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率先停妻再娶,拋棄賀子珍而與江青同居。(網路圖片)
中國作家魯直人曾在《動向》雜誌撰文揭露,中共自建黨以來,高層利用權力滿足淫慾致使性關係紊亂是一貫的,始亂終棄,在延安時就流行這種風氣。
搶佔他人妻子的「第三者」
魯直人閱讀已經過世的原外交學院院長陳辛仁(1915~2005)的回憶錄,得知中共早期黨魁之一的凱豐,曾橫刀奪愛,充當過破壞他人家庭婚姻、搶佔「革命幹部」妻子的「第三者」。
陳辛仁是1935年與妻子房紀在東京結婚的,一年後生下女兒阿英。當年陳辛仁20歲,房紀17歲。抗戰爆發後,陳辛仁到新四軍任職,房紀則到西北大後方的寶雞工作。分別後三四年時間裏,陳辛仁也曾接到過女方的四五封來信,但一直沒有實現把房紀調到新四軍來工作的願望。一天,新四軍政委饒漱石突然找陳辛仁談話,開門見山地勸他並可以批准他「另外結婚」。陳辛仁當時覺得十分可笑,自己為什麼要「另外結婚」呢?饒漱石直截了當的說:「現在改名王茜的房紀,早已經被調到凱豐的辦公室擔任秘書工作了,與此同時,也兼私人秘書。他們已經結合到一起,這是兩廂情願的事情,如今木已成舟了!」
聽到這番話,陳辛仁才知道自己的家庭發生了婚變,悲憤之下表示不理解。就在與饒漱石談話之後,陳辛仁收到了化名王茜的女方寄來的一封信,簡單寫著幾句話:「別來數年,不知音訊,相見無期,請另覓伴侶,善自珍攝。」地址上是讓何凱豐來轉的。
接到這封信後,陳辛仁才清楚地斷定,那個改名換姓的房紀,已經高攀大樹做靠山了。後來又得知,凱豐在佔奪房紀的同時,還凶狠地拋棄了與其同甘共苦的髮妻廖似光,廖本人竟是被凱豐命令警衛員把她趕出家門外的,也是一個婚變的受害者。
中共高官在延安的第一輪換妻潮
「文革」期間,受到審查的陳辛仁從項目組口中得知,凱豐到了關外之後,為了另娶新歡,又像拋棄髮妻一樣地把房紀給遺棄了,房紀又成了凱豐喜新厭舊的犧牲品,凱豐同時對外還散佈「王茜已經死了」的謊言,不過化名王茜的房紀並沒有死,仍孤獨地活了很多年,直到1971年患癌症病故,時年才52歲。
事實上,中共自建黨之後,高層利用權力以逞淫亂是一種常態,從曾任中共宣傳部秘書的鄭超麟的回憶錄《革命與戀愛》的章節中,我們可以看出,已有家室的中宣部長彭述之先是與蔡和森的妻子向警予胡搞,後來又與羅亦農的妻子睡到了一起;向警予死後,蔡和森又奪去了李立三的妻子李一純;而羅亦農後來又奪去了賀昌的妻子諸友倫;李一純則先後與楊開智、李立三和蔡和森都組成過家庭;而與朱德的前妻(朱敏的親生母親)私通者,正是供出羅亦農的人,後遭中共暗殺。他們之間關係的混亂,到今天都很難梳理清楚。
毛澤東等人到了延安不久,中共高官開始了第一輪換妻潮,毛澤東首先停妻再娶,拋棄賀子珍而和江青搞在了一起;黃克功求婚不成,竟連開兩槍殺害陝北公學只有16歲的女學生劉茜,而且事後還大言不慚地反誣「劉氏狼心惡毒,玩弄革命軍人!」
鄧力群趁著李銳在延安整風時挨整之際,趁虛而入,佔有了後者年輕的妻子范元甄。這些都是當時延安流行的一種風氣,所以,作為文化人的王實味、丁玲來到延安之後,看到了封建性的專橫與野蠻,這才寫下了《野百合花》、《三八節有感》,抨擊延安的「衣分三色、食分五等」,「歌囀玉堂春、舞回金蓮步」等亂象。
第二輪換妻潮是1953年,中央文件明確指出:凡過去由父母包辦的婚姻屬於封建婚姻,不算數;因此,1953官場大離婚開始,不離婚的是極個別現象。第三輪換妻潮是「改革開放」以後,先富起來的人們紛紛換妻……
有一個史料,賀龍從前線來到延安,衝著王實味這幫子文人大罵:「老子在前方賣命,你們在後方罵娘!」現在看來,那些罵娘的,是從社會公正的角度出發,講出了一點真話,結果給自己帶來了慘遭砍頭的殺身之禍。而像凱豐這樣的中共「高級幹部」搶奪民女的流氓行徑,沒人批判,「延安整風」期間,凱豐不僅沒有為自己的醜行受到懲處,反倒成了整風運動中督促學習和檢查工作的主要負責人,就連被他欺騙搶奪來的房紀,後來也成了駭人聽聞的「搶救運動」中的一個犧牲品。到了今天,隨著權力的不受約束和金錢的腐蝕毒化,中共官場上淫亂更為變本加厲,無以復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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