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好文：閒話「共和」

【看中國2018年6月5日訊】

一

現今從一些時尚學者到市井愛國人士，一提起自己國家，就以「共和國」三字替代。似乎用了「共和國」一詞，不僅顯示出幾分自豪，口氣也倍感親切。由此自然衍生的，還有「共和國旗幟」、「共和國土地」或「共和國衛士」等等，估計若有人稱「共和國貪官」、「共和國地溝油」也不能算錯。當民營中小企業向銀行求貸難於上青天的時候，許多人把央企或國有大企稱為「共和國長子」。當然還有人被讚為「共和國脊樑」，何以能獲「脊樑」之美譽，是因為在「共和國」的政協會議上從未投過反對票。不久前網路傳聞，這名被詡為「共和國脊樑」的節目主持人己移民美國。至於「共和國黑煤窯」、「共和國二奶」之類，大概也就不便多說了。復旦大學一名中年教授（據說又是北大某教授的關門子弟），某次在電視銀屏上大談本國之教育，談吐中反覆不厭其煩地左一個「共和國」、右一個「共和國」，彷彿缺少「共和國」一詞的修飾，其學者成色亦將受損。由此也令我輩大開眼界：原來無知也可公開賣弄。

其實我們這個大中國，從1949年起全稱即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只因為在1979年之前的30年間，似乎名號歸名號，未見有人單獨稱「共和國」。官方文件、社論或官員作報告，習慣也多用「我國」二字。這也難怪，30年的時間內，自上而下強調的是「階級鬥爭」與「無產階級專政」，與「共和」二字好像總有些格格不入。大飢荒的年代，你能說成「共和國大飢荒」嗎？若將1957年知識份子遭遇毀滅性打擊，稱「共和國反右鬥爭」，將十年文革稱「共和國浩劫」，聽起來都有點黑色幽默的味道。總之，無論是「共和」、「共和國」，抑或是「共和政體」，對炎黃子孫而言，既熟悉又陌生。

二

市井小民不懂「共和」與「共和國」的含義，這也難怪。最早提議將國名定為「中華人民共和國」者，是著名學者張奚若在1949年6月政協籌備會上的發言。張奚若的這一提議獲毛澤東、周恩來等人首肯，於是一錘定音，「中華人民共和國」這一國名沿用至今。其實無產階級革命家們最初在老根據地江西瑞金使用的國名，稱「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抗戰時期毛澤東一心想著建立「中華民主共和國」。直至「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國名雖與時俱進，但「共和」二字絕不會放棄，可見「共和」二字意義之重大，使得任何人也不敢隨意抹掉！

張奚若是崇尚民主政治的學者，早年獲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學位，深服盧梭的政治哲學，後在清華大學講授《西洋政治思想史》，與金岳霖、徐志摩等同為太太（林徽因）客廳的常客。作為一代自由主義知識份子。張奚若對西歐共和政體頗有研究，當然不會不清楚共和政體的含義。上世記40年代，他在文章中即曾指出：「中國要有光明前途，只能是廢除國民黨一黨專政和蔣介石個人獨裁。」新中國成立前夕，他提議用「中華人民共和國」作國名，究竟是否貼切也只有他自己心裏最清楚。朝代更換時期留在大陸的知識份子彷彿是個謎，他們既想在戰亂結束後的安定時期潛心學問、建功立業，又想與新政權保持良好關係，選擇留大陸也許本來就是一種觀望。其實張奚若在知名學人中算是敢講話的了，在1957年初統戰部召開的座談會上，張奚若以為真的可以幫助黨「整風」，居然直言指出執政黨與政府的偏差：「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視既往，迷信未來。」這一席話若出自別人之口，是徹頭徹尾的反黨言論。但張奚若竟無驚無險，原因是毛澤東很清楚：張奚若僅僅口頭議政，不願參政，更不願當官，所以屬「無政治企圖」的「好人」——想胡說兩句就讓他胡說吧！這使張奚若在知識界獲得「不死鳥」之稱。

不過即便是張奚若這樣的「不死鳥」，要求他「知無不言」也不現實。所以他提議使用的國名「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其中「共和」二字的含義，他選擇了「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對策。也許在私下裡與知交暢談時免不了流露真知灼見，免不了會談到「共和」二字的真諦，但這也只能是猜測而已。於是在30年的時間內，這位自由主義學者所看到的，要麼是全民在大飢荒中受煎熬，要麼就是伴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的口號，全民喪失理智地大搞「階級鬥爭」，知識份子普遍遭受厄運。

三

與此現象對應的是，國內各種媒體、刊物，長期以來對「共和」、「共和國」與「共和政體」等片語，也一律保持緘默。不僅是媒體或刊物，從1949年以來的60餘年內，在大、中學校的課堂上，也絕無教師對國名「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共和」二字作出解釋。一代一代讀書人從小學讀到大學，全然不知「共和」是什麼意思。直至本世記初，才出現一部題為《走向共和》的電視劇，把延續2000年的帝制，由苟延殘喘到壽終正寢的過程展現出來。《走向共和》的最後一集中，孫中山有一段演講，對人們理解「共和」有明顯啟示，卻很快被「共和國」的文化管理部門刪除了。這對「共和國」而言，不啻是一種嘲弄；「共和國」的臣民，要想弄懂「共和」的含義，真是不容易。

翻開權威工具書《辭海》（1989年版），居然同樣沒有對「共和」的詮釋，只提到青海省有一縣，名「共和縣」；再看發行量達幾十億的《新華詞典》（1981年版），對「共和」一詞的簡單註釋是：

共和——國家元首和國家權力機關定期由選舉產生的一種政治制度。

恕我直言，《新華詞典》對「共和」的詮釋，完全屬似是而非的胡說八道。

最早通過電視媒體，讓家家戶戶熟悉並使用「共和國」三個字的，是軍旅歌星董文華。1979年中國政府對越南實施「自衛反擊」，這個被稱為福建「紅樓女主人」，其實也即「共和國二奶」的董文華，緊緊把握機遇，用歌曲《血染的風采》鼓舞士氣，其中反覆詠唱的副歌是：

如果是這樣／你不要悲哀／共和國的旗幟上／有我們血染的風采

從此，「共和國」一詞隨著《血染的風采》傳遍大江南北。當無數士兵因聽著「共和國的旗幟上，有我們血染的風采」而熱血沸騰，衝進槍林彈雨的時候，誰又會想到那位「共和國二奶」正躺在「紅樓」裡尋歡作樂？鄧小平南巡，深諳投資機會的董文華，又立即奉獻一曲《春天的故事》。若非「紅樓」東窗事發，等到薄熙來在重慶「唱紅打黑」得手，我猜度人們在電視旁又將聽到她歌頌「共和國打黑英雄」的妙音。董文華不僅是「共和國二奶」，她的聲樂「藝術」也早就是「共和國」政治的二奶。然而誰又會想到，30年來人們對於「共和國」三字抱著姑妄聽之的態度，突然之間竟因了一曲《血染的風采》，從學者到市民，都以口稱「共和國」為時尚。

四

共和一詞最早源自古羅馬。共和的含義是指不同政治權力依靠制衡而形成的和平共存。古羅馬的共和制，也許受古希臘自然科學發展的影響：當一個物體沿某方向運動時，若要想制止，唯一的方法是依仗另一個質量相同、方向與之相反的力的作用，這就是制衡。當這種制衡的共和政體消除以後，羅馬共和國走向羅馬帝國，古羅馬的滅亡也就注定了。18世記法國啟蒙思想家孟德斯鳩按傳統方法，將社會政體形態劃分為三種：共和政體、君主政體和專制（暴君）政體，其中共和政體又分民主共和制與貴族共和制兩種，民主共和政體是由全體民眾擁有最高權力的體制，貴族共和是一部分人擁有最高權力的體制。稍後的蘇格蘭啟蒙思想家們又稱古典共和與現代共和，無論古典共和制抑或現代共和制，本質上強調的是權力制衡。

1789年法國大革命突然爆發，巴士底獄的攻佔成了大革命的光輝標誌。次年通過《人權宣言》，兩年後法蘭西第一共和國宣布建立。再接下來一年，隨著路易十六被推上絞刑架，雅各賓派專政也已形成，共和至此名存實亡。法蘭西民族比我們更懂得為權利而戰，卻不懂對權利的理性維護。雅各賓派的領袖們，除了響亮的革命口號，沒有留下絲毫有關共和的真知灼見。真正的共和，是一種權力遭遇另一種權力的阻擋或制衡，使革命衍變為妥協的結果。整整200年後的東歐天鵝絨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得益於對法國革命中浪漫激情有餘，而理性不足的警惕。

已故經濟學家楊小凱，對共和也作過精準的詮釋。在他看來，上世記前期以北大為核心的「五四」運動中，提出「民主」與「科學」的訴求，卻不懂由權力制衡導向的共和，才是人類文明史上更重要的大智慧。楊小凱認為，共和與民主不一樣，民主的含義是把選票交給臣民，其中含少數服從多數的意味，由此極易導向多數人暴政；而共和是依靠制衡形成，恰恰是對少數的保護——共和是對民主的不信任。簡言之，共和就是容許不同聲音存在，共和就是權力制衡。共和國沒有臣民，只有公民。

共和，是人類最高政治智慧的結晶；民主共和政體，是人類社會理想的終結制度。共和在世界範圍的光輝實踐，迫使極權主義者們不敢公開站在反共和的位置上，他們唯一的選擇是打著共和的旗號抵制共和，把一個與「共和」風牛馬不相干的國家，包裝成「共和國」，再藉助意識形態壟斷和信息敞屏，行反共和之實。如曾經是極權主義罪惡統治的蘇聯，全稱就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差不多同時壽終正寢的東德，也曾經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就連世襲君主極權制的朝鮮，至今也依然是「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

當人們熱衷於將「共和國」一詞掛在嘴上唱的時候，還有多少人在意自己的「共和國」，究竟是真共和，還是假共和？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