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價上天央媽放水人口斷崖：就等最後的結局(圖)
原標題：我們真正在輸掉的戰爭：中國的人口問題已經危機四伏
最終的結局還有多遠？(圖片來源：Peshkov/Adobe Stock)
【看中國2018年12月16日訊】文章略長 ，部分內容略殘酷。願你做真的猛士，讀時有耐心，讀完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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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統計局的數據，2017年中國出生人口數是1723萬人，比2016年下降63萬人，比衛計委預測的2017年出生人口下限2023.2萬少了300萬。其中二孩的出生人口是883萬，一孩只有724萬，可以想像，若2015年沒有全面開放二孩，出生人口已是雪崩式下降。
時光倒退30年，1987年，中國出生了2528.8萬人，這是個注定後無來者的出生高峰，它由60年代中國的前一個生育高峰所決定，又決定了20年多後的、剛剛過去的2016年這個生育高峰。1987年以後，出生人口數便一路下滑，到2004-06年低處的時候，已經不足1600萬，相去最高峰不足2/3。未來出生人口也會走出這樣的趨勢，即使不考慮已經低到地下室的生育意願，按最樂觀的估計，在未來7年內，出生人口就將下降到1000萬以內，並被死亡人口數趕上，進入漫長的人口負增長時期。
出生人口驟降的後果沒有那麼快顯現出來，相反，人口高峰的陣痛卻很明顯。由於中國傳統的生肖觀念，2012年龍年是一個出生大年，2011年-2013年，上海出生人口分別為18.00，22.61，19.62（萬），北京出生人口分別為19.1、22.4、21.6（萬），都在龍年有個凸起。而2018年正是2012年出生人口大量入學的年份，所以年初看到有人抱怨說給北京政府年繳稅數百萬，孩子卻沒有辦法在北京上學，所以兩三年前，上海好多孩子的家長去政府抗議說沒有幼兒園可上。很多私立幼兒園前些年取得大發展，其中一些傳出虐童的醜聞。生龍寶寶的代價是巨大的，有些操心多的家長在孩子兩三歲時就開始四處尋覓合適的學區房，並不惜重金購置。不僅如此，龍年出生的孩子升學壓力始終存在，並面臨更激烈的中高考競爭。
2015年是羊年，傳統生肖觀念裡不是個好年份，便成為一個生育低谷，相應的，2014年與2016年形成了兩個生育小高峰。此外，恰逢2015年全面放開二孩，2016年二孩集中生育，兩大因素疊加使得北京的出生人口暴增50%有餘，由2015年羊年的不足20萬到2016年猴年出生28萬人，所以北京猴寶寶上學會是個大麻煩，很多北京出生的孩子注定無法在北京上學。相比之下，上海由於南方獨生子女政策貫徹較嚴，之前實施的「單獨二孩」政策已經釋放了較多二孩生育意願，2016年上海的生育高峰就沒有那麼北京那樣誇張了。
無論如何，對於孩子在2017年以後出生的家長來說，無論是北京上海還是在其他任何城市，未來是要大大鬆一口氣的。隨著出生人口的走低，學位的概念將逐漸淡化，入學也會越來越容易。當然並不是所有人都為此高興，與之相伴的是學區房炒作的冷卻，母嬰、早教、K12教育這些行業也將排隊由盛轉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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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齡化在中國已是老生常談。在2016年出生高峰的4年前，2012年，中國已經迎來了勞動力人口拐點，並自此以每年300-400萬左右的速度銳減，到2017年的時候，累計減少數量已經超過一整個深圳的常住人口。更誇張的是即將到來的斷崖式下降，到了2023年，勞動力人口每年都會減少1000萬以上，一個超大城市人口量。
2012年對中國經濟也不是個好年份。鋼鐵煤炭行業相繼有巨頭出現破產，溫州與鄂爾多斯房價一潰千里，並越演越烈有向全國蔓延的趨勢，日後房價一飛衝天的杭州，彼時不乏價格近乎腰斬的樓盤。經濟的不景氣在金融市場體現出來，股價萎靡，以至於臨近大會時，證監會為了維護指數穩定，暫停了IPO，作為補償，開始鼓勵金融創新。今天我們知道，金融本質上就是股和債的零和博弈，根本不存在什麼創新，金融創新跟金融詐騙基本同義。證監會監管下的券商沒有創出什麼東西來，網際網路金融等非牌照金融機構在金融創新的大旗下卻蓬勃發展起來，為日後的金融敗局添磚加瓦。
當然，2012年的不景氣與勞動力人口下降並沒有什麼直接聯繫，更多是2008年刺激政策的後遺症。認真追根溯源的話，今天的很多問題都可以追到2008年去，十年起起伏伏兜兜轉轉，問題沒有解決幾個，人老了，勞動力也沒了。
對個體來說，老齡化的影響往往以事件的形式突然爆發。比如父母的身體在某一天出現問題，檢出重大惡性疾病，那麼從檢查、治療到後期護理，都會是一項勞心勞力傷財的事情。而在當前國內環境下，聯繫住院、專家會診、手術這些事情，或多或少有些你懂的，考驗著家庭的人脈、耐心和錢包。而這一代人多為獨生子女，壓力往往全在一個人或者一對夫婦身上。相信很多人身邊會有朋友因為父母身體原因，使得整個人生計畫發生重大改變的例子。
年初的時候，朋友圈刷屏的《流感下的北京中年》記錄了岳父從流感到肺炎、從門診到ICU，29天耗盡了一家人的精力和多年的積蓄，最終陰陽兩隔的經歷。文章的火爆緣於很多的人感同身受，這種事情很可能發生在自己身上，而且對於大多數普通家庭來說，遇上類似的事情受到的打擊，無疑會比文中北京產階級家庭大得多。
但是若沒有遇到事件，老齡化進程又是緩慢的，個體對老齡化的感知非常有限，軟刀子割來不覺得疼，以至於還很多人以為，老齡化也沒什麼大不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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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社會整體而言，老齡化的經濟對策看上去顯而易見。要在勞動力人口減少的情況下保持產出、乃至實現增長，就必須把勞動效率提上來。而提高勞動效率有3點途徑：技術進步、減少損耗、優化結構。雖然認真寫起來可以長篇累牘，但全部都是廢話，因為不管有沒有老齡化問題，從社會整體角度講，勞動效率總是越高越好，能用的辦法早就全都用上了。務實的日本人知道這個道理，所以沒有老齡化對策部，只有少子化對策部，主要任務是想辦法讓人多生孩子。另一個解決辦法是讓人晚退休，延遲勞動力人口退出勞動的時間。但是延遲退休政策在國內放出風聲的時候引起罵聲一片，因為大家看出來政府根本不關心人是不是退休，只是想晚發、少發點退休金。
從個體層面，對普通人來說，如果不多生幾個孩子，就只能儲蓄了。而老齡化越嚴重，需要儲蓄越多。大多數人已經意識到儲蓄貨幣事倍功半，事實也是如此。從社會整體看，貨幣是無用的東西，不能吃不能用不能生產，如果全中國所有人的儲蓄多添一個0，無非就是讓物價再多添一個0。而勞動力不足的時候，即使沒有央行印錢，物價也會上升，何況根本沒有什麼能阻止央行開印鈔機，或者喪心病狂地開印鈔機。
為了抵禦貨幣的貶值，人們把目光投向房地產，寄望於通過持有房產削減通貨膨脹帶來的影響。總體上看，這是一種天真的想法。雖然印錢速度很快，造房子的速度也不慢，中國房地產投資總額、房地產開竣工面積在大多數年份裡都保持兩位數以上的增長。所以一邊是人口減少，一邊是房子越來越多，很難想像未來能通過富裕的房產換取稀缺的勞動力。按照2012年房地產市場分化論，三四線城市房子早就過剩了，然而棚改、PSL一來，國開行數以萬億計地向房地產市場撒錢，房子早就過剩的三四線城市房價6年後又漲了好幾倍。
開發商和原房主是以10萬一平還是以1萬一平賣給購房人，這個交易本身對社會整體來說並不重要，只不過是一種財富的再分配，只不過是房產證換了名字，房款換了主人。房價越高，購房人付出的代價越大，賣房人得到的利益越高。經常有人提房地產存在價值提升，其實價值是不可量化的，上海靜安寺的一套物業，拿來住就是居住價值、拿來商用就是生產價值，居住價值就是住起來舒服商業繁華交通便利，這些跟價格沒有什麼關係，不可能因為單價從5000元漲到了50萬，住起來就能成「仙」。樓盤周圍通了地鐵、開設了商圈，那麼即使價格腰斬，居住價值也是提升的。
所以當人們提到房地價值提升的時候，其實只是在說價格提升，然而地還是那塊地、房還是那間房，社會總體財富不會因為價格上漲有任何提高。有一個諷刺笑話說，賣掉半個上海把整個臺灣買下來，中國的半導體產業就能突飛猛進了，而如果上海房價接著翻一番，賣掉四分之一個就足夠了。
雖然單筆房地產交易的價格高低無關社會整體財富，但是對於購房者來說，用5萬/平還是用10萬/平買了房子，卻可能關乎未來很長一段時間的消費水平、關乎婚育計畫。買房子變成了件太過重大的事情，以至於在勞動力日漸短缺的時候，人們花在討論、研究房子上的精力卻越來越多。
房地產市場長期傳達出上漲信號，跟體制有關、跟經濟發展階段有關、跟人口年齡結構有關、跟分稅製造成的土地財政有關、跟貧富差距過大有關、跟房地產資源分配不均衡有關、跟金融體系風險系統化從而央行被綁架有關。這一長期上漲，讓所謂炒房團體賺的盆滿缽滿。然而，炒房的邏輯從一開始就是不成立的。如果認為階級已經固化，有錢人已經有更多更好的房子，那麼炒的房子是指望賣給更窮的階層，然而指望更窮的階層用更高的價格買房，只有更窮的階級獲得了更高的收入增長，而這要普遍出現的話，只能通過更高的通貨膨脹。
在節節攀升的房價和金融運作機製面前，個體們陷入了囚徒困境，他們擔心不參與到購房、囤房、炒房的大軍，被房地產綁架的金融體系會終將逼迫央行放水，通貨膨脹終將居高不下，讓他們的貨幣和存款縮水。應當說，這種擔心並不是多餘的。於是越來越多人參與進去，把房價越炒越高，把金融體系的風險也越推越高，這又逼迫央行放更多水助推房價，形成惡性循環。
商品的價格決定了最終的分配，分配的結果又引導人們的經濟行為，高企的房地產價格引導更多的勞動力投向了房地產和相關的金融行業，茫茫人群的工作其實是圍繞房地產展開。如果把視角開大一點，把個人的行為彙集為整體，就會明白整個中國實際上正在試圖通過儲蓄房子來應對老齡化，當房子已經夠用時，這種儲蓄必然是毫無意義的，對於應對整體社會層面的勞動力短缺沒有什麼益處。
在經濟比較和回顧大多數文章中，對於上世紀90年代日本的蕭條往往從1985年的廣場協議敘起，以日本央行連續升息刺破房地產、股市泡沫為高潮，顯得日本的蕭條好像是美國在搞鬼，又好像是日本央行一意孤行，畫外音是如果央行不那麼操作，日本就能避免蕭條。這構成央行操作的反面教材，全世界央行今天都很少會去主動挑破經濟泡沫了。然而鮮有文章提及，日本央行為什麼要這麼做，為什麼敢承擔這麼大罪責。其實，在日本央行動手之前，有一個日本未來何去何從的大討論，當時的日本人看到了他們的商社在倒騰房地產、車企在倒騰房地產、化工廠在倒騰房地產、東大京大的學生一畢業就倒騰房地產，全民投機搞房地產。很著名的說法是當時日本的房地產可以買下整個美國。日本人說這樣不行，日本是個資源匱乏的國家，只有房子大家都要喝西北風，要製造業立國、科技立國。
所以日本人是在明白了光儲蓄房子不行，會毀了日本社會的未來之後，刺破了房地產泡沫。那麼難道說中國人都不明白這個道理嗎？肯定不是。然而畢竟，央行不是那個央行，政府不是那個政府，自求多福的人們動了動腦筋想了想，還是決定再買套房。
與房地產交易價格高低僅僅是一種財富再分配一樣，股票的價格高低跟社會財富也沒有任何關係。二級市場上富士康的股價無論是10塊還是100塊，富士康始終就是那個富士康，該組裝多少iphone組裝多少iphone。而靠股票養老比房地產養老更不靠譜。事實上，無論是貨幣、房地產、保險還是其他任何金融產品，從社會整體層面講都是零和遊戲，如果沒有帶來資源結構的優化，便純粹只是消耗結構，但是當前的政治經濟環境下，這些消耗結構卻蓬勃發展越來越大，讓應對老齡化的形勢愈發嚴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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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價持續走高當然讓房產的持有者感覺很爽，而且隨著購買了房子的人增多，對房價上漲覺得爽的人也會增多。然而事情並不就這樣簡單。房租房價的高漲使得勞動力的居住與婚育成本上升，進而推高社會生產總成本。在房價高的城市，一些非技術的清閑崗位可能可以招到對工資要求不高的、已有自己房產的本地人，但是只要對技術稍要求、工作強度稍大，就不得不開相當高的工資才能招到人。所以高房價讓開發商和炒房者大賺一筆的同時，讓全社會買了單。
讓全社會買單的又何止房地產。一些城市的人行道地磚鋪設沒兩個月就沒有一塊完整的了，路燈不到半年就有一半不亮，很多市政道路挖了修、修了挖。有些路面年年壞，一開始年年修，還找的都是同一家公司，突然有一年不修了，細問之下政府沒錢了。交通廳廳長是個特別高危的職位，河南省交通廳5任廳長裡曾4任落馬，只因交通工程與設施貓膩實在太多。有很多投資機構喜歡軍工項目，訂單大毛利高，但是這些產品放到市場的話，能賣出去的又有幾個。
有一家做汽車配件的上市公司，有一項花了5、6年時間研究出來的技術，內容是它家做的汽車尾燈，平時用都是好好，一旦發生追尾100%損壞，所以賣得很好。汽車廠商很高興因為質量不差，4S店經銷商也很高興因為經常有追尾，燈經常壞修理有利潤，車主無所謂因為都是走保險，而保險公司賠多了，就會升高保費攤到全體買保險的車主頭上，最後是全體買單。類似的這種匠心、技術創新可以說是普遍現象，20年就有為了多賣牙膏把管口開大的段子，別人用匠心做東西是幾十年不壞，國內有些企業用匠心做東西，是恨不得保修一年的產品在第366天出問題。
房價那麼高，房屋質量也沒有與房價一同提升，相反，因為房地產價格緊貼政策與週期，跟房屋質量關係不大，而且都是期房而不是現房，開發商造好造壞都一樣，房子質量基本都是卡著最低標準。一年能賣5000億的某民營房地產企業，就是以房屋質量低劣、價高質次聞名。有一個段子寬慰大家不用擔心的70年產權問題，30年後就沒多少房子還能站著了。
然而，伴隨著時光老去的不止是人，基礎設施、設備、房子都會老去。全民互相敷衍到最後，大家都會付出沈重的代價。未來勞動力人口迅速銳減，卻有越來越多的質量堪憂的基礎設施、設備、房屋需要維修、更新，可以想見，能夠剩餘用來搞技術研發、科學探索的勞動力必將少得可憐。
不過即使今天勞動力尚有富裕的時候，好像也沒有多少正經的科研。中興芯痛事件後，很多人說國家應該在集成電路領域大力投入，業內人士基本是「呵呵」。政府在集成電路一直沒有小氣過，投資、扶持政策不斷。2014年還特意成立了計畫規模5000億的國家集成電路產業基金，到了2017年的時候已經累計投入1300餘億元，帶動產業投資5000億，相當於500萬人口的南昌市的全年GDP，最終也不過是今天這個局面。這不僅僅是錢的問題，還需要時間，更需要解決長期以來的結構性、體制性的問題。
我近年所認識的Top2高校微電子系畢業的學生，無論是碩士還是博士，最終全部轉行金融。翻開畢業生去向，除了繼續深造的，要麼轉行金融，要麼轉行計算機，只有個別人在本領域繼續工作，其中大半還是去的外資企業。很多堅持專業方向的人過了幾年都後悔了。一個微電子專業最頂尖的學生，在學術道路上一馬平川、高影響因子SCI發到手軟，本科4年，碩博連讀或者海外phd5年不延期無縫銜接，博士畢業27歲，做一站博士後29歲，出站即申請到tenure track，6年後評上教授，已經35歲了，收入好的，也不過五六十萬，這還是天時地利人和皆備的最理想狀態。而如果碩士25歲畢業，去券商研究所或者基金公司做個電子行業云云的研究員，運氣好5年後跳槽做個首席，在某雜誌評選的時候向買方送點禮，陪吃陪喝陪玩陪嫖拿個獎，30歲5、600萬都不是不可能。進一步的，要知道，做科研發文章要比寫那些所謂金融研究報告難太多了，稍有份量的文章其產出過程用嘔心瀝血來形容不為過，甚至可以說折壽的。即便如此，搞科研的人物質要求不高，卻還常常被別人說其相對較低的薪資「是市場決定的」，好像這很合理、很應該、搞金融賺更多的錢是憑本事而不是扭曲的分配體系，真是替這些堅持學術道路的人不值。
所以很能體諒那些轉行金融的同學，理性選擇的話，放著一條既輕鬆、來錢多又快的路不走，走一條既艱難、又辛苦、更漫長、經濟回報還低的道路，那是何苦。至於有些人天真地以為一個領域「國家多花些錢」就能搞好，集成電路領域都5000億下去，也不過是去買中興的股票、進口昂貴的設備，資源又往往集中在少數未必真心搞學術的權貴手中，又有多少錢能到真正在做晶元的人手裡呢？換個角度講，層層盤剝下，究竟要多少錢才足夠搞好晶元行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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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已經感受到了，社會整體不僅沒有往提高勞動效率的方向發展，相反內耗越來越嚴重，各領域各行業逆淘汰現象嚴重，德才皆失而靠無恥和欺騙陞官發財的人不是個案。而更讓人憂慮的是，我們似乎已經失去了糾錯的能力，只能放任在錯誤的道路上漸行漸遠。
中國今天的人口危機不是沒有預兆、也不是沒有可以緩解的窗口。早在2000年，國家統計局的人口抽樣調查結果就顯示，當年的總和生育率僅為1.22，已經遠低於世代更替所需要的2.1。面對這一數據，當年的計生委做了什麼事情呢？視統計局的調查為無物，以存在大量瞞報為由，將總和生育率篡改上調到1.8，以至於之後十餘年的人口測算、相關政策規劃，包括聯合國的報告都是按照總和生育率1.8走。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結果顯示，當年的生育率只有1.18，跟2000年的統計數據接近，跟計生委的數字又是天差地遠。又到了2013年，單獨二孩實施時，人口問題已是危機四伏，部分專家學者開始呼籲放開生育。然而，中國最「頂尖」的人口學專家、中國人口學會會長，中國人民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主任，中華人口獎獲得者翟振武 ，撰文公開表示「如果全面放開二孩，中國每年出生人口峰值將達到4995萬，總和生育率將達到4.5」。2014年7月，衛計委官員在新聞發布會上也採納了翟的數據，認為如果全面放開二孩，將會累計多生出9000餘萬人。事實啪啪打臉，出生人口在2016年的頂峰都沒有摸到1800萬，2017年就已經開始下降。可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2017年3月，衛計委在新聞發布會依然公開表示，中國的生育情況「完全符合預判」，中國不缺人口，而且未來一百年都不缺。
近來有兩個藥引起了巨大風波，一個是莎普艾斯，一個是鴻茅藥酒。大多數人不知道的是，這兩個藥的批文都是早在2007年已被注射死刑的前國家食藥局局長鄭筱萸任上獲得的。鄭局長主政時期雖然力推GMP認證，但是基本上是花錢買批文，由於過於貪婪，僅2004年一年竟發出10000多個批文。鄭局長被執行的2007年也就成為了藥品審批的分水嶺，一些製藥企業坦誠，他們一些銷售上億元的品種，如果按照2007年以後的標準，根本不可能被批准。而被曝光的這兩個藥，在所有問題藥裡不過冰山一角。年銷售量達到數十億的神藥，可以每年因不良反應造成數十例死亡，卻沒有人願意讓其下架。在經濟利益與人命面前，我們又「被選擇」了一把。什麼比殺人魔王更可怕？是億萬富翁殺人魔王。而比億萬富翁殺人魔王更可怕的，是合法的億萬富翁殺人魔王。即使是被執行死刑十餘年後，鄭局長依然餘威不減，還能帶走無數患者冤魂。
冤魂不止醫院有。 曾引起舉國震驚的聶樹斌案，只因受到原河北省政法委書記張越的阻撓，在真凶落網供認11年後，一個幾乎明擺著的冤案，在全國數億人的眾目睽睽注視下2年多後，才得到昭雪。幾億人盯著，盯了2年多，最後張越落馬才翻了這一個案子，糾正一個錯誤是有多難。
全球知名的老賴賈躍亭，欺詐上市、ppt做市值，最後直接間接欠了數十萬人上百億元債務不還，拍拍屁股跑到美國了。至今還能時不時上新聞，不僅活得很滋潤的樣子，還有一個所謂汽車公司今天融到10億，明天又融到20個億，還能在廣東想拿地就拿地，依然是一幅人生贏家的樣子。多少心術不正之人視其為榜樣偶像，又有多少三觀正常的人對此寒心。某大集團公司，主要經營活動就是倒賣土地、金融資產，向全中國的金融機構借過錢，全中國接觸過相關業務的金融工作者都知道它家是龐氏，都在等哪天垮臺，最後等到卻是央行專門開協調會要幫助它家融資。大家又一次的明白了，「做對的事不如跟對的人」。問題是，在這麼多年大家一次又一次的醒悟中，還剩多少人在做對的事？
有些錯誤那麼明顯，卻得不到糾正，無人受到追責，不僅如此，一些人還因此富貴榮華。難道我們要真的活在「沒有對錯，只有利益的大人世界」裡？要知道這種世界裡，絕大多數人是注定不能好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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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清華的《中國養老金髮展報告2016》，2015年，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個人賬戶累計記賬額是47144億元，而當年城鎮職工養老保險基金累計結餘額只有35345億，已經有了大約1.2萬億的差額。養老金領取金額是基數加上個人賬戶金額，所以養老金實際缺口要大於這個數字。15年後的數沒人提，大概已經是天文數字。中央向地方的基本養老金轉移支付，2017年的執行數是5858.80億，2018年預算數已經到了6696.56億，這個意思是說，本來要靠地方政府發的養老金，有些地方已經發不出了，要靠中央撥6700億給這些地方的退休工人發退休金。這個數字也將逐年擴大。
去年底的時候，醫保金告急，醫保控費，很多藥開不出來，要求各大醫院耗材挑便宜的用，手術能用普通絲線就不要用蛋白線等價格高的縫合線，有一些手術因此推遲。雖然直接責任在社保基金，也從側面反映了整體的財政窘境。
分稅制改革以後，地方窮中央富的基本調子確定，地方政府非常依賴中央資金撥付，會哭的孩子有奶吃，地方財政好壞最早全看往幾個實權部委跑得是否勤快。「跑部錢進」，往部委跑這事實在太過重要，各地紛紛在北京成立駐京辦公室，一個意外的產物是豐富了首都人民的餐食，一時間北京好吃的館子都是各地駐京辦所轄餐廳。後來房地產崛起、金融大發展，地方政府對中央資金撥付的依賴降低，對融資的抵賴度卻日漸提升，雖然名義上是債務，但地方政府心裏想都是「憑本事借來的錢為什麼要還」，從來是拆拆補補借新還舊。
09年後一直到今天，債券市場大發展，以城投債為名的地方政府債是其中的主力軍。城投平台大多是些空殼公司，而債市卻有個「城投信仰」，就是說城投債不會違約，實質是在賭地方政府為了能繼續在銀行間市場融資，總是會想方設法把城投債兌付。當然，從融資主體是城投公司就可以看出，實際上留了賴賬的口子。後來債券有個品種叫「地方政府債券」，專門與城投債做區分，強調城投債主體責任自擔。
在現行的體制下，中央政府沒有辦法與地方政府做清晰的切割，地方政府債務出問題，中央政府無法完全置身事外，金融機構也正是看準了這點，即使地方財政一塌糊塗、即使知道城投平臺就是空殼，依然拚命給地方政府借錢，再往上一層，是賭中央政府兜底。而地方政府則是有借必借，相關官員日後要麼升遷要麼退休，過了眼前再說。這事就相當於，兒子在外面四處借錢花天酒地，一大堆高利貸圍著要給兒子借錢，最後要逼老子還債。中央政府不情願，一邊嚴查嚴控地方政府債務規模，另一邊防範金融機構對地方政府的綁架，嚴厲查處承諾函之類的行為。中央出「地方政府債券」，與城投債劃清界限，希望傳遞出城投債「不是我兒子的債，只是我兒子小弟的債，跟我家沒關係」的信號，所以即使有僥倖過關的，城投債不大可能都兌付。
地方天天哭窮，中央有時也會心軟，財政部想了個辦法叫PPP（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其本意是把佔地方政府支出很大比例的基礎建設分擔到私人部門去。然而執行的時候，卻變味成地方政府舉債的另一種方式，大出財政部意料，只得冷處理，最近很少再提，所以說有時我們的部委挺天真的。中央還常有些別緻的關懷方式。比如說6月24號央行宣布7月5號下調部分銀行準備金率，即所謂定向降准，除了說支持中小微，沒頭沒腦的提為了支持債轉股。無論是什麼主體，債轉股其實只是賬務操作，把債權資產改記為股權資產，根本不需要任何資金。夾在降准操作裡提債轉股，應該是在說：「你們別追地方政府債追那麼緊了，他們也沒有錢，轉成對地方城投、國企的股權吧，就別讓他們還錢了，作為補償降個准拿點錢去花吧。」當然無論意圖如何，降准結果總是7000億信貸的增長空間，放的還是那個水。
本質上來說，如果不擠壓私人部門信貸，政府舉債就是在迫使央行印鈔放水。教科書裡會說，是財政部發行國債，央行又購買了這些國債，因而發行在外的流動性增加。對於一般人來說，這種理解其實已經足夠了。實際情況稍微複雜一些，比如其中一條路徑是政府債券發行導致銀行間市場流動性緊張，央行向市場投放便利工具緩解。歸根到底，政府的錢要麼來源於包括土地出讓金在內的賣地收入，要麼來自於舉債，某知名賣方寫報告說要政府既減稅、同時不放水，如果財政部央行可以評論的話，肯定會留言：智障，財政支出的錢你出啊。
無論地方還是中央，財政收入都不能算太好。財政支出漲得很快，減稅的力度就不可能很大，大家所希望的個人所得稅大幅調減，是不符合財政現實的。地方上的土地財政也不是長久之計，極端一些的地方甚至城市建設已基本完成、人口穩定甚至負增長，根本不需要增加建設用地了。如果地方政府不惡意舉債的話，就必須另辟收入來源，中央給的藥方是房地產稅。在後期關於房地產稅的官方說法中，都強調房地產稅不是為了調控房地產，而主要是為了財政收入。其實全中國都抵制房地產稅，即使是地方財政收入，地方政府也不願開徵，因為房地產稅是引渠，而火燒眉毛的地方政府現在最需要的是土地出讓金那桶水。即便如此，如果不印錢印到惡性通貨膨脹，長期看房地產稅總是要徵收的。身邊有些朋友篤信房地產稅即使開徵也征不到自己頭上，未免過於樂觀。要知道房地產稅是用來解決財政收入問題的，如果資產和收入在前百分之幾甚至千分之幾的人都沒有貢獻，那麼除非是最富的那批人大出血，才能填上財政窟窿，而大家什麼時候見過最富有的人最受傷？
房地產稅一時半會還征不起來，債務危機卻已經四起。根據數據，2018年1-5月的全國房地產銷售、房地產價格火熱到都破了記錄，但是債務違約卻此起彼伏，房價上行時尚且如此，如果房價開始下行，局面難以想像。所有人再次把目光投到央行身上，希望央行再次充當救世主。央行的尷尬在於，雖然可以無視通脹、房價上漲和槓桿上行，其核心約束外匯儲備卻並不處在健康的狀態。2016年因幾個集團打著「一帶一路」的幌子往外倒騰資產，迅速敗掉了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使得外匯儲備餘額由4萬億美元下降到3萬億美元。有人說3萬億美元也很多了，央行的操作空間還大，這是說法是不對的。從央行的資產負債表角度看，當時收入外匯儲備作為資產時，對應發行了人民幣作為負債。而在2016年外匯儲備減少時，央行並沒有辦法縮表，也就是說人民幣負債無法相應減少，於是只是外匯儲備資產變成了人民幣資產。對於央行來說，人民幣資產都是「虛的」，因為本來人民幣就是央行印的，也就說，央行的資產負債表虛胖和惡化了。早年央行網站還裝模做樣公布假的資產負債表，後來可能實在編不下去了，乾脆就不公布了。照理說，要把已經變虛的資產坐實，應該下調匯率，但是央行並沒有這麼做，甚至因為逆週期因子、預期管理等因素，人民幣2017還保持升值態勢。在這種情況下，為了阻止外匯儲備的進一步外流，不得不實施資本管制，所謂人民幣國際化也隨之停止。2016年至今，央行始終沒能找到瘦身的機會以抵消外匯儲備下降帶來的影響，相反，市場對央行放水越來越依賴，資產負債表越來越臃腫。到了今年，一波債券違約潮再次宣告流動性危機，而央行要取得貨幣政策操作空間，就不可能強行維繫匯率，人民幣經歷一波快速貶值，市場將之解讀為「棄匯率保房價」，其實房價央行未必那麼關心，重點在防範債券違約瀰漫為系統性金融風險。
然而即使央行完全放棄匯率，金融體系的系統性風險也只能被延後而不能被消除。對央行來說，錢總是可以想辦法印，所以錢能解決的問題都不是問題，所以現在所面臨的問題都是錢不能解決的。經濟的本質是人們都在做什麼事情，如果大家都不在干正經事，也就得不到健康可持續的經濟情況。現在人們就是一拿到錢就投房地產或者其他金融資產，然後等下家用更高的價格接盤，然而人就這麼多，其實根本沒有下家，都只是互相接盤，把資產價格吹高到流動性不足，又去呼籲央行放水。
即使不考慮匯率約束，整個金融體系的週期無非是，央行放水-->資產價格上漲-->信貸擴張-->擴張到極限或者遇到監管去槓桿-->流動性告急-->敦促央行放水，這時央行真放水的話，也只不過是這個循環再走一遍，而在過去十年裡，這循環已經走了很多遍了。每次循環過後，水量要求會越來越大 ，央行資產與負債的背離也就越來越遠。而類似央行這種把問題向後拖的行為，有個統一的說法叫「以時間換空間」，只不過，我們還有時間嗎？
這10年裡，勞動力人口已經從巔峰下降6年了，出生人口也登頂回落，總人口也將負增長，我們這個經濟體還能經得起幾次這樣的循環？但要打破循環，歷史上，都是通過資產價格重置實現的，包括房地產、股票價格重置，也包括債權減記，這個過程有個俗稱，叫金融危機。
07
形勢不好的時候，人們就會喜歡賭博。今年世界盃參與賭球的人就很多，小組賽爆冷的時候大家紛紛調侃相約去天臺。勤勞致富的路子走不通，有些人算了算，這輩子要能買上套心儀的房子，得從唐朝開始上班，也就樂於向發橫財的機會投懷送抱。不僅如此，如果不找點發橫財的機會，善良正直的人們還很容易焦慮和愧疚，因為有很多公眾號成天發文刺激大家，比如《你還在靠死工資嗎？》，《給不了她想要的憑什麼說愛她》，《同齡人已經把你遠遠甩開》，文末都是p2p和各類投資的廣告。偶爾標題像是雞血文的《社會在淘汰不學習的人》點進去一看是教你怎麼做他家微商。
早些年我經常勸身邊人不要去A股賭，因為A股髒，後來發現人們如果不去A股賭，就會去其他更髒的地方賭，反正就是要賭。而且都不叫賭博，叫投資，還學習很多技術分析、靠閱讀小軟文學習新經濟新技術，覺得自己很用功，馬上就要站在下一個時代的風口。甚至，有些連賭都稱不上，有機會贏才能叫賭，沒有機會贏叫上當受騙。現在騙局基本是什麼樣呢，就是你知道這是個騙局，但是做局之人讓你相信，以後會有更多的人上當受騙，從而能讓你受益，但對做局者來說，其實一開始就只是指望你的錢而已。有時候我說這是個局的，就會有人跳出來罵：活該你一輩子發不了財。後來我想了想，對於已經入局的人來說，一方面他還指望後面的新人入局替他解套，另一方面真相和現實可能根本不重要，這是絕望境遇下的最後念想。其實賺大錢的人我還算認識幾個，運氣因素確實影響不小，然而俗話說「一命二運三風水」，光有運氣純靠賭博發家的我只是聽說，還沒有見過。
A股上賭得稍微大些的，基本是一開始碰上牛市賺了些錢的人，如果剛開始炒股就碰上熊市賠本，有些人就不玩了。賺到錢嘗到甜頭，就把更多身家放進去，絕大多數人很快就會套牢，一套好幾年，期間會發1001遍誓，解套後就再也不炒股了。解套的事倒是常有，戒掉炒股的人也沒見過幾個。
說句政治不正確的話，中國人嗜賭、俄羅斯人嗜酒，有多少由遺傳因素造成不知道，但環境的影響也很明顯。作為一個離開農業社會不遠的國家，不知道大家對農業生產者的生活狀態有多少瞭解，那是靠天吃飯的營生，從決定今年種什麼起就是一場賭博，賭風調雨順，賭收成如意，還要賭來年市場行情好，所以農村賭風更熾。
最近有個詞「賭國運」讓人很迷惑。賭博押的是個概率，賭的是個隨機事件，微觀的東西隨機性才比較強，宏觀的東西隨機性就很小了。一個水分子的方向可以是任意的，一條河流的方向卻是確定的。人們在說賭國運的時候，往往其實沒的選擇，其實是在「等國運」，等紫氣東來國運昌隆，好讓凡人也能享受一把盛世。只是，我們還有多少時間可以等呢？
08
2018年，1987年出生的人們才31歲，國家養老金已經有了數萬億的缺口，甚至可能快要收不抵支，醫保基金到了年底就開不起藥；2018年，1987年出生的人們已31歲，我們還沒有救濟制度，沒有糾錯機制，債務違約潮下甚至連個人破產制度都沒有。
所謂「未富先老」，這裡的富不是指有錢沒錢、有多貴的房子，而是真正的社會財富---風清氣正，公平正義、環境優美、安居樂業、制度保障，這些我們都很缺乏。值此轉折關口，也是這撥人口高峰出生的人們尚有最後一絲活力的時候，讓我們多創造點社會財富，好嗎？
抱歉寫得實在太長了，大家應該看得很累了，但是容我最後再囉嗦幾句：
我有一個夢想，有一天我們能讓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優勝劣汰。
我有一個夢想，人們能做自己喜歡的工作，而不是每天上班的心情比上墳還要沈重。人們能靠自己的薪水、小生意過上合適的生活、住上合適的房子，而不是被迫去追趕各種發財的機會。
我有一個夢想，人們對未來充滿憧憬而不是充滿憂慮。
我有一個夢想，人與人能真正的互相著想，而不是能騙則騙。
我有一個夢想，我們能把這個地方搞好，無論是自然環境還是社會環境 ，而不用絞盡腦汁移民去其他國度。畢竟，如果生我養我的這960萬平方公里都沒有容身之處，世上哪裡還有其他地方會有容身之處。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