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被打成右派：傷疤從來就沒有長好(圖)
反右運動（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看中國2017年8月4日訊】受訪人：康明前，男，78歲，甘肅省武山縣城關鎮百泉村人。因為父親和兄弟涉案，1961年從甘肅省蘭州西北大學肄業，回家務農。1978年後恢復工作，在武山縣農中任教。多年前退休回家，陪伴妻子。
他的父親是星火案人員何之明的房東。
地點：甘肅省武山縣城關鎮百泉村康明前家
時間：2017年4月3日、4日
錄音長度：65分鐘
前記：這次採訪，在武山我沒有任何熟人，完全是按圖索驥，一切線索來自向承鑒先生的《煉獄歸魂》和胡傑先生的《星火》，到什麼地方、找什麼人、問哪些問題、問清楚哪些疑惑，我走之前都一一寫下來。可是幾十年了，很多地名都有修改和變化，就是當地司機，也不知道我要找的「謝家坡」在哪裡。
但是，我相信，人在做，天在看，只要腳踏到路上，自然就會有人引領。比如尋找康明前先生，我下了車，和路邊的一位老人家聊了聊，很無意的詢問：「你知道康明前嗎？是這個村子裡的嗎？」「康明前就是我哥(堂哥)，我領你去，他現在退休了，在家呢，身體也不好，老婆子身體也不好。」喜出望外中，我跟著老人在村子的小巷裡轉來轉去，這麼大的村子，如果沒有人領，真不知道怎麼找人。
老人在一家比較陳舊的小院前停下腳，說：「這就是康明前家。」推門進去，一間小屋上面煙筒冒著青煙。老人家敲門進去，面前是一位大個子，頭髮灰白，目光有神，相貌極好的老人，能看得出，他年青時一定是千里出一的英俊男子，聰明過人。
「您就是康明前嗎？」
「我就是康明前。」
我上前摟住他的臂膀，就像摟住多年不見的親人，忍不住淚眼扑簌。我曾經多少次在向承鑒先生的筆下看到的「康大伯的兒子康明前，就像我的兄弟一樣，學習出色，卻因為我受了很多苦。」此時，他就活生生的在我面前，我也說不清自己為什麼這麼難過這麼委屈。
依：康伯伯，向伯伯讓我來看看你們，他現在年紀大了，想來也來不了了。
康：老向，好著沒有？我去年還和他通過電話，他說想回來看看，可能也回不來了，快八十的人了。
依：向伯伯來不了，我就說，我替他跑跑，來看看你們，然後照點像片，讓他看看，他看到了也高興。也請你多介紹介紹情況，讓我們年青一點的人知道這段歷史。
康：那成，那成，我們這一代人活著，還有人清楚，我們一死光，就沒有人能說清楚了，過去的事情，我現在給你怎麼說呢？多得說不完，苦得沒有辦法說，一提起那個，就讓人心裏難受，太苦了。
依：康伯伯，慢慢說，我也不想揭傷疤，但是又很想弄清楚一些事情。慢慢說，我對那時候的生活、發生的事情也很有興趣。當時何之明在這裡下放，他後來寫過一篇文章，提到百泉村餓死了三分之一的人口，你知道嗎？
康：我們這裡就是百泉村，以前的百全大隊。餓死多少人我沒有統計過，反正餓死的人多。我的大伯是餓死的，就是我父親的哥哥，去世的時候就是六零年，才六十出頭些。餓的沒有辦法，就餓死了。他死的時候，我還在蘭州哩，回來了人都不見了。大伯伯叫什麼名字我都不記得了。
依：那時候這裡也「反瞞產」嗎？就說農民自己私藏了糧食？
康：有，各處都有，人家有那個現場會反瞞產。我們這裡一個飼養員管著隊裡五、六個牲口，就有點機會，偷了隊裡十五斤黃豆，那個黃豆是給牲口吃的，他拿回家就埋到地裡，想慢慢給家裡人吃。結果隊裡是翻箱倒櫃家家挖，人家是計畫好的，就說：「他是個飼養員，肯定把牲口的飼料給藏下了。」翻箱倒櫃的人一進去就把這十五斤黃豆給找出來了。這個晚上他就上吊了。他姓李，奶名叫「雞架子」，官名我還記不得了。當時還沒有打他，人家證據搜出來了，他就害怕的上吊了。家裡搜出糧食是不得了的事情。
依：康伯伯，請你給我講一講你父親當時被打入「蘭州大學右派反革命集團」的情況？
康：我是三九年出生的，向承鑒還比我大一歲。當時，我是西北師大的，是五九年考上去的。你說，農村的娃娃上個大學多不容易，所以我學習是很用功的。到六零年我爸爸，就是我父親就變成反革命集團了。
那時候，向承鑒還沒有住在我家，那時候他在山丹哩。這裡下放了四個蘭州大學的右派，何之明、楊先勇、朱松存、錢昌文，這是下放到百泉的四個右派。當時農業社就把這四個右派給整壞了，他們每個月給隊上交上三十斤糧票，但打飯的時候和農民一樣，就給打一馬杓菜湯，清湯湯，根本就吃不飽。
那是五九年還是六零年，我在師大上學，放假回來，我見過張春元一次。他下放是在天水，但是到這裡來過一次，和學生見面。人長得俊氣，很精幹，但是和我沒有說過話。
當時我爸爸就在這裡，成份是貧農，這裡有一個梨園，我爸爸就給生產隊看梨，就在地裡種一點瓜。那時候，我在師大哩，家裡再沒有人，就我母親一個，家裡有空房子。我父親說：「就讓娃娃們住在我家，我撿點落下來的爛梨，就可以添肚子嘛。摘上一個瓜給娃娃們吃，能填一下肚子，反正沒有飯吃嘛。」
這些娃娃對我父親也特別好，我父親也很稀罕這些娃娃們。結果到了六零年的九月三十號晚上，人家是集體行動，把這些下放到地方的蘭大的右派全部抓了。把我父親也一起抓了。
依：你爸爸是個農民為什麼要抓？
康：我爸爸不識字，怎麼能是反革命？人家說你在照顧反革命著哩。正因為他是個農民，把他帶到監獄裡面關了兩年，就釋放了。沒有給判刑就關了兩年，那時候就是這樣的政策。我爸爸被抓去了，我也就不能讀書了。
依：你那時候讀幾年級了？
康：我讀大學三年級，馬上就是反革命家屬。人家西北師大把我考察了一次，考察的結果我沒有參加反革命活動，書我還能讀，但是我自己不能上了，因為家裡就剩下我媽媽一個人了。這幺小的腳，前面有幾分自留地，種上一點麥子，可是沒有一個人敢給我媽媽幫個忙，這幺小的腳，拔上些莊稼抱回來。
我給媽媽說：「書我不念了，我回家來。」我就這麼休學了。(註：回憶往事，康伯伯眼睛裡充滿眼淚，從此他的人生走向了另外一個軌道，從一個大學生變成了一個農民。)
依：從學校回來，家裡還很餓吧？
康：我回來幾乎餓死了。我是六一年休學回來的，就在農業社勞動。六一年、六二年，我在這裡，這個大隊書記對我特別的好，生產隊有十畝地的高粱，他就安排我去看守那個高粱去，那時候偷的人多得很。我每天偷幾個穗子回來，天天偷，就是監守自盜。結果大家也偷，把那十畝高粱給偷光了。
依：你偷得最多？
康：我承認我偷得最多。我偷上些高粱頭放在背篼裡，上面蓋上草拿回來，我媽媽把顆顆弄下來，放在炕上烤乾，在磨子上磨碎，做高粱面的攪團、拌湯，就靠這些高粱把我和我媽媽的命保住了，就這麼活下來了。還不敢讓人看著，把高粱桿子在炕洞裡一燒，沒有人能看見。
依：那個高粱吃多了腸胃會很澀？
康：它和白面不一樣，吃多了大便不下來。
依：那你後來的情況呢？
康：我是個大學生，但是我不能給共產黨工作，因為父親是反革命。後來連我的孩子出門，小娃娃都喊叫：「反革命！反革命！」娃娃都不能當兵，沒有辦法，我就一直務農。我從蘭大回來種地種了十幾年哩。到了七幾年，人家政策變了，師大給我了一個肄業證，我才有了工作。那時候人家教育局都批下來了，鄉上的幹部還不讓我進校。楊書記說：「不能讓他進來，他進來，我就去貼大字報。」縣裡教育局的文件下發了，還不讓我恢復工作。我有文化，能到學校當個老師教娃娃們。
依：你是哪一年開始工作？
康：七八年，在農中當老師，算是國家的編製，也是個安慰。
依：你以後找對象成家有沒有受到影響？
康：沒有，她家是地主，我是反革命，就剛好配上。那時候，我們的娃娃出門都被人家打，人家說打的是小反革命，用彈弓把我的娃娃打的頭上流血。把我的堂兄弟都影響了，都不讓去當兵。
依：他們的雜誌《星火》是藏在李大爺家嗎？
康：這個雜誌我沒有見過，是藏在李堡，就是向承鑒住的那一家子，藏在李泰來家裡。李泰來的爺爺李德明和他奶奶把雜誌給藏起來了。那時候我還沒有見過向承鑒，他和我父親關係好。何之明在我們生產隊，我和他關係比較好。這些娃娃有才華，文章寫得好。李大爺、李大娘早都去世了，他們的女兒、女婿都去世了。
依：他們審問過你爸爸嗎？有沒有挨打逼供什麼的？
康：沒有打，一個農民嘛，沒有文化，不識字。監獄裡的人也知道他啥也不知道，一問三不知，什麼都不知道。等我爸爸回來，我就問：「他們問過你沒有？」我爸爸說：「問過，我是什麼都不知道。」結果調查，我爸爸沒有問題，就放了。他就是一個農民嘛。我爸爸出來以後還是在生產隊勞動，給戴著一個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也沒有見過什麼文件。還是以反革命對待。
依：你的父親是哪一年去世的？
康：我爸爸出獄後兩年後就生了個病，在監獄裡的那個驚嚇害怕，吃不上，身體就不行，不久就去世了，那時候我已經回家了。我爸爸剛抓的時候，我還上學著哩，但操的家裡的心，第二年秋天收莊稼的時候，我媽媽收不來，我就傷心了，老人家養咱後人幹啥呢？我上大學出來，我就沒有媽媽了。我就下決心從蘭州回來了，不唸書了。
依：我聽說還有一些農民被牽連到這個案子裡面，其中有你的親戚或者認識的人嗎？
康：有，有，還有我的哥哥劉武雄(也叫劉五雄)。我媽媽在姓劉的家裡生下的一個弟兄，他父親死了以後，我媽媽就改嫁到我們家，就有了我。他就是我同母異父的哥哥，一個媽媽兩個爸爸的關係，他叫劉五雄，有些人叫他劉武雄，都能成，他和我父親是同一個案子。當時是在武山的洛門開的宣判會。他被判了十八年。
依：他那時候多大歲數？請把他的出生、當時的家庭情況、怎麼牽扯進去的細緻的給我說一說？現在人們對杜映華比較瞭解，如果你不講這個故事，就要被埋葬了。
康：我哥哥的事情曲折又複雜，我慢慢給你說。我哥哥是屬馬的，如果活著的話，也快九十歲的人了。還是個地下黨員。解放以後，他就當了武山縣潭歌區的區委書記，被判刑以後送到青海的都蘭縣，和何之明、楊顯勇都在一起勞改。
四九年八月武山解放，這是到了五零年，我哥哥在工作中犯了一個錯誤，他受當時的縣委書記王清傑的指示工作。王清傑是當時的武山縣縣委書記，他們是同一個地下黨。王清傑對政策也認識不清，有些公報私仇的現象，他把舊社會和他有矛盾的這些地主鄉紳，就指示這些地下黨去收拾。那時候剛剛解放，社會還比較動亂，這個王清傑就指示我哥哥拿上潭歌區的步槍，對他說：「你領上幾個人，到劉家莊的劉七家搶去！」
當時為什麼要搶劉七呢？因為劉七家當時沒有當家的人，請了大坪溝的先生管著家。這個管家和王清傑是一個村子的人，可能以前兩個人就有很深的矛盾。王清傑對我哥哥說：「你們去看見王先生就給打死！」我哥哥就糾集了幾個人。穿著共產黨的灰軍裝，就到劉七家，但是那天晚上王先生不在，如果打死了，就是條人命。但是從劉家搜出來剛剛賣了麻的三百塊白元(土語：銀元)，就上繳給共產黨了。後來王清傑又讓我哥哥搶另外一家子，我哥哥說：「都是同莊同村的，我不去了。」
結果過了幾個月，縣上說共產黨都執政了，還搶人家東西，弄的治安這麼亂，就把劉武雄給抓了。他們說：「你一個共產黨員，你還帶頭去搶人？」就把他拉到天水，判了刑，本來是要判死刑的。因為是受王清傑指示，王清傑就找了天水的李XX，李XX是天水很有名氣的人。因為說了說情，就給我哥哥輕判了，在天水的一個勞改場務農園子，過了一年過就釋放了。
我哥哥回來，區長也當不成了，也被開除黨籍了，就開始勞動。他自己有家，有女人娃娃，沒有和我父親住在一起。等老向他們來的時候，就和我哥哥熟悉了，他們關係非常好，能說到一起。我哥哥文化不怎麼樣，但人聰明，嘴巴子也會說。還有一個右派，蘭大數學系的錢昌文，是個好學生，他怎麼會被化成右派呢？五七年，蘭大的副校長陳世偉組織了十三個學生，他是奔赴京請願的成員之一。剛走到西安，中央聽到了這個消息，就派當時教育部的副部長曾昭隆對蘭大的學生團進行勸說，不要去北京請願。這些學生在西安就得到了接見。當時西安交大的校長是費孝通，費孝通說：「蘭大這些學生的意見我也同意。」他後來也被劃成右派。他們奔赴京請願的十三名學生都被化成了右派。我哥哥和錢昌文的關係特別的好，就是知己朋友樣的。
老向來了以後，交往多了，關係也特別的好。具體怎麼樣我還不太清楚，因為我在師大。但是逮捕的時候，就是一九六零年的九月三十日的晚上，我哥哥和這些蘭大的右派份子同時被抓了。
依：你哥哥被逮捕，他的家庭怎麼樣了？
康：我哥哥被抓以後，家也就爛了。我哥哥從一九六零年到一九七八年才放出來。之前生了一個兒子，有羊羔瘋病。我嫂嫂看我哥哥被抓判刑了，沒有吃沒有喝，家裡餓得呆不住，就領上一個女孩子，就外流到了陝西，可能跟了當地的男人，再也沒有下落了。
依：你哥哥服刑期間，你有沒有去看過？
康：我沒有去看過，當時我也困難得很嘛，就是去看，也沒有錢，拿不出個路費。
依：你哥哥被抓走了，你的媽媽一定很傷心，怎麼樣都是兒子？
康：說起這個事情，我看我就有點......(註：康提起往事，非常悲傷，眼淚忍不住溢滿眼眶。)
我哥哥在青海勞改的時候，也來過信，我也沒有保留下來。那是一九六九年的九月份，因為我老婆的哥哥在新疆勞改，勞改了十幾年，吃不上，又挨打，人就生了不好的病，回來的路上死在半路上了，我就要去收屍去哩。他沒有犯一點點錯誤，就是個地主出身，就讓這個隊的幹部給害了。人死了，我得把屍體收回來。
我要去武威去收屍，我媽媽身上一共有四塊錢，我媽媽說：「你把這四塊錢拿上，去看你哥哥，給他買上四個饃饃。」如果我當時把這四塊錢拿上就好了，就能安慰一下母親的心。但是我沒有拿，青海在一個方向，我要去武威天祝縣去，四塊錢走不到青海。我媽媽也弄不清楚我去哪裡，非要讓我拿上那四塊錢。我看見院子裡有個掃把，就把錢放在掃把下面，留給媽媽用。
我還沒有走到天祝縣，家裡人就打電報來說我媽媽去世了，就愁死了。她不知道我老婆的哥哥是從新疆回來的，我哥哥還在青海，根本就是一個丁字路……。我就後悔，我這麼傻，應該把母親的這四塊錢裝上，哪怕假裝裝上，我媽媽就認為我去青海看哥哥去了，她就有個希望。我就認為我不拿這個錢，那麼就是兒子不在了……。我應該把母親的錢拿上，我那時候怎麼那麼犟。我是想家裡沒有錢，我拿上媽媽怎麼生活呢？
依：那你怎麼收屍呢？
康：我們幾個人拉了一個架子車，就步行著到蘭州，我們四、五個人換著拉。到了蘭州，有一個我們這裡的人在蘭州生物研究所工作，他們說：「你去生物研究所找一找，看看能不能找個司機，如果人家有順路車，把咱們帶上一程，那咱們也近一點。」
我說我去找，我到生物研究所的傳達室，我問：「李如如在不在？」傳達室的人說：「李如如不在，你是哪裡人？」我說：「我是武山人。」那人說：「你是武山人，你認識康明前嗎？」我說：「就是我。」那人說：「是你，剛好這裡有你一份電報哩。」我把電報一看，那就拿著哭……。
依：那是誰發的電報？
康：村子裡的人，他們想蘭州生物研究所有我們村子裡的人，我有可能去那裡找，就試試通個消息。他們把電報發到那裡，我剛好去找熟人，我把電報一看：母親去世。我只有哭，傳達室的人說：「你不要哭，啥事情。」我說：「母親去世了。」我拿著電報就趕緊回，我媽媽可憐得很，我哥哥一判刑，她就一直想這個兒子，左等右等等，等了快十年了還等不回來。讓我拿錢我又沒有拿，我媽媽就以為他不在了……。我母親就這樣過世了，再沒有見到我哥哥。臨死也閉不上眼睛，歇不下那口氣嘛。
依：你哥哥是哪一年回來的？
康：是七八年吧，我哥哥回來，法院給了一些錢，是多少我不知道。那時候我在農中教書，我的孩子也在農中上學，來去十幾里，天天來回跑。我哥哥還給我的孩子買了個自行車，要一百多塊錢哩。他剛回來，心情還好，七九年剛好我媽媽去世十年了，他還對我說：「我還有這點錢，給媽媽燒個十年紙。」我說：「不必要了，這幾個錢你留下，你還養老哩。
依：政府以後有沒有給他錢養老？
康：沒有，就是一筆錢就結束了，你再什麼都不要講了。我哥哥回來看著身體很不好，這麼多年吃不上喝不上，精神壓力又大。他回來了，女人娃娃都不見了，只有一個有羊羔病的兒子，還沒有成家。家破人亡，走的走了，他就受不住，回來一年多，我哥哥也就過世了。當了一場地下黨，就是這樣的結局。
依：你哥哥有沒有留下照片？
康：沒有，什麼都沒有留下，也沒有什麼證書文件，啥都沒有。他的女人再沒有回來，我聽說他的女孩子回來過一次，要賣他的院子，但是人家劉家一大家子，早都給佔了。女孩子回去陝西再也沒有回來。
依：你們這裡還有其他受牽連的人嗎？
康：我們這裡牽連的農民不多，那個謝家坡受牽連的人多，以前叫謝家坡，現在叫坡兒村，屬於城關鎮管。一幫子農民都是反革命，他們和這些右派學生不認識，是大隊一起抓的，就是劉喜娃給弄的，他當時是大隊書記弄的這個事情。還有一個叫劉長壽，也被牽連到這個案子。最後平反的時候，這些農民都給平反了，什麼事情都沒有了。
後記：我先後兩次到康明前伯伯家拜訪他，他年紀大了，身體不好，腿疼腰疼，年邁的妻子也是一身的病，需要他的照顧。星火案雖然他不是直接的受害者，沒有入獄坐牢，但是他的前程從此被毀，他的父親因涉案早逝，他的哥哥被判刑入獄十八年，妻離子散，他的家庭眾位親人因為反革命家屬身份而不能入伍、不能入學等等。
五十多年了，提起往事，老人家多次老淚縱橫。我知道，這個傷疤從來就沒有長好，我無力為老人家做點什麼，唯一能做的，就是記錄下他所說的每一句話、每一個細節。留給歷史，留給後人，留給我們所椎心泣血般愛著的國家。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