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民國時期的燕京大學校園。（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民國時期高校教師的待遇情況

民國時期，為推動高等教育的迅速發展，民國歷屆政府都推行了教授高薪制度。

1917年5月，北洋政府頒布《國立大學職員任用及薪俸規程》，將國立大學教員分為4等，每等又分6級，共24級。其中，正教授月薪300∼400元，本科教授月薪180∼280元，預科教授月薪140∼240元，助教月薪50∼120元。當然，各校在實行過程中又根據各自的情況制訂了不同的標準，但浮動不大。

1927年國民政府建立以後，對教師薪俸的等級規定和發放形式建立了較完善的體系，教師薪俸額保持增長的趨勢。1927年9月，教育行政委員會公布《大學教員薪俸表》，規定：教授月薪400∼600元，副教授260∼400元，講師月薪160∼260元，助教月薪100∼160元。1929年12月制訂的《國立中央大學教員薪俸現行標準》就遵照了這一規定，稍有不同的是將助教月薪最低定為90元，但同時規定助教可每年加薪10元。如清華大學，在1928∼1936年期間，教授月薪300∼400元，高的可達500元；專任講師128∼160元；教員120∼200元，助教90∼140元。資料顯示，教授最高月薪600元，與國民政府部長基本持平。當時普通警察一個月2塊銀洋，縣長一個月20塊銀洋。因此，教授們的生活狀況可想而知。

抗戰期間，物價飛漲，高校教師的實際收入大為減少，多數教授生活困難。但國民政府和一些地方教育部門為確保高等教育的發展，通過提高薪金、平價供應及實物補貼等不同的方式，來解決高校教師的待遇問題。

總之，在整個民國時期，高校教授雖然說在不同時期待遇有所不同，但總體上來說，教授們的薪金待遇始終維持在一個較高的水準上。尤其是1927年到抗戰爆發前的十年間，由於政局相對穩定，物價平穩，教育經費相對充足，這一時期大學教授們的生活狀況非常優裕，如不少教授出門有車、家有佣人、居處有獨家院落，在生活必要開支外仍剩有不少閑錢。

民國高校教師高薪制度得以推行的原因

民國時期之所以在高等教育領域推行教授高薪制度，有著多方面的原因。

首先，是民國政府對高等教育的高度重視。「十年樹木，百年樹人」，在積貧積弱的晚清民初之際，有識之士愈發重視教育對於提高人民素質的作用。尤其是一批從海外留學歸國的知識精英，他們看到了西方高等教育對社會發展所起的巨大推動作用。因此，在他們的大力倡導下，不管是民初的北洋軍閥政府還是後來的南京國民政府，對中國的近代教育事業特別是高等教育都予以高度的重視。

在兵荒馬亂的民國時期，經費是教育事業發展的關鍵因素，為了確保現代教育事業的迅速發展，南京國民政府頒布的《教育憲法》規定：「邊遠及貧瘠地區之教育文化經費，由國庫補助之。其重要之教育文化事業，得由中央辦理或補助之。」「教育、科學、文化之經費，在中央不得少於其預算總額15%，在省不得少於其預算總額25%，在市、縣不得少於其預算總額35%，其依法設置之教育文化基金及產業，應予保障。」雖然由於種種原因，教育經費在實際上並沒有達到憲法中的規定，但是以憲法的形式來規定教育經費的數量，一方面表明瞭政府對教育的高度重視，另一方面也促使地方政府在各項開支中，要優先保證各地教育經費的使用。

其次，這一制度之實現，也得益於當時中國高等教育的規模較小。在兵荒馬亂、內戰頻仍、軍費開支巨大的民國時期，教授的薪水能夠得到基本的保障，與當時的高校規模小、教授數量少有密切的關係。民國時期，由於中國現代高等教育剛剛起步，因此，高校的數量和規模都比較小。資料顯示，民國時期中國大學的數量直至抗戰前夕的黃金時期，也只有110所左右。1932──1933年，全國大專院校學生註冊人數是42710名，1933──1934年增加到46785名。1934年，中國高校共有教員7205人，其中教授2801人。北京大學只有教授56人，清華大學只有教授87人，便是規模最大的中央大學也只有教授197人，而國際馳名的協和醫學院則只有十餘名教授。1936年，學校有108個、在校生41922人、教員7000餘人。其教師的總體數量相當於現今國內三所一流大學之和，這一數量遠遠少於軍政界、黨務界主流人員之總數。正因如此，教授們的高薪制度才得以基本保障。抗戰前夕，曾任羅家倫助手、兼具清華和中大背景的郭廷以有言：「一九三二年後，教費從不拖欠，教授生活之安定與近二十年來所未有。」試想，如果民國時期的高校規模與現在相當的話，那麼在那個政治較量和軍費開支優先的年代，教授們如此優越的薪水待遇是無論如何也保證不了的。

民國教授高薪制度的影響

1.促進了民國學術的卓越發展

高薪制度保證了教授們相對優越的物質條件，使其可以專心地從事自己的學術研究而無後顧之憂；同時也為他們的教育、科研提供了雄厚的經濟基礎。民國時期，中國大學達到世界前沿的學科數量已不少，如清華的文史、數理，北大的文史，協和的醫學(以及中央研究院涵蓋的部分領域)都蜚聲國際；此外，交大和北洋的工學、金陵的農學、南開的經濟學、東吳的法學等，都初具國際知名度。與此相伴的還有一批具有國際前沿水平的一線學者：以清華為例，中國學方面的陳寅恪、趙元任、馮友蘭、蕭公權、劉文典等都是當之無愧的國際前沿學者；數學方面的孫光遠、華羅庚、陳省身等；物理方面的薩本棟、吳有訓、趙忠堯等；化學方面的高崇熙、薩本鐵；生物學農學方面的戴芳瀾等都是享有國際盛譽的一線學人。

2.有利於知識份子保持獨立自由的精神風骨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物質條件成為知識份子能否保持精神獨立的重要因素。比照當今學術界，「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這幾乎成為民國教授們的精神寫照。在時代夾縫裡生存的民國教授，之所以能夠堅守其獨立立場，在種種藩籬之中，捍衛並享受著精神的自由，除卻時代和個性的因素之外，不能不說優裕的物質條件是其人格獨立的物質基礎。

3.有利於推動社會事業的發展

充裕的物質條件，使教授們在生活工作之餘仍有不少資金節余，這為他們從事其它社會活動創造了物質條件。他們利用這些資金或是辦學、或是資助青年學生留學、或是創辦刊物，這些活動都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近代中國社會事業的發展。例如，胡適在抗戰前十餘年間便先後辦有《新青年》、《現代評論》、《新月》、《獨立評論》等大牌名刊，而且資助林語堂遊學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