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場新聞》專訪了今年83歲的香港時事評論家、專欄作家李怡，「反送中年青人整體來說那種勇氣，是一種道德的力量，變成了一種超乎我們想像的智慧。」資料照。(圖片來源:視頻截圖)
【看中國2020年2月26日訊】《立場新聞》專訪了今年83歲的香港時事評論家、專欄作家李怡，以下為部分節錄。據他所說，一日要吃幾種藥，降糖尿的、降這個那個的，還有安眠藥。他經常說，打從年輕就已經睡不好，但他仍然一星期寫出五篇報紙專欄，還有做港台的「一分鐘閱讀」。李怡上網閱讀各種消息，熱度不下於比其年輕的人。平時有一個泰傭煮食跟服侍他，除此之外，家裡只有滿屋書。
李怡的家人都在外國，而亡妻葬在加拿大，但他仍然一個人於香港奮鬥。他說，其實到這個階段，應該與家人在一起，寫自己的回憶錄。「當然離開香港，我仍然能寫。」然而他放不下香港，便留下。他自述，從1981年香港前途問題以來，自己已是「愛港」，由當時起「對中國的感情已經很淡。」
幾十年的悲觀和積極
李怡常說自己悲觀但積極。悲觀是自80年代開始，他從來不相信「一國兩制」，一直說一直寫，但是當時香港社會未準備好。
「當時很多人都不信，但行動沒有。當時的人是不相信，但又覺得，可以如何？大家認為中國這股力量是不可抵抗，英國又放棄我們，誰能救你？等於你要嫁給一個又醜又老的男人，父母已經決定了，不去就挨餓，看看結婚之後老公會不會慢慢改變，會不會適應到。當然中英談判塵埃落定之後，很多人就移民。」
「中國人有種難民的性格，有事就逃命，有壓迫的時候不是反抗，有災難不是救災。沒人講我們要在這裡抗爭，或抗爭會成功。當時有個地方來賣護照，叫湯加王國(The Kingdom of Tonga)，你也不知道是哪裡吧？是一個太平洋西南部的小島。當時南美、歐洲、新加坡，都來賣護照，當然新加坡的護照就應該比湯加王國的更貴。」
移民潮之後，當然是六四，整個香港的悲觀達到了極點。「當時我們談《基本法》，叫做basic bored，基本悶，講到悶哂，很多人都覺得《基本法》保證不了，覺得香港就快死。」
其實香港「死」了三十幾年
「是這樣，所以《財富》那個封面說，香港已死……80年代，中國在胡耀邦和趙紫陽之下，開始有自由化，很多訊息出來。貪污是有，但沒後來那麼明顯。我雖然不看好，但很多人都覺得，中國是可以的，因為比以前文革聽來的東西，情況是比較好的……但六四帶來一種新的轉折，那種悲情、帶來那種對民主的追求，香港人就覺得香港人要救香港，中國要實現民主，那香港就有民主了。本來一國兩制不可相信，但如果爭取到中國民主就行。你不要說這種想法荒謬，在無路可走的情況下，這套也有一定的合理性。當然我對這個始終很懷疑。但你又不能不支持香港的民主運動，無論你用甚麼口號來說。民主和建制的力量相較，民主力量還是比較可取，沒有其他選擇。當然這件事到03、04、05年就開始改變。」
03年大陸SARS感染香港，經濟崩潰後，大陸開通了自由行，大量大陸人來到香港旅遊。
中國人超出了世界的想像
「大量中國暴發戶湧來香港之後，一切就改變。美國對中國由圍堵政策，轉為engagement之後，美國對中國是很有期待。他們都是認為，只要一個國家富起來，中產夠多，這個國家就會不可避免地走向民主，制度一定要改變。當然現在你看到……現在發現了不是。哈哈。因為有些事情你是想像不到。例如中國人富起來之後，他們不是搞一些制度出來保護自己的私人財產、家人安全，而是將人和財產移居國外。我想世界上沒有另一個國家的建制人士和成功人士會這樣，把東西都移去外國，國內就繼續維持一個奴隸、專制的系統去剝削人，這超出了西方人的想像。」
說回這些悲涼的東西，更要積極，李怡咯咯地笑，但話鋒一轉：「有太多例子，中國的暴發戶是惡劣過其他暴發戶，世界都看到，所以就抵制了。」
接著本土運動就起來了，從D&G事件開始。2012年，有港人於D&G的海港城分店拍攝時，被保安驅趕，但大陸遊客卻被允許。本地人深感受歧視和壓迫，因此引爆了一次針對D&G的集會。後來還有反水貨的「光復行動」。
如果說「光復香港」，其實可以追溯到D&G等早期的本土運動。當然這些運動遭受過很多「不要歧視內地人」、「排外法西斯」的批評。李怡一直同情這些抗爭者，對於「仇視中國人」的說法，李怡說：
「我想沒人仇恨他們的。我的想法就是leave me alone囉，大家分開，你還你，我還我，有點區隔，我沒有特別仇恨。他們的生活習慣和習性是這樣，又能怎樣。他隨時吐痰，是習慣，不需要仇恨，但你最好不要搞我們。香港人就很簡單，本土意識就是你不要搞我。你中國想怎樣搞是你的事，但你不要搞我。」
「到現在，其實都沒甚麼改變。因為共產黨都有9千萬人，他做事永遠只是談政治後果，不談其它。你力量沒法對比，更慘的是他完全不講道理，這場仗怎麼打？所以整個來說，我是悲觀的。但不是悲觀就不反抗，絕望不是等於人要放棄。我絕望了幾十年的了。」
現在香港避不了政治 但幾十年前港人不需要
「自古以來」港人其實都對民主沒強烈慾望，為何到後來會強烈要求民主？李怡認為是六七暴動之後的本土意識。
「當時共產黨在香港搞暴動，要反港英政權，港英當時是不認為他們會得到香港市民支持，他們覺得香港大部份人都是中國人。英國人不太管本地人的，《大清律例》准你納妾，沒所謂的，因為你們是中國人；中國老闆刻薄員工，也沒所謂的，何必搞甚麼最低工資集體談判權；貪污就更沒所謂，中國人就是貪污的嘛。所以英國人從來沒有一個好好管治的意識，直到67暴動，港督戴麟趾寫給英國的信說，想不到會得到香港市民那麼大的支持……
「所以67暴動真是很重要，現在我們講麥理浩時代，其實很多事情由戴麟趾已經開始，已經啟蒙，開始有初階的本土意識。到1979年，中國通知麥理浩要收回香港，接著中英就開始談判，香港的政治話題才由關注中國和台灣，變成關注香港前途，當時我們的雜誌也是最關注中英談判。」
香港自19世紀就接受英國管治，接受了西方文化，並且保留前現代的寬容環境。直至中國改革開放，重新進入世界，且以最大的幅度與香港融合，真相便出現在香港。作為最受衝擊，失去了英治保護的香港，對中國的幻想破滅，本土的意識才再一次激發起來。
反送中爆發 改變對年青人的看法
李怡最在乎自由和個體，他支持不受主流歡迎的本土和年青人。反水貨示威，他理解支持，表示：「水貨蝗蟲不是客，他們並未尊重我們的家是家或旅遊景點觀賞，純粹只求貨，不見得需雙手將元朗奉上」。
2019年的「送中條例」前夕，李怡說「從那時開始，我對年青人的感覺就開始改變。你知道我一直都是很撐年青人，很撐他們的想法，但我過去的想法是，年輕人確實是我們的希望，他做錯都不要緊，包容他，是這樣的很平常的角度。但現在我看到，真是要獻身的時候，他們是會出來。你看見他們的勇氣和力量，你是只能由衷地敬佩。」
說到這裡，李怡有點哽咽。「反送中年青人整體來說那種勇氣，是一種道德的力量，變成了一種超乎我們想像的智慧，我對年青人的想法已改變了。蘇格拉底有句說話，甚麼叫善良？他說善良就是智慧。有善良和正義的追求，那裡就會啟發你無限的智慧。當然另一句說話就是德國的哲學家Dietrich Bonhoeffer說的，愚蠢是一種道德上的缺陷。有些人做事做得很蠢，那是道德上的缺憾；有些人那麼叻，就是因為他有一種善良的追求。以我幾十年在新聞傳播的經驗，七日之內可以在全世界的大報章訂到廣告，設計、出稿、交付，對我來說這個機會是零﹗不可能的。當然反送中不只這個，而是很多不可能的事情，都成為了可能。包括創作了那首歌（《願榮光歸香港》），有個台灣朋友跟我說，為甚麼他們搞了幾十年的本土運動，卻寫不了這樣一首歌出來呢？你從音樂、國歌的、動員力、軍歌……各方面來看，那首歌真是上乘的。這件事很值得我們上了年紀的人去想，他們是有智慧，這是源於他們的正義感所激發出來。」
這些年來，香港是不是全方位向下？
「當香港受一個專一的權力去統治，這個趨勢是不可避免。」十分沉重，李怡覺得香港或港人有沒有出路？
他沉思了一陣。「……香港人會有出路，但時間會相當長，不是短期可以做到。最主要取決於香港人自己本身，他的堅持和醒覺。」夠不夠醒覺？「已經超出了我的意料之外，但對於對抗中國這樣一個強權來說，是不夠的，還要多方面努力的。現在看到很多方面啦，國際戰線、經濟戰線、文化啦……選舉都，多多少少，在體制下面，都是一種聲音，但起不到決定作用。」
「現在反送中我們看到，我們的國際聯繫，超出所有人的想像，無得頂的。不論是文宣，各方面。在條例的諮詢期，沒人理的，外國也不理，現在不用花錢登報紙引起關注，整個世界的名記者都來採訪。」
「陳方安生在BBC《Hard Talk》的對話，直程是精彩，沒一個中國人可以這樣回答問題。也找不到任何一個中國人，可以像何韻詩黃之鋒梁繼平那樣在美國國會說話，不是說中國人英文也說得不好，而是他們講不到像我們的人。你看中國駐英大使，他英文說得不錯的，但講到像屎一樣。一看就知道他胡言亂語，謊言，他整個mentality和觀念都是受權力主導的。」
「我自己是覺得，香港人的自主意識，不會走回頭；香港人對自己作為香港人的身份認同，不會走回去中國人，不會走回去依附，不會。我們是由年青那代感染到上一代，不是，我老早就知道。年青人願意為香港犧牲，那我們還有甚麼不能犧牲，我還有多少年命？他們有多少年命？他們不是更重要嗎？他們更要為自己設想。他們都可以了，我們都應該可以。」
看完那這篇文章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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