貿易戰其實是世界經濟秩序再平衡的大棋局(拍攝:Donarreiskoffer 維基百科)
【看中國2018年4月8日訊】最近的美元,在國際舞臺唱了一出雙簧戲。川普(特朗普)總統前段時間對媒體說,「希望看到強勢的美元」,但是美元的表現是一路走弱。這與川普對外宣稱的強勢美元其實是背道而馳的。
川普的「美國優先」理念使得全球經濟都對於未來抱有很強的不確定態度,尤其是最近他公開表示的對鋼鐵鋁材徵收關稅以及對中國的提出的大額關稅措施,更是引發憂慮。
以上的種種跡象,是不是預示著全球的貿易戰真的會來臨?在越加面臨變化的未來,中國經濟又會前往何處?
一、美國主導的全球經濟體系何以形成
我們首先來回顧一下美元成為國際貨幣的歷程以及與之配套的美國經濟發展的歷程,這有助於理解現在的「貿易戰」本質是怎樣一回事。
從歷史上看,直到二戰結束,隨著美國的國力和經濟崛起成為資本主義世界的主導國家,美元才逐漸取代了英鎊的地位,成為國際主要貨幣。
1947年創建的佈雷頓森林體系正式確立了美元直接和黃金掛鉤、世界其他貨幣比兌美元的國際間貨幣交易準則。自此,美元凌駕於其他貨幣的時代正式開始。
不過,在二戰以後,隨著援助歐洲以及韓戰、越戰的爆發,陷入泥潭的美國愈加發現,美國經濟正在遭遇越來越嚴重的負擔,然而美元卻大量的流向了自己的歐洲盟友和日本,再這麼下去,其實是美國主動的幫了西歐和日本壯大經濟勢力。
因此在這個時候,美國不幹了,1971年尼克松總統宣布美元和黃金脫鉤,改變了過往的全球貨幣政策。
新的政策不同之處在哪裡呢?最大的不同就在於:美國經過這些年已經看明白,就算美國讓美元和黃金脫鉤,也不會影響全球經濟的基本格局。
畢竟經過多年經營,全球經濟已經在一定程度上被納入了美國主導的體系。即使和黃金脫鉤,資本主義世界仍然不得不接受美元作為主要的國際通貨。
白宮前顧問布熱津斯基曾在《美國的首要地位及地緣戰略》一書中說:美國多年以來向全球推廣自由貿易和不受約束的經濟競爭,這個策略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歐洲國家普遍的「福利思想」,以及亞洲各國在經濟上的保守文化。
受美國的影響,以歐亞為代表的全球各國都開始追求經濟數字的增長和自由競爭的文化,日益成為美國主導的全球化拼圖的一個組成部分,同時,美國也以此鞏固了全球的經濟體系。
有了這個事實上遍佈全球的「美國體系」作為基礎,美元的發行實際上有機會變得更加具有隨意性和可操縱性。
從理論上來講,美元因為和黃金脫鉤,美國的聯邦預算也可以不受限度的擴大,換言之,美國的對外投資和國內消費可以任意膨脹,而不用有任何顧忌。債權輸出給其他國家,美國自己則留下債務。
世界日益形成了美國主導的第三世界債務國和發達的工業化國家兩大陣營,兩者相互制約,形成穩定格局。長此以往,很多國家在多年以後也逐漸習慣了美國的高債務率和巨大的貿易赤字。
在這種特定的美元政策之下,美國經濟的增長方式也發生改變。過去支撐經濟的製造業逐漸從美國轉移國外,美國只需要生產不需要任何實物支持的美元紙幣,世界其他國家只需要生產可以用這些紙幣購買的商品。
受此支配,全球各國的央行別無選擇,只能用手中的美元購買美國財政部的債券,為美國的國際赤字融資。因此,美國的國際赤字越大,新興市場手中的美元結余就越多,不得不購買的美國債券就越來越多。
實際上,全球的美元左手倒右手,轉了一圈又回流到美國財政部。在這個不斷循環的貨幣遊戲之下,美國的國內金融市場形成了高度的繁榮。美國的投資者和國際投資者不斷把資本投入到日益金融化的美國市場,與此同時,全球的央行幫助美國財政部用美元融資(用於對外戰爭等大型開支)。
二、中國的經濟增長與全球貿易結構調整
在《貨幣與強制》一書裡,經濟學家科什納認為,國際貨幣的作用在於通過經濟手段讓多國對於某一貨幣形成依賴,從而形成貨幣區,並且利用貨幣區的貨幣依賴性,來定向進行經濟的扶持或破壞。
實際上,美元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已經依照對於美元依賴的程度將全球分化為了各個不同的貨幣區。掌控全局的大玩家,是美國自己。歐洲和新興市場曾經試圖挑戰莊家,但並沒有成功。
這種玩法玩的太久,逐漸令美國成為了一個金融越來越大,實體製造越來越小的經濟體,加上不受限制的自由經濟,終於在進入21世紀以後沒幾年就釀成了席捲全球的金融風暴。目前的美國,在對這一切進行修正。
製造業外包的在勞動力市場的結果就是大量美國工薪族失業,在資本市場就是帶來了美國經濟多年來的高度投機化。美國國內的貧富差距和矛盾,由此日益加劇。
實際上,國際貿易始終是一種博弈遊戲。一個國家必須要放棄某些絕對的貿易利益,才能獲得另一些更大範圍的貿易利益。
美國利用美元政策退出了實體製造業,享受到的好處包括享受到更低價格的商品和勞務,以較低的支出享受更高的生活水平,美國的企業可以更低的支出獲得更高的回報,從而推高了股市的繁榮程度,製造出泡沫。
那麼,中國在這個全球的經濟格局中曾經扮演了什麼角色呢?
一定程度來說,中國在2001年入世以來取得的經濟發展,是美國推行去工業化策略、將大量業務外包的結果。
外包的內容包括境外設廠投資,轉口進貨,補充加工等等形式,最後的結果就是美國經濟成為了生產服務和消費兩個部分完全發生在兩個相距很遠的地方。在這當中,外包業務最主要的國家就是中國和印度。製造業外包給中國,服務業外包給印度。
根據美國經濟評論家費雪曼的估計,入世以後,中國對美國的出口有超過12%是供給沃爾瑪的。沃爾瑪等超大型機構幾乎佔到美國零售業的四分之一,它們從中國採購的商品佔據總量的近70%。
用毫不誇張的話來說,中國經濟其實是美國開設的一個大型「海外分廠」,中國的商品出口價格決定美國商品的零售價。
中國在這個歷史的進程中,一度扮演了不起眼的「工廠小弟」的角色。不過,中國的最厲害武器是人口,在1990年代到21世紀前十年,中國的勞動力人口一直都具有數量龐大、結構年輕化這兩個特點。依靠著超大數量的人口流量,這個「工廠小弟」在短短二十年時間內完成逆襲,依靠勞動密集產業積累下了巨額財富。
換句話說,中國充分利用自己特殊的社會優勢,在幾十年時間內,改寫了經濟增長從「勞動密集」到「資本密集」再到「知識密集」的發展規律,讓經濟的增長方式從資本密集型「退回」到勞動密集型。
在受教育程度並不高的龐大農業人口基礎上,中國發展出了加工製造業和高速的城鎮化。在中國資本積累的最初階段,城市人口只有10%,卻硬是依靠著佔據90%的鄉村地區勞動人口,創造了經濟高速發展的所謂奇蹟。
而當歷史的進程走到今天,美國開始調整經濟戰略,過去執政的民主黨所力推的全球化、全球貿易合作等等理念被扭轉。傳統價值觀的回歸,讓美國重新回收製造業,用製造和實體業讓美國再次偉大成為了這個時代的主旋律。川普的出現,就是這種變化發生的關鍵節點。
所謂貿易戰,其實也就是全球貿易重回平衡,美國在貿易端讓利的時代正式宣告結束。如此而已。
無論是過去的貿易盟友還是競爭對手,現在川普的態度現在都是一律用徵收關稅和貿易戰的武器作為威脅。在談判桌上屢屢亮牌的美國,最終目的是重新讓實體業回流美國,強制結束美國向全球貿易讓利的時代,對歐洲如此,對新興市場也是如此。
我們需要通過現象看到的,不僅僅是美國貿易戰這張撲克牌,而是整個全球經濟結構面臨調整的本質。
根據最新的數據,美國2月的非農就業崗位增加31萬個,這是近一年半以來最大的增幅。
細分行業來看:建築業的就業情況最好,新增6.1萬個崗位,為2007年3月以來最多。2月製造業崗位增長3.1萬個,為連續第七個月上升。零售行業崗位跳漲5.03萬個,為2016年2月以來最大增幅。金融業崗位增加2.8萬個,為2005年10月以來最大。
可見,勞動力市場正受益於美國國內需求強勁、全球經濟成長改善。可以說,美國政府推出1.5萬億美元減稅計畫後,美國企業信心滿滿。與此同時,工資水平和通貨膨脹率卻並沒有大幅上升,這說明減稅政策下的美國經濟正在以一種較為平穩的速度恢復,未來的加息也會以漸進方式進行。
三、川普的經濟政策或將成為中國繼續改革的契機
雖然川普是一個有爭議的總統,但是他振興美國工商業的基本經濟戰略,的確在就業市場和資本市場上實在的提振了美國經濟的表現。
川普一系列經濟政策的結果,就是在收回全球貿易敞口的同時,這使得在十幾年來並沒有做好經濟和制度轉型準備的中國,完全的措手不及。
以2001年入世和2008年制定4萬億刺激方案為兩個時間節點。中國分別通過加工製造業和公共投資拉動這兩種方式,獲得了兩波明顯的經濟增長和資本積累。
然而,在獲得數字單純增長的同時,中國並沒有未雨綢繆,充分利用資本的積累主動謀求經濟增長方式的升級,而只是順著既往的經濟軌道滑行。
這種歷史階段性的錯失造成了現在中國所有的經濟政策都必須以美國經濟政策為藍本,只能被動的應對。
以這次川普的經濟改革為例,在去年12月參眾兩院通過稅改法案後,市場普遍預期的幾大效果現在全部都兌現:首先是資本回流美國,其次是全球政府不得不開始減稅改革,第三是全球製造業的結構性調整,製造業高速往美國和低稅率、低成本地區轉移。
然而,中國卻完全沒有主動利用過去幾十年的「發展紅利」進行相應的改革。例如減少企業運營成本、改善營商環境、使勞動力結構更合理化等等工作來提前預防這些問題。
缺乏預見性和計畫性最後的結果,就是中國經濟未來將無法依靠市場力量自然外擴,而只能反過來依靠行政力量不斷內收,越來越具有關起門來發展的趨勢。
但是,由於之前QE週期和貨幣持續放水帶來的資產價格騰貴,內需消費能力已經被擠壓到一定的程度,短期內依靠內需拉動經濟重回過去的高增速,已和夢囈無異。種種因素累積起來,將形成一種可預見的、緩慢的整體經濟下行。
雖然中國仍然可以依靠行政力量避免所謂「經濟硬著陸」,但經濟增速以一種「溫水煮青蛙」的方式進一步放緩,已成為必然趨勢。
總而言之,號稱「計畫經濟」中國的經濟實際上的表現是應變力嚴重不足、政策缺乏預見性和計畫性,具有散漫低效的特徵;相反,號稱「自由經濟」的美國,其政策的持續性和計畫性可以持續幾十年以上的時間,並且是無論美國政府如何選舉換屆,我們都能從長時段的歷史中梳理出清晰一貫的經濟計畫的脈絡。
在全球經濟結構經歷調整的今天,中國不但面臨資本外流以及製造業結構調整的挑戰,並且還將面臨更大的外部貿易壓力。
最新的海關數據顯示,中國在2018年2月的出口創下了三年以來單月最大增幅。在美國以「貿易戰」作為談判籌碼的今天,這個數據的出現意味著中國勢必要想更多的辦法以便在表面上保持一種「貿易平衡」:
例如擴大進口,吸引外資進入中國,履行多年以來一直沒有兌現的進一步開放市場的承諾等等,盡量避免紙面上的貿易戰成為無可挽回的現實。
當然,在全球貿易重新平衡的大棋局之下,中國經濟的整體放緩並不是鐵板一塊。
但那些承擔了「門戶開放」作用的城市、地區和行業,會具有明顯的優於中國內地其他地區和行業的發展前景和增長速度。涉及進口貿易、國際投資,尤其是新能源、醫療、電訊、教育、養老等等方向的產業都會出現不同程度的利好。
從積極方面看,中國的經濟或許會迫於外部壓力而進行改革,進一步開放內地市場,形成更充分的行業競爭,如此,普通消費者將從中獲利。
但如果從悲觀的角度來看,「貿易戰」可能會成為中國經濟進一步下行的原因,並且導致中國加強推行保守的經濟政策,如此,整體的經濟活力將進一步下降,普通人利益因此受損。但與此同時,內地的封閉對於粵港大灣區和自由貿易區等少部分經濟開放程度較高的地區,則又是絕對的利好。
簡單來說,變局和挑戰的來臨,往往也孕育著不同的機會。中國如何應對這次的全球貿易和製造業結構調整,會決定未來相當長時間國內的基本經濟走向,也影響每一個人的利益。是有計畫的走向開放市場,還是有計畫的走向開放的反面,我們只能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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