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大名赫赫聶元梓 探出聞所未聞的文革內幕(圖)

2018-12-25 11:06 作者:鐵流 桌面版 简体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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聶元梓靠在北大貼出大字報一舉成名。大字報是一種政治工具,文化大革命「四大」之一,圖為1966年大字報。
聶元梓靠在北大貼出大字報一舉成名。大字報是一種政治工具,文化大革命「四大」之一,圖為1966年大字報。(圖片來源:公有領域)

還有多少人記得聶元梓是誰?文革初起時,我還是個鼻涕隨處抹的小學生,她就已大名赫赫。

時為北京大學哲學系黨總支書記的她,在學校飯廳的東山牆上,貼出大字報,聲稱要把校長陸平等人堅決徹底乾淨全部的消滅。此文被毛澤東看中,欽點為「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聶元梓從此平步青雲。  

一年之內,她成了北大的第一把手,北京市革委會副主任。雖說聶元梓此時已四十掛幾,仍被尊為中國五大學生領袖之一。我曾在照片上見過她:戴著近視眼鏡,微胖的方臉透著狠勁,在成堆的紅衛兵簇擁下,她高舉拳頭,鬧革命的勁頭十足。  

在造反派圈裡,她儼然坐穩了大姐大,突然又悄沒聲兒了。若干年後當她再度露面報端時,頭銜變作「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成員」,判刑十七年。北大教授季羨林在《牛棚雜記》裡罵她是:破鞋。傳記作家葉永烈後來宣布她已病死獄中。  

前些年冬天,我在北京小住。忽聽朋友說:聶元梓就住在附近!我滿懷期待地趕去拜訪:興許能從聶的口中探出些聞所未聞的文革內幕呢!  

沒想到,我的最終收穫,竟是對人,而不是對事。

在一棟骯髒的居民樓裡,我敲開了她的門。眼前的聶元梓,早已失去當年的雄姿,畢竟是往九十歲奔的人了,朝我走來時,難免步履蹣跚。  

我環顧四周,狹窄的房間裡擺著一對老掉牙的單人沙發,靠牆有張單人床,床前是書桌,床桌之間勉強能容下一個人。窗外天寒地凍,屋裡卻沒有暖氣。「一九八五年我出獄後,整整十四年政府沒有給我一分錢生活費。」這是見面後聶元梓說的第一句話。「我三七年就參加革命,我曾為黨出生入死。」  

交談時她還不停談到在監禁中所受的苦難:赤著腳在冰水裡挑泥築壩,摔折了腰椎;長時間待在潮濕陰暗的牢房裡,落下一身的痛病;罰站十六個小時,稍一動彈,看守人就用皮鞋踢她的腳腕骨;在批鬥她的萬人大會上,她剛要開口申辯,套在她脖子上的細繩立刻勒緊了。

能感到聶元梓是在爭取同情。莫非想緩解人們對她的仇恨?但,那一幕幕發生在北大的血腥場面,要忘記也難:數以百計的教授、講師、學生被以各種名目關押,百般折磨,嚴刑逼供。歷史系教授侯仁之死在亂棍之下,英語系教授俞大絪服毒自殺,學生鄧樸方被從樓上推下來摔成終身殘廢……

我問聶元梓:眼看無辜者被批被鬥,慘遭鐵棍、鋼絲鞭的毒打,你為什麼不管?她的回答是:當時太亂,我怎麼管得過來?稍停,她似乎也覺得難以自圓其說,又添一句:一九六八年工宣隊軍宣隊進駐北大,整死了二十四人。我當權時,死的人比他們少。

竭力要減輕內心的罪惡感,這就是聶元梓晚年的心境。無論回憶往事,還是訴說現狀,你總能聽出,她在努力表達一個意思:我是好人,不是壞人。只是像她這樣在文革中大起大落的人,你能用好人和壞人,做簡單的定義麼?

七十年前她跟著二姐加入中共時,動機確實單純:共產黨是為窮人謀利益的。後來去延安,正碰上「延安整風」,大把地抓特務,嚇得她連名字都改了。她的原名很像日本人名:「元子」。由於擔心被說成是日本特務,她改成了「元梓」。不過她沒有被嚇倒,反而在戰爭年代仕途順遂。一九四五年她剛滿二十四歲,就在哈爾濱當上區委書記,五年後定為高級幹部:行政十二級。

對於走運官場的原因,聶元梓以六字概括:不怕死,不怕苦。她的中學文化程度顯然也幫了她的忙。然而,她的已經膨脹起來的權力慾,在進入和平時期後,連連受挫,一九六零年進京前,她的職務不升反降。

得不到上司賞識,這是聶元梓的無奈。她的個性既率直又固執,脾氣犟得像牛,別人越說不行,她越要做,經常出言不遜。和平時期的官場所需要的察言觀色,見風使舵,投其所好,溜鬚拍馬,她一樣都學不了。跟同事也搞不好關係:較真,死磕,無理爭三分,難以相處。

就是做女人,也很失敗。從外表看,她遠談不上漂亮,更不性感。在戰爭年代的革命隊伍中,男人遠多於女人,她丈夫是個才子,娶她不過是聊勝於無。聶元梓不是賢妻良母類,你在她身上尋不到溫馨柔婉的女人味兒,甚至老年婦女常有的慈眉善目也沒有,冷漠的神情與僵硬的談吐,透露出她的薄情寡義,鐵石心腸。難怪呢,即使在一九五零年代,人們過著嚴酷的清教徒生活,她的做副市長的丈夫仍敢於背棄她,肆意在外採花摘柳,可見內心對她已經有多麼厭倦。

要家,家破裂;做官,官不成。哈爾濱成了聶元梓的傷心地。急於離開的她向哥哥求援。時任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的哥哥,找到在北京大學做校長的朋友陸平幫忙。誰說毛澤東治下不講究人情關係?聶元梓就這樣進了北大。一九六零年她進京時,三個孩子都還年幼,為了她所說的「工作需要」,其中兩個交給她母親帶,一個送了人。

我跟聶元梓在一起時,幾乎聽不見她談孩子。她的孩子們,竟沒有一個願意接納母親。當年她斷然割裂骨肉,如今孩子們也疏遠了她。一個天生的政治動物,什麼都可以拋下,最終成了孤家寡人。

在北大的最初兩年,聶元梓工作努力,處事謹慎,很受陸平重視,稱她是「年輕的老革命」,提拔她為哲學系黨總支書記,讓她在全校作報告,還在住房極其緊張的情況下,分給她三居室住房。但時間一長,她本性畢露,搞得上下不和。最要命的,她也就中學程度,一輩子只讀文件不讀書,卻要在第一流的學者面前大談哲學,而她的「哲學」,除了「階級鬥爭天天講」,便所剩無幾。在大庭廣眾下還經常丟人現眼,比如指責蘇聯領袖赫魯曉夫「寫了一本《靜靜的頓河》」。逐漸,沒人瞧得起她了。

聶元梓從提拔重用的名單裡消失了。在受陸平寵幸的幹部中,有五名女才子格外耀眼,被讚譽為「五朵金花」。至今聶元梓談到這五名女幹部,仍是一臉不屑。失落、丟臉、嫉妒,折磨著她的自尊心。她對陸平的心情,從感恩驟變為仇恨。

既不缺狠心也下得了決心的聶元梓,自然不會善罷甘休。一九六四年七月,機會降臨:上面派來工作組,要人們給北大領導層提意見。這時的毛澤東正在下一盤很大的棋:為發動文化大革命做準備。從北大製造突破口是棋局的一部分。聶元梓不失時機地把陸平在各種會議上的講話,斷章取義一番,上報工作組,揭發陸平是「資產階級在黨內的代理人」。她要讓陸平明白:老娘是不好惹的。

當然,聶元梓不是在單純的報復,她的揭發更像一種姿態,向高層權力鬥爭的贏家表示:我是你們的人。這就是為什麼到一九六五年初,聶元梓對陸平的攻擊突變凶猛,原因是她接到一個電話,得知她的揭發已受到「中央最高領導」的注意。

但聶元梓不可能料到,毛澤東此時仍舉棋不定。當陸平的支持者彭真見到毛,要毛表態時,毛的回答是:陸平是個好同志。頃刻間,聶元梓這枚剛上台面的小棋子,被掃落在地。整人的變成了挨整的。

要她低頭認錯的會開起來了,不難想像陸平對她的憤怒,還有嚇人的風傳,要對她「刺刀見紅」。有生以來第一次,聶元梓嘗到了什麼叫惶惶不可終日,支持她的工作組撤走了,給毛澤東寫信求救也如泥牛入海。她說那時她只有一個想法:趕快調離北大。她還不太絕望,畢竟她是女人,一個在老年男人眼中還算年輕的女人。

對男歡女愛從來就沒興趣的聶元梓,這時想到了嫁人:嫁給一個能保護她,能幫助她的人。朋友們為她八方張羅,夏天剛跟六十七歲的吳溉之見面,冬天就匆忙結婚。儘管吳溉之的兒女甚至身邊的工作人員全都反對,畢竟喪偶多年,孤獨的吳溉之無論心理還是生理,急需著異性伴侶。

既然是利用,也就談不上感情,聶元梓把她對吳溉之的心態,定義為:尊重。你聽她描述吳溉之,總是少不了這樣一些話:一九二四年入黨,黃埔軍校第四期,縣蘇維埃主席,中央監察委員會常委,住三進三出的四合院,成群的警衛加工作人員,等等。最令她心動的,還是吳溉之與中央組織部長安子文的密切關係,安經常到吳家打麻將。安只需一句話就能搞定她的調動,而且,誰能說這不是一條助她仕途騰達的渠道?

很快,聶失望了:吳溉之是個老好人,在她眼裡等於窩囊廢。安子文又有情婦鄧覺先擋駕,她根本無法靠近。鄧覺先雖年近五十,風韻依存,抹紅嘴唇,穿高跟鞋,這讓土氣的聶元梓相形見絀,能不憋氣?當時跳舞成風,鄧覺先又愛誇耀,聲稱來請她跳舞的老幹部的轎車在她門前排長隊,有時還需要警察出面維持秩序。聶元梓聽著愈發妒火中燒。安子文不是不清楚聶元梓在北大的處境,也不是不知道她急於調走,為什麼不肯幫忙?後來她聽吳溉之說了這麼一件事:吳的孫子想調進北京,吳還得先跟鄧覺先講,再由鄧和安子文談,事情才辦成。聶元梓於是認定鄧在從中作梗,鄧成了她的又一號敵人。

一九六六年四月的聶元梓,已陷入絕境:不僅職務讓人取代,還被下放到農村。忽然一天,她從鄧覺先的口裡,獲得驚人消息:彭真垮臺在即!這意味著陸平失去了後臺。如撥雲見日,聶元梓的第一個行動,就是到毛的心腹康生那裡,檢舉安子文和鄧覺先是「特務」。她甚至連吳溉之也不放過,儘管在她最困難時吳接納了她,從來沒有得罪過她。就在她坐上陸平的位子後,還親自帶領北大紅衛兵去吳溉之的住宅抄家,指使紅衛兵把年老多病的吳拉到西單中組部門前批鬥。

聶元梓把她當年的所作所為,說成是以「革命為重,個人為輕」。可惜我沒能當面問她:你的革命難道就是檢舉揭發,就是把丈夫往死裡整,就是殘酷批鬥、非法關押?如果再見到聶元梓,我更要問:到什麼時候,你才能講句真話?不再,虛偽?

五月,大落的聶元梓,大起了:靠著那張大字報,她一舉成名。至今有人認為大字報是康生授意寫的,聶元梓堅持說沒有陰謀,我相信寫大字報是她的主意。「五一六通知」傳達後,她激動得幾個晚上沒睡好覺:陸平也該垮臺了,她必須再加一根稻草,壓斷這隻駱駝的腰。

但她絕不是個蠻幹的人,整個策劃過程處處透出她的精明。一年多以前工作組進校,她帶頭揭發陸平,不僅得到康生的鼓勵,還通過田家英直接送信給毛澤東。這次她又首先獲得康生同意,大字報貼出去後,她立刻把底稿交給了康生。其間她不斷向康生求援,說遭受圍攻,處境危殆。康生以急件方式把大字報底稿傳給遠在武漢的毛澤東。聶元梓的目的達到了。當然不是沒有等待中的焦慮:毛會怎麼表態?

聶元梓是在王府井大街上聽到電臺廣播她的大字報的。毛澤東認可了!如今靠回憶度日的她,談起那段時光依然眉開眼笑:幾天工夫幾萬封聲援她的信件和電報從全國各地湧來,無數的人趕到北大來看大字報。康生走到臺前,向北大師生演講:聶元梓的大字報是巴黎公社式的宣言……大字報一廣播,聶元梓解放了,我也解放了。

隨後的日子,既風光又辛苦。在萬眾簇擁發號施令的背後,聶元梓活得像奴僕,成了當權者得心應手的工具:毛澤東說了一句沒看見批判鄧小平呀?聶元梓立馬寫出一批打倒鄧小平的大字報。康生要她設法證明彭真是叛徒,她就組織學生東拼西湊地收集材料。毛的女兒李納要她到上海發動群眾,她立刻奔去煽動奪權。江青在講話時暗示不喜歡毛的兒媳邵華,她又派紅衛兵去抓邵華姐妹。

和其他造反派一樣,被利用是為了利用:在「保衛毛主席」的名義下,謀取更大的權力。當上北大第一把手才幾個月,聶元梓就去奪高教部的權,沒有成功。一九六七年四月組成北京市革委會,她想做主任的雄心又落空了。憤怒之下她掀起浪潮,要打倒就任主任的謝富治。我問她反對謝的理由是什麼?她說謝篡奪了北京市的領導權。謝富治時任中央領導,就連聶的副主任一職,也是謝向毛推薦的結果,謝有必要跟她爭權嗎?

讓權欲沖昏頭腦的聶元梓,這一次找錯了攻擊目標,她看不清一個基本事實:謝跟康生一樣,是毛的左右手。周恩來、江青對她連番警告,她充耳不聞。當她鬧得越來越不像話時,毛澤東發話了:聶元梓是壞人。一九六八年八月軍隊開進北大,聶元梓失去的不僅是權力,還有自由。她被踢到農場去勞動改造,飽受折磨。到毛澤東去世時,批她鬥她的大會小會,連她自己也數不清有多少次了。即便如此,她對毛既沒怨言,也無惡語。

她談論過的人很多,大都語氣平淡,只有提到毛時,聲音裡帶著一種敬畏感。或許她相信維護毛的形象將有利於她的存在價值,她需要用毛做擋箭牌來開脫自己。或許是毛當年的器重,令她揚名至今,即使毛把她像沾滿腳臭的襪子一樣扔掉,她也依然地苦戀。誰能說她跟毛沒有共通之處:心地殘忍,六親不認,崇尚暴力,嗜權如命。

望著聶元梓的垂垂老臉,我心緒如浪:這位當年號稱「中國第一左派」的造反派領袖,如今住無定所,身無分文,差點靠乞討度日。她活這一輩子,到底為了什麼?她的晚年淒涼,又是怎樣造成的?如果再給她一次機會,聶元梓還會為權力而瘋狂嗎?

「往事微痕」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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