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大學院長在美演講:澳中關係對美國及世界的影響(圖)

2018-09-29 05:11 桌面版 简体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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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ry 演講
Rory Medcalf教授在美演講(圖片來源:澳大利亞國立大學安全學院提供)

【看中國2018年9月29日訊(看中國記者李凡真編譯)

編者按:

9月10日,澳大利亞國立大學安全學院院長Rory Medcalf教授,應美國華盛頓大學的邀請前往該校做了一個公開演講,主題是:澳中關係大辯論——對美國及世界的影響(The Great Australian China Debate:Implications for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World)。以下是該演講的全文翻譯稿:

澳中關係大辯論

正在澳洲所經歷的過程,為印太地區乃至全球國家在安全和外交方面所面臨的問題,提供了很好的洞見。

我們究竟如何在不製造衝突,也不妥協的情況下,應對中國勢力的崛起和擴張呢?

我們該如何保護基於民主原則的機構、體制不受外國勢力的干涉——不論是來自中國還是其他國家——同時又能維護公民自由、非歧視原則和社會融洽等這些國家利益和價值呢?

我們又該如何識別不同類別的外國勢力的參與行為——例如,某件事是屬於犯罪,還是單純的文化影響,我們又該針對這種情況制定何種規章制度呢?

為了理解這些問題,我要先引用澳洲前總理譚寶2017年12月引入國家立法時所言:「我們對顛覆、強制和腐敗行為的抵制,自然而然的催生出了反對外國勢力干涉的政策法令,這是根據公開、法制、震懾和能力四大理念基點而制定的。」

這句話內涵深厚,涵蓋了理論和實踐的廣度,值得細細分析、琢磨,對任何面臨類似處境的國家來說都值得參考。沒錯,外國勢力的入侵是以顛覆、強制和腐敗三種手段執行的,而被入侵國的響應就是——公開、法制、震懾和能力。

中國到底想從澳洲身上獲得什麼?

首先我將回答這個看似答案明顯的問題:中國到底想從澳洲身上獲得什麼?中國有沒有干涉澳洲的外交事務?如果有,他們為什麼要這樣做?並使澳中關係陷入危機?

簡單來說,有四個原因,這遠遠超出經濟利益互惠的範疇。

第一,澳大利亞是美國的核心盟友,中國希望削弱強大的澳美聯盟。

第二,澳大利亞擁有強大的軍事、情報和科技資源,一些是我們國民所貢獻的,一些是雙重用途(軍用和民用)的,還有一些是通過結盟獲得的。這些都是中國最想要獲得的東西。

第三,澳洲是印太地區一股獨立而直言不諱的重要力量,我們對中國勢力的批評和基於主權建設的抵制行為,為其他國家作出了榜樣,甚至在未來有被效仿的可能。

第四,澳大利亞居住著大批中國移民,北京希望看到這批人的態度都是親共的,要麼就徹底閉嘴保持沉默,對中共的指點言聽計從就好。

如此看來,澳洲已經成為了這一局勢中的領袖。如果中共能讓反對它的聲音在澳洲消失,它就同樣能夠在其他國家如法炮製。

關於澳中關係的7個迷思

第一個迷思是關於「站隊」問題,有人認為澳洲要在中美中擇其一。因為中國目前是澳洲最大的貿易夥伴,但美國是澳洲最大的戰略盟友。有人甚至認為,「親中」是種不可避免的未來趨勢。

實際上,這種觀點在澳大利亞政界缺乏真正的存活能力。澳大利亞與美國的關係在軍事防禦聯盟之外的許多層面上運作。美國和歐盟仍然是我們最大的經濟投資夥伴。最近一年,美國在澳大利亞的投資增長超過了中國對澳洲的全部投資額

投資行為涉及信任度和對未來的預期,而貿易只是單純的金錢交易。澳大利亞已經積極的將所在區域重新定義為印度-太平洋地區,因為該區域是一個廣闊而多元的地區。名稱的更換有助於從定義層面「稀釋」中國的霸權野心。制定印-太地區戰略,是超越狹隘的「唯中國論」的。

第二個迷思隨之而來,關於澳洲反對中國的立場是不是象徵著對美國「示好」。答案是否定的。澳大利亞這麼做,絕不是為了取悅於美國,而是為了捍衛自身主權,設立獨立的外交政策。

第三個迷思——澳大利亞的立法和致力於團結國際社會向中國表明立場的行為,只不過是國安部的決定。實際上,我們的經濟和外交部門也參與其中,這一政策是全方位的,政府各部門都知悉此事並通力合作:從國防戰略到發展規劃,再到國內發展領域的通訊和基建等。

澳大利亞並不是直到最近才識別出與中國關係中的有害因素,我們也不是從現在才開始一股腦的抵制中國的。我們是在尋求兩國關係中的新平衡和可持續發展性。

於是這又引出第四個迷思:並不是澳洲新換了一套政府班子之後,對中國的關係發展戰略也會隨之來個180度的大轉彎。雖然在未來8個月內,國家的執政黨可能從聯盟黨換到工黨,但對中國立場的基本面是不會變的。

在堪培拉國會,在野黨工黨在背後給予反外國干涉立法無條件支持。他們同樣具有應對問題的策略和機制,他們也不願意永遠替那位「裡通外國」的已辭職議員揹負著罵名。

第五個迷思:澳洲會在對中立場上「逐漸轉向」嗎?有人覺得澳洲會逐漸「適應」中國的喜好和傾向,因為我們的鐵礦石、旅遊業和教育業是如此對中國開放,難免會在北京的強迫性手段下被逐漸蠶食。

為了正確分析這個問題,我們需要對中國此前對別國的複雜經濟制衡手段予以分析和瞭解——日本、韓國、菲律賓、挪威、越南和中國國內都有相關事例,但現階段還不足以下結論。而現有證據均是政治領域的滲透——我們的政客被金錢收買。而目前進行的澳中關係辯論中,我們仍需繼續爭取更多政客和廣泛公眾對該議題的瞭解和支持。

第六個迷思是,澳洲反對中國應被解讀為種族主義嗎?或是無法避免跟種族主義扯上關係嗎?如果是這樣的話,可能這場在多元文化社會中展開的公開討論就再難以推進和繼續。很明顯,關於這場辯論的信息傳達方式和理念建模是存在著一些問題。但我始終自信的認為,只要在這方面謹慎處理,澳大利亞的政策制定者們既可以保護國家利益,又可以彰顯對所有不同文化社區的澳洲人的尊重,同時不會對社會凝聚力造成破壞。

我們始終需要明確的關鍵一點,就是中國共產黨政權和中國移民之間存在著區別。我們設立反外國干涉法的初衷之一,就是為了保護各族裔澳洲人擁有同等的民主權力——沒有任何一個外國政府會被允許干擾身在澳洲的該國移民群體。

最後是迷思之七——我們不需要新的反干涉法嗎?今年上半年這是一個熱議的話題,很多顯要政客都參與了討論。如今,新立法已「悄無聲息的」在國會討論並經過了數次精修。不管結果怎樣,可以知道一點:我們的法律框架還遠遠不足。並不是澳洲人都不關心外國干涉和間諜的事,而是我們的政府機構尚不具備此種許可權,根本無法過問,更遑論平民百姓了。

澳大利亞的利益所在

澳大利亞是一個突出的例子——我們是一股強大的國際力量,世界第13大經濟體,也是國防預算排名第13位的國家。我們有為數眾多的東西需要保護,不僅是廣泛的領土,更需應對大規模海上行動和南極地區活動。

政策制度,作為維護秩序的媒介,澳大利亞的國家安全、穩定和繁榮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以規則為基礎的秩序,尊重國家的平等主權,不通過武力或脅迫解決分歧。相互尊重、平等主義、言論自由和法制等原則規範著我們的內政,這個擁有2500萬人口的多元文化國家以此立國。

但直到最近,我們才發覺,應對21世紀國際大環境下的新形勢給予足夠的重視。談到安全,國際和國內事務之間的界限幾乎已分崩離析。網路、科技、恐怖主義、激進派、政治干涉、國際經濟制衡等議題,把國內和國際交織在了一起。

但好消息是,多年來澳大利亞一直在採取行動,在愈發艱難的形勢下保護和推進本國利益和價值觀。這是一個多層次的複雜策略,不光是關於中國或某個外國的干擾問題。

近年來,澳大利亞政府一項被低估的成就在於,我們持續致力於提高國防抵禦能力,因為我們認識到嚴肅對待國家安全問題是維護本國核心利益的前提。我們的努力包括發佈了2016年國防白皮書,其中列出了軍事領域現代化所需的成本,升級重點是海軍部門。此外我們還提出了一項網路安全戰略,將工業領域和大學納入其中。文件中還提及了更大的立法權力和更好的聯邦層面協調——國家對反恐事務的統籌、情報界改革、建立民政事務部,以及基於國家安全考慮之上的區域發展工作和投資決策,當然還有新的反外國干涉法。我們知道,所有這些領域都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我們未來仍會做得更多,讓小企業和更廣泛的社區居民參與其中。

2017年11月,澳大利亞發布了外交政策白皮書。這是一份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整體政府文件,其中有一些引人注目的要素:它認識到,有必要為我們所在區域制定合理的替代性發展前景,預言到了美中貿易競爭和美國領導層的「另類」。它認識到,雖然中國是一股重要勢力,但亞洲其他國家和地區也是如此。它有效的拒絕了以中國為中心的區域概念,轉而積極支持多極化的印-太戰略,以深化和多樣化發展與其他夥伴的關係,包括同日本、印度和印尼之間的關係。

這份文件非常令人信服的將我們的國家利益和價值觀聯繫起來,表明澳洲同中國的關係不存在任何特權。它承認外交政策始於國內,包括對國家能力和抵抗力的建設,以及對外國干涉的正當維護權。

澳中關係的來龍去脈

從10年前起,中國取代日本成為澳洲迄今為止最大的貿易夥伴,雙向貿易額每年高達1800億澳元。這是有史以來第一次,澳洲的最大貿易夥伴不是我們的安全戰略夥伴,或任何意義上的同盟夥伴。

澳洲得益於雙邊貿易關係的增長。澳洲主要向中國出口鋼材,但隨著中國經濟的放緩,教育、旅遊和農業的出口變得越來越重要。尤其是一些澳洲大學特別依賴於中國留學生的學費貢獻。

除了經濟方面的利益,澳洲社會目前有120萬人擁有中國血統,其中一半人出生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很多人都是最近才來到澳洲做生意、學習或者工作的。然而,最原始的中國移民是1850年淘金潮時期來到澳洲的。最近來到澳洲的華人中也包括香港、臺灣、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的,還有一些人不願意跟中共存在聯繫,或者是旗幟鮮明的反對中共的,比如藏民、法輪功學員和數千名通過申請政治難民(尤其是「六四」天安門事件之後)來到澳洲的中國人。這些活躍而多樣化的中國社區在澳洲生活,對澳洲經濟和社會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並且被這個多元文化社會的其他團體所歡迎和尊敬。華人也愈發活躍在澳洲政治的各個層面。

1972年,澳洲承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存在,從那之後雙邊對話和協議開始展開,取得了一系列積極成果。澳洲和中國之間也達成了自由貿易協定。在很多澳洲人中流傳著一種觀點——我們的經濟繁榮得益於中國,是它幫我們躲過了全球金融危機,因此中國是國際舞台上不可忽視的一股力量存在。

但與此同時,澳洲和中國之間的戰略互信卻遲遲未能得到發展,而且如今,澳洲決策高層團體已經達成一種共識,即澳洲和中國在可預見的未來是不可能實現戰略互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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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不可忽視的事實

那麼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呢?下面就讓我們來細數一下。如下事實,澳洲的決策高層均瞭然於心:

1、中共統治下的中國存在著一種令人擔憂的特質,且正在變得越來越明顯。

2、中國不會實現自由民主——習近平任下的中國,可能會走向相反的方向。

3、中共的勢力崛起、高壓統治和軍事現代化,正在威脅並挑戰我們賴以為生的制度。

4、中共的爪牙正在逼近澳洲,太平洋、印度洋、東南亞地區均無法倖免。

5、中國共產黨及其附庸,已經侵佔並利用我們民主、自由的社會多年了。他們一直在搞「統戰」,然後試圖控制我們,比如扶植一些它們自己的社會組織和中文媒體,其中包括孔子學院,但這只是冰山一角。

6、澳洲已經很難回擊,但等待時間越久,就對我們越不利。

警鐘已經越敲越響,我們的情報機構、專業記者和主流媒體都在盡忠職守的維護著我們的社會。目前,中共的「統戰部」幾乎成為了澳洲政界人人知曉的一個名稱,但決策層在十分緩慢的作出響應,這也是可以理解的。原因是,我們的政黨已在不知不覺中非常依賴於外國捐款了。在過去兩年中,向工黨和自由黨出手最慷慨的兩個人就是兩名中國億萬富翁。這兩人已被澳媒揭發與中共高層存在密切聯繫,澳洲情報局已經向兩黨高層知會了這一點。澳洲的商界和高等教育體系對這一現象反應也比較緩慢,他們普遍對中國帶來的壞處視而不見,只看到眼前的物質利益。

時間倒退到10年前,澳中關係就是從那時起改變的。2006-07年起,中國金主對澳洲政黨的捐款開始激增,直到2016年時每年都在增長。2008年4月24日,北京奧運會火炬在堪培拉傳遞,中共及其附庸召集了成千上萬人的歡迎隊伍,並且恐嚇來自相同國家的人權活動抗議者。那時堪培拉震驚了,因為我們從未見過如此激烈的場面。

2009年,當陸克文在任時,一位澳大利亞礦業高層在中國境內被逮捕並囚禁了,同時北京也不滿我們的國防政策。但直到最近幾年,這種衝突才越來越明顯,中共對我們內政、外交事務的全面干涉,變得越來越難以忽視。

比如說,從2013年起,聯盟黨政府更加立場鮮明的反對中國對東海和南海的霸佔。然後,澳洲各地就有一系列精心安排的抗議示威活動上演。

2014年,悉尼大學成立了澳中關係學院,培養了一批不同尋常的澳中關係學者。這所學院由一位中國億萬富翁豪擲180萬澳元資助建立,但後來隨著內幕的曝光,「創始人是誰?」也被有意淡化了。

2016年聯邦大選期間,同一位中國金主因為勸說工黨支持中國南海政策無效,威脅要撤回一筆40萬澳元的捐款。當年8月,澳洲政府拒絕批准把Ausgrid——一家大型電力基建公司出售給一家中國公司。報導稱,該決定是由於澳洲擔心中國會藉此入侵本國網路,獲取和美國之間的情報。

同一個月,澳洲政府發布了一份關於外國勢力入侵的秘密報告,由澳洲總理顧問和記者John Garnaut領導撰寫。

一個月後,更多關於中國金主獻金的黑幕被曝光,一位工黨高層官員Sam Dastyari因為收受了捐款,高調出席中國在澳洲舉辦的南海政策新聞發布會。最後在壓力下,此人被迫辭職下臺。

2017年初,悉尼學者馮崇義在中國被關押——被釋放回澳後,他透露自己遭到了逼問,對方逼迫他說出在澳洲的關係網。這是中共威脅、恐嚇生活在澳洲的華人社區成員的真實例證。

2017年6月5日,澳廣權威節目「四角」和費爾法克斯報紙聯合播送了里程碑式的報告節目——Power and Influence。節目部分內容引發了法律訴訟,但它喚醒了更多的人們,工黨和自由黨先後宣稱不會再接受任何國外捐款,澳洲政府宣布發動反外國干涉立法。

我們的媒體緊隨其後,系列報導紛紛出爐。澳洲情報局更多的向國會透露了令人驚訝的外國勢力活動的頻繁度,甚至比冷戰時期還要高。2017年11月,澳洲發布了外交政策白皮書。

2017年12月,Sam Dastyari辭職告別政治,有證據指出他向那位中國金主提供了違背澳洲利益的情報信息。同一個月,反外國干涉法草案被呈遞國會。當時的一場關鍵補選中,悉尼某地區華人社區流傳著一則信息,蠱惑、唆使華人不要給自由黨代表投票,而當時的工黨代表公開反對政府的「反華」立場。

2018年上半年,這場澳中關係辯論漸入佳境,熱度持續上升,反外國干涉法的討論也進入白熱化。政客、既得利益者、遊說團體、社區、工業、大學、媒體和學者紛紛參與到其中來。其中的最低點是前總理陸克文的言論,他認為澳洲「戴著反對中國的面具、實行新麥卡錫主義」。一位大學的副校長也批評政府說的「全是反華的廢話」。

但另一方的聲音也依舊強烈:2018年2月,公共倫理學教授Clive Hamilton撰寫的《無聲的入侵:中國勢力對澳洲的影響》一書克服重重阻力後出版。隨後出現了兩封學者征簽信。第一封信反對這場討論,認為討論充滿「種族歧視」,另一封信覺得討論必須進行,但是澳洲應安撫華人社區團體,不要讓他們淪為被憎恨的靶子。與此同時,中國在南太平洋的活動也引發了一些關注。

到了年中的6月28日,澳洲國會終於通過了歷史性的反外國干涉法。政界、法律界和商界越來越多的證據在湧出,中國開始在經濟和外交手段上制裁澳洲,它取消了高層官員的訪問許可和一些進口合同。

8月7日,當時的總理譚寶在新南威爾士大學發表了安撫性演說,稱澳中關係應「重設」,有些人因此認為這場關係鬧劇即將結束了。但並非如此——澳洲政府並不打算退讓一步。8月23日,澳洲政府又禁止了中國電信巨頭華為和ZTE參與本國5G網路的建設。24日,譚寶閃電般卸任總理,但新上任的莫裡森會一直沿著這條道路走下去。

下一步會發生什麼?

澳中關係正在經歷困難的掙扎期,面臨重重現實的無情考驗。所以,我們需要找到重獲平衡、繼續前進的辦法。不得不承認的是,我們未來還將面臨一些非常真實的挑戰。

我們需要讓中共明確一點,就是澳洲要的是兩國之間基於彼此尊重基礎之上的關係。衝突在未來仍舊可能發生,一些事情的後續效應會持續發酵,比如華為事件和一些投資協議的撤回等。所以,我們的政府需要堅持政策一致性。

我們需要銘記,澳洲的鄰居們也不太平。習近平在莫爾茲比港出席亞太經合組織峰會,象徵著中共在該地區的活動達到新的高峰,並將持續對南太平洋施加影響。

在國內,我們需要不斷地接觸澳洲華人社區,讓他們明白,新的立法並不是針對他們而設立的。事實上這樣做正是為了保護他們平安的生活在澳洲,免受外國勢力的一切干涉。

或早或晚,新法律將賦予我們起訴施害者的能力。如何運用這些法律仍是問題。我們的國家權力機構應謹慎行事,只有當存在十足把握的時候才可以這樣做。或者,新法律會起到強有力的震懾作用,永遠不會走到上法庭的那一步。

澳洲政府需要提升同商業團體和各州首府之間的信息互通,而在堪培拉和其他主要城市,一些關於外國勢力入侵的觀點仍舊並非一致,存在的鴻溝需要彌補。

此外,關於禁止外國捐款的立法尚待收尾,我們的反外國干涉法和間諜法體系亟需這第三根支柱來支撐和完善。

仍有來自先進技術層面的挑戰,我們該如何保護高等學府和研究部門免受間諜入侵,同時保護來自其他國家的合作方利益不會受損。

在涉及到盟友的問題上,澳洲需要在反對中共勢力入侵和中美貿易戰大形勢下清晰的站位。澳洲可以自身經驗為美國提供借鑒,這有助於美國在處理美中關係時不要太急躁。

我最後還想引用一下已經卸任的國家總理譚寶曾說過的話。不管歷史怎麼評論他,我認為譚寶會因其更改了澳洲對中關係的立場,和在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自尊方面作出的貢獻而得到認可。這些做法已為建立雙邊尊重關係打下了基石。

然許多人批評譚寶言論不當,比如「澳大利亞人民站起來了」被很多華人解讀為一種冒犯。他本可以不這樣衝動性發言,但他的基本方向並沒有錯,而且在這句話之前他說了一句更加重要的話(但是被很多人都忽視了):「我們與中國的關係太重要了,重要到不能失敗,我們必須找到一條健康的可持續發展之路。」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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