力，所有人都無能為力。很多工作人員都是拿私人手機打給我，電話裡他們的嗓子都啞了，不少人動用私人關係幫我。我理解政策需要時間，但是能不能等到，就不知道了。
一切都是臨時的
政策無情人有情，打了無數個電話後，我終於帶著媽媽住進了一家三甲醫院的分院。
這裡原先是骨科、心腦血管等科室的專科分院，疫情中專門騰出來用於收治封控區的病人，產婦、腫瘤、腎透病人悉數都收。
一切都是臨時的。
原有科室全部撤出，醫生、護士是專門抽調過來的，他們對於環境和我們一樣陌生。
我們拿著行李站在空蕩蕩的病房裡，只有兩張鐵架子床，沒有被褥、沒有海綿墊，護士也不知道東西在哪兒。為了防範院感，每間病房只能住一個人，中央空調也停了，西安的冬天氣溫不到十度，我們只能穿著羽絨服，蓋著厚被子，在醫院裡湊活著。
原先的住院樓在疫情之下重新分配給了各個科室，來自不同風險區的病人，分別乘坐三個電梯。
尷尬之處在於，我是綠碼，每天核酸都是陰性，但小區屬於管控區，病區還有很多紅黃碼的病人，我必須在「放棄治療、在家等死」和「冒著被感染的風險」之間做出選擇。
醫生完全不瞭解媽媽的病情，光是概述病史，我就手寫了兩頁紙，但沒有多年記錄在案的資料，沒有電子影像，始終效果甚微。
在如此倉促而簡陋的環境之下，病房只能提供一些小型設備，想拍張CT都很繁瑣。還有很多患者因為疫情耽誤，不符合化療的指標，需要升紅、升白，住院時間此前預計的都長，很多人沒有準備那麼多東西，連衛生紙都不夠用了，出也出不去，買也買不到。
更大的問題是沒有藥。
媽媽需要極強的止疼藥芬太尼，這類精麻類管製藥品，一般醫生不具備開具處方的資質，好在我這樣的老家屬還能問別的家屬要一點囤貨續命。
她的感染逐漸加重，需要用到消炎藥、保肝藥、肝素，結果三種藥中只有一種。醫生說，缺的東西會往上報，但是什麼時候能補齊發下來，就不知道了。
臨時搭建的院區沒有接入醫保系統，一盒泰瑞沙，平時報銷後只要1000多元，現在需要自費1萬多元。經濟實力尚可的病人還能自掏腰包，撐過這個寒冬，原本窘迫的家庭就只能賭命。
有的病友已經斷藥超過一週了，在家裡疼得母子倆抱頭哭，他們借不到藥，也實在沒有錢去購買未經醫保報銷的原價藥。
還有很多患者仍然在重複我的困境，每天聽著電話裡的忙音一籌莫展，等待著這場生命與生命與疫情的賽跑自動分出勝負。
好在沒幾天，原來的醫院傳來消息，也開設了封控區病房。我們和醫生溝通了轉院，救護車把我們拉到了熟悉的醫院，原先腫瘤一病區的醫生負責整個病區。剛住下來，原先的腫瘤主治醫生就打電話過來，說聽說你們住下來了，對接醫生已經跟他溝通過了，讓我們放心。
情況在一天天好轉，然而，母親的身體還是在走下坡路。
我們都是大時代裡的小角色
這一天終究還是來了。
臨走前兩天，媽媽已經開始神志不清，出現譫妄，產生幻覺。整個人時睡時醒，逐漸喪失了時間感。
她經常看盯著不知道哪裡，指給我看哪個親戚來了，一會兒是小姨，一會兒是我爸。媽媽就自己在病床上，在夢裡，自導自演了一場與親朋好友的生死告別。她甚至還幫我安排好了未來，工作升遷，囑咐我要為人低調，找了新男友，還嫌棄人家這裡那裡不好，讓我分了再找一個。
關於我爸的夢境，是夢到他買了一大袋子菜回家，媽媽說想吃餃子了。沒想到，那天午飯，竟然吃的就是餃子。我們住院十幾天，就只有這天吃過餃子。
我只好陪著她一起演戲，說這是我爸包的餃子，她平時最愛吃大肉蘿蔔餡兒，但醫院的餃子是韭菜肉的，我哄她說現在疫情管控，我爸說只能買到韭菜，媽媽還不情願地說「那就湊合了」。
那時候媽媽已經很衰弱，吃不下飯，成日躺在床上，日常靠輸營養液維繫。就這，她還吃了三個餃子。
第二天原本要出院了，我把一切手續都辦好。媽媽突然咳血了，咳在她黑色的羽絨服袖子上，為了不讓我發現，硬是撐到了現在。
媽媽在即將出院之際，又重新住進了醫院，最後從這裡出發去了另一個世界。
2022年1月10日，凌晨1點，媽媽陷入了昏迷，我看著監護儀上的心電圖一點點變緩，快要拉成直線，我知道最後分別的時刻快要到了。
住院之初，我們就簽訂了不搶救協議書，我不想看著她痛苦治療，也不希望在疫情最焦灼的時候佔據緊張的醫療資源。
一整晚，除了去找醫生，我一直拉著她的手，語無倫次地說著胡話。據說人最後消失的感官是聽力，我就俯身貼近她的耳邊，說「你要是難受，就走吧。」
四個小時後，媽媽離開了我。
不管是在家中還是醫院裡，媽媽一直是個很愛乾淨的人，連下不了床的時候，都會讓我扶她到輪椅上，推去衛生間。在生命的最後關頭，這些基本生理需求都只能在床上解決。因為嚴重的肝腹水，媽媽身上插滿了管子、床上都是血，看著挺遭罪的。沒有護工，最後是醫生護士幫忙收拾，擦洗乾淨身體，送進太平間。
自始至終我都是恍惚的，彷彿是一具被人牽著走的木偶，別人說什麼，我就照著做。
此前為了讓媽媽住院，我打遍無數電話，卻沒想到聯繫殯儀館時，都說沒有車，要九點多才能來。按理說，殯儀館是一個處於生死之間的地方，安靜又熱鬧，人們因為畏懼死亡而不願來，但也常能聽到一大家子人的哭啼聲。
但在疫情面前，一切從簡，連哀樂都沒有，媽媽穿著壽衣整整齊齊躺在那裡，我們所有人看她一眼，就送走了。
今天（接受採訪時為1月16日）是媽媽的頭七，我跟爸爸包了餃子，擺放在媽媽沒有照片的牌位前。我一直很愧對她，竟然把後事安排得這麼簡陋。最後送去火化的時候，我沒有跟她說「再見」或者「我愛你」，而是「對不起」。我爸說，「你媽走得剛剛好，她再也不用為換院區而奔波了。」
之前聯繫不上醫院時，我曾經很多次夢到媽媽沒了，後來我才意識到，噩夢就是白天焦慮的極端放大，夢境就像是一種預知。
送走媽媽之後，我回到醫院，還是同樣的環境，同樣的醫務人員忙來忙去，卻又什麼都不一樣了。我把沒用完的衛生紙、成人尿墊交給護士，希望能幫到其他匆忙來到這裡而準備不充分的病人。
我打電話給關係很好的病友家屬，我說，「我的戰鬥結束了，你以後要加油」，結果對方嚎啕大哭。
如今西安疫情進入尾聲，新年快要到了，媽媽沒有等到這個新年，沒有迎來她的66歲生日。
我不會怪罪疫情，疫情只是讓一切提前了，我把這歸咎於命運，我們都是大時代裡的小角色，芸芸眾生中的一個普通人，命運拍來了一個浪，誰也沒有辦法繞開。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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