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大名赫赫聂元梓 探出闻所未闻的文革内幕(图)

2018-12-25 11:06 作者:铁流 桌面版 正體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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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元梓靠在北大贴出大字报一举成名。大字报是一种政治工具,文化大革命“四大”之一,图为1966年大字报。
聂元梓靠在北大贴出大字报一举成名。大字报是一种政治工具,文化大革命“四大”之一,图为1966年大字报。(图片来源:公有领域)

还有多少人记得聂元梓是谁?文革初起时,我还是个鼻涕随处抹的小学生,她就已大名赫赫。

时为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的她,在学校饭厅的东山墙上,贴出大字报,声称要把校长陆平等人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消灭。此文被毛泽东看中,钦点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聂元梓从此平步青云。  

一年之内,她成了北大的第一把手,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虽说聂元梓此时已四十挂几,仍被尊为中国五大学生领袖之一。我曾在照片上见过她:戴着近视眼镜,微胖的方脸透着狠劲,在成堆的红卫兵簇拥下,她高举拳头,闹革命的劲头十足。  

在造反派圈里,她俨然坐稳了大姐大,突然又悄没声儿了。若干年后当她再度露面报端时,头衔变作“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成员”,判刑十七年。北大教授季羡林在《牛棚杂记》里骂她是:破鞋。传记作家叶永烈后来宣布她已病死狱中。  

前些年冬天,我在北京小住。忽听朋友说:聂元梓就住在附近!我满怀期待地赶去拜访:兴许能从聂的口中探出些闻所未闻的文革内幕呢!  

没想到,我的最终收获,竟是对人,而不是对事。

在一栋肮脏的居民楼里,我敲开了她的门。眼前的聂元梓,早已失去当年的雄姿,毕竟是往九十岁奔的人了,朝我走来时,难免步履蹒跚。  

我环顾四周,狭窄的房间里摆着一对老掉牙的单人沙发,靠墙有张单人床,床前是书桌,床桌之间勉强能容下一个人。窗外天寒地冻,屋里却没有暖气。“一九八五年我出狱后,整整十四年政府没有给我一分钱生活费。”这是见面后聂元梓说的第一句话。“我三七年就参加革命,我曾为党出生入死。”  

交谈时她还不停谈到在监禁中所受的苦难:赤着脚在冰水里挑泥筑坝,摔折了腰椎;长时间待在潮湿阴暗的牢房里,落下一身的痛病;罚站十六个小时,稍一动弹,看守人就用皮鞋踢她的脚腕骨;在批斗她的万人大会上,她刚要开口申辩,套在她脖子上的细绳立刻勒紧了。

能感到聂元梓是在争取同情。莫非想缓解人们对她的仇恨?但,那一幕幕发生在北大的血腥场面,要忘记也难:数以百计的教授、讲师、学生被以各种名目关押,百般折磨,严刑逼供。历史系教授侯仁之死在乱棍之下,英语系教授俞大絪服毒自杀,学生邓朴方被从楼上推下来摔成终身残废……

我问聂元梓:眼看无辜者被批被斗,惨遭铁棍、钢丝鞭的毒打,你为什么不管?她的回答是:当时太乱,我怎么管得过来?稍停,她似乎也觉得难以自圆其说,又添一句:一九六八年工宣队军宣队进驻北大,整死了二十四人。我当权时,死的人比他们少。

竭力要减轻内心的罪恶感,这就是聂元梓晚年的心境。无论回忆往事,还是诉说现状,你总能听出,她在努力表达一个意思:我是好人,不是坏人。只是像她这样在文革中大起大落的人,你能用好人和坏人,做简单的定义么?

七十年前她跟着二姐加入中共时,动机确实单纯:共产党是为穷人谋利益的。后来去延安,正碰上“延安整风”,大把地抓特务,吓得她连名字都改了。她的原名很像日本人名:“元子”。由于担心被说成是日本特务,她改成了“元梓”。不过她没有被吓倒,反而在战争年代仕途顺遂。一九四五年她刚满二十四岁,就在哈尔滨当上区委书记,五年后定为高级干部:行政十二级。

对于走运官场的原因,聂元梓以六字概括:不怕死,不怕苦。她的中学文化程度显然也帮了她的忙。然而,她的已经膨胀起来的权力欲,在进入和平时期后,连连受挫,一九六零年进京前,她的职务不升反降。

得不到上司赏识,这是聂元梓的无奈。她的个性既率直又固执,脾气犟得像牛,别人越说不行,她越要做,经常出言不逊。和平时期的官场所需要的察言观色,见风使舵,投其所好,溜须拍马,她一样都学不了。跟同事也搞不好关系:较真,死磕,无理争三分,难以相处。

就是做女人,也很失败。从外表看,她远谈不上漂亮,更不性感。在战争年代的革命队伍中,男人远多于女人,她丈夫是个才子,娶她不过是聊胜于无。聂元梓不是贤妻良母类,你在她身上寻不到温馨柔婉的女人味儿,甚至老年妇女常有的慈眉善目也没有,冷漠的神情与僵硬的谈吐,透露出她的薄情寡义,铁石心肠。难怪呢,即使在一九五零年代,人们过着严酷的清教徒生活,她的做副市长的丈夫仍敢于背弃她,肆意在外采花摘柳,可见内心对她已经有多么厌倦。

要家,家破裂;做官,官不成。哈尔滨成了聂元梓的伤心地。急于离开的她向哥哥求援。时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的哥哥,找到在北京大学做校长的朋友陆平帮忙。谁说毛泽东治下不讲究人情关系?聂元梓就这样进了北大。一九六零年她进京时,三个孩子都还年幼,为了她所说的“工作需要”,其中两个交给她母亲带,一个送了人。

我跟聂元梓在一起时,几乎听不见她谈孩子。她的孩子们,竟没有一个愿意接纳母亲。当年她断然割裂骨肉,如今孩子们也疏远了她。一个天生的政治动物,什么都可以抛下,最终成了孤家寡人。

在北大的最初两年,聂元梓工作努力,处事谨慎,很受陆平重视,称她是“年轻的老革命”,提拔她为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让她在全校作报告,还在住房极其紧张的情况下,分给她三居室住房。但时间一长,她本性毕露,搞得上下不和。最要命的,她也就中学程度,一辈子只读文件不读书,却要在第一流的学者面前大谈哲学,而她的“哲学”,除了“阶级斗争天天讲”,便所剩无几。在大庭广众下还经常丢人现眼,比如指责苏联领袖赫鲁晓夫“写了一本《静静的顿河》”。逐渐,没人瞧得起她了。

聂元梓从提拔重用的名单里消失了。在受陆平宠幸的干部中,有五名女才子格外耀眼,被赞誉为“五朵金花”。至今聂元梓谈到这五名女干部,仍是一脸不屑。失落、丢脸、嫉妒,折磨着她的自尊心。她对陆平的心情,从感恩骤变为仇恨。

既不缺狠心也下得了决心的聂元梓,自然不会善罢甘休。一九六四年七月,机会降临:上面派来工作组,要人们给北大领导层提意见。这时的毛泽东正在下一盘很大的棋:为发动文化大革命做准备。从北大制造突破口是棋局的一部分。聂元梓不失时机地把陆平在各种会议上的讲话,断章取义一番,上报工作组,揭发陆平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她要让陆平明白:老娘是不好惹的。

当然,聂元梓不是在单纯的报复,她的揭发更像一种姿态,向高层权力斗争的赢家表示:我是你们的人。这就是为什么到一九六五年初,聂元梓对陆平的攻击突变凶猛,原因是她接到一个电话,得知她的揭发已受到“中央最高领导”的注意。

但聂元梓不可能料到,毛泽东此时仍举棋不定。当陆平的支持者彭真见到毛,要毛表态时,毛的回答是:陆平是个好同志。顷刻间,聂元梓这枚刚上台面的小棋子,被扫落在地。整人的变成了挨整的。

要她低头认错的会开起来了,不难想像陆平对她的愤怒,还有吓人的风传,要对她“刺刀见红”。有生以来第一次,聂元梓尝到了什么叫惶惶不可终日,支持她的工作组撤走了,给毛泽东写信求救也如泥牛入海。她说那时她只有一个想法:赶快调离北大。她还不太绝望,毕竟她是女人,一个在老年男人眼中还算年轻的女人。

对男欢女爱从来就没兴趣的聂元梓,这时想到了嫁人:嫁给一个能保护她,能帮助她的人。朋友们为她八方张罗,夏天刚跟六十七岁的吴溉之见面,冬天就匆忙结婚。尽管吴溉之的儿女甚至身边的工作人员全都反对,毕竟丧偶多年,孤独的吴溉之无论心理还是生理,急需着异性伴侣。

既然是利用,也就谈不上感情,聂元梓把她对吴溉之的心态,定义为:尊重。你听她描述吴溉之,总是少不了这样一些话:一九二四年入党,黄埔军校第四期,县苏维埃主席,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委,住三进三出的四合院,成群的警卫加工作人员,等等。最令她心动的,还是吴溉之与中央组织部长安子文的密切关系,安经常到吴家打麻将。安只需一句话就能搞定她的调动,而且,谁能说这不是一条助她仕途腾达的渠道?

很快,聂失望了:吴溉之是个老好人,在她眼里等于窝囊废。安子文又有情妇邓觉先挡驾,她根本无法靠近。邓觉先虽年近五十,风韵依存,抹红嘴唇,穿高跟鞋,这让土气的聂元梓相形见绌,能不憋气?当时跳舞成风,邓觉先又爱夸耀,声称来请她跳舞的老干部的轿车在她门前排长队,有时还需要警察出面维持秩序。聂元梓听着愈发妒火中烧。安子文不是不清楚聂元梓在北大的处境,也不是不知道她急于调走,为什么不肯帮忙?后来她听吴溉之说了这么一件事:吴的孙子想调进北京,吴还得先跟邓觉先讲,再由邓和安子文谈,事情才办成。聂元梓于是认定邓在从中作梗,邓成了她的又一号敌人。

一九六六年四月的聂元梓,已陷入绝境:不仅职务让人取代,还被下放到农村。忽然一天,她从邓觉先的口里,获得惊人消息:彭真垮台在即!这意味着陆平失去了后台。如拨云见日,聂元梓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到毛的心腹康生那里,检举安子文和邓觉先是“特务”。她甚至连吴溉之也不放过,尽管在她最困难时吴接纳了她,从来没有得罪过她。就在她坐上陆平的位子后,还亲自带领北大红卫兵去吴溉之的住宅抄家,指使红卫兵把年老多病的吴拉到西单中组部门前批斗。

聂元梓把她当年的所作所为,说成是以“革命为重,个人为轻”。可惜我没能当面问她:你的革命难道就是检举揭发,就是把丈夫往死里整,就是残酷批斗、非法关押?如果再见到聂元梓,我更要问:到什么时候,你才能讲句真话?不再,虚伪?

五月,大落的聂元梓,大起了:靠着那张大字报,她一举成名。至今有人认为大字报是康生授意写的,聂元梓坚持说没有阴谋,我相信写大字报是她的主意。“五一六通知”传达后,她激动得几个晚上没睡好觉:陆平也该垮台了,她必须再加一根稻草,压断这只骆驼的腰。

但她绝不是个蛮干的人,整个策划过程处处透出她的精明。一年多以前工作组进校,她带头揭发陆平,不仅得到康生的鼓励,还通过田家英直接送信给毛泽东。这次她又首先获得康生同意,大字报贴出去后,她立刻把底稿交给了康生。其间她不断向康生求援,说遭受围攻,处境危殆。康生以急件方式把大字报底稿传给远在武汉的毛泽东。聂元梓的目的达到了。当然不是没有等待中的焦虑:毛会怎么表态?

聂元梓是在王府井大街上听到电台广播她的大字报的。毛泽东认可了!如今靠回忆度日的她,谈起那段时光依然眉开眼笑:几天工夫几万封声援她的信件和电报从全国各地涌来,无数的人赶到北大来看大字报。康生走到台前,向北大师生演讲:聂元梓的大字报是巴黎公社式的宣言……大字报一广播,聂元梓解放了,我也解放了。

随后的日子,既风光又辛苦。在万众簇拥发号施令的背后,聂元梓活得像奴仆,成了当权者得心应手的工具:毛泽东说了一句没看见批判邓小平呀?聂元梓立马写出一批打倒邓小平的大字报。康生要她设法证明彭真是叛徒,她就组织学生东拼西凑地收集材料。毛的女儿李纳要她到上海发动群众,她立刻奔去煽动夺权。江青在讲话时暗示不喜欢毛的儿媳邵华,她又派红卫兵去抓邵华姐妹。

和其他造反派一样,被利用是为了利用:在“保卫毛主席”的名义下,谋取更大的权力。当上北大第一把手才几个月,聂元梓就去夺高教部的权,没有成功。一九六七年四月组成北京市革委会,她想做主任的雄心又落空了。愤怒之下她掀起浪潮,要打倒就任主任的谢富治。我问她反对谢的理由是什么?她说谢篡夺了北京市的领导权。谢富治时任中央领导,就连聂的副主任一职,也是谢向毛推荐的结果,谢有必要跟她争权吗?

让权欲冲昏头脑的聂元梓,这一次找错了攻击目标,她看不清一个基本事实:谢跟康生一样,是毛的左右手。周恩来、江青对她连番警告,她充耳不闻。当她闹得越来越不像话时,毛泽东发话了:聂元梓是坏人。一九六八年八月军队开进北大,聂元梓失去的不仅是权力,还有自由。她被踢到农场去劳动改造,饱受折磨。到毛泽东去世时,批她斗她的大会小会,连她自己也数不清有多少次了。即便如此,她对毛既没怨言,也无恶语。

她谈论过的人很多,大都语气平淡,只有提到毛时,声音里带着一种敬畏感。或许她相信维护毛的形象将有利于她的存在价值,她需要用毛做挡箭牌来开脱自己。或许是毛当年的器重,令她扬名至今,即使毛把她像沾满脚臭的袜子一样扔掉,她也依然地苦恋。谁能说她跟毛没有共通之处:心地残忍,六亲不认,崇尚暴力,嗜权如命。

望着聂元梓的垂垂老脸,我心绪如浪:这位当年号称“中国第一左派”的造反派领袖,如今住无定所,身无分文,差点靠乞讨度日。她活这一辈子,到底为了什么?她的晚年凄凉,又是怎样造成的?如果再给她一次机会,聂元梓还会为权力而疯狂吗?

“往事微痕”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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