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被槍斃的中共縣委副書記杜映華(組圖)
【看中國2017年7月5日訊】受訪人：杜同民，男，62歲，甘肅省隴西縣文峰鎮人，水泥場退休工人。是一九七零年三月二十二日被槍斃的武山縣縣委書記杜映華的大兒子。因為受父親反革命案的影響，沒有讀過書，基本上不識字。
時間：2017年4月10日
地點：甘肅省隴西縣文峰鎮杜同民家
錄音長度：55分鐘
前記：「你應該是很坦蕩的，因為這些都是過去的事情，今天，我們問一問、談一談，沒有什麼可值得害怕和驚慌的。這都是過去的歷史了。請一定去給杜大哥上個墳，替我問候他，向他鞠躬。」雖然電話上向承鑒先生這樣安慰，但是我心裏還是很不安。因為之前有人已經拒絕了我的採訪，說受到來自官方的警告。
但是，我來到了隴西，就不能不去看望一下杜同民大哥，再和他一起去給杜映華先生上個墳、燒點紙、鮮盆花。捎去向承鑒先生、譚蟬雪女士、胡傑先生、高伐林先生等位的問候和致意，也完成自己的心願，那就是在杜映華先生墓碑前燃燒《星火》的封面。以告慰先驅之靈魂。
雖然通了電話，杜同民大哥並沒有到大門口接我，他電話上說：「你往裡走，我看見了就喊你。」果然，等我走進小院，不遠出一個六層樓上窗戶打開，一個六十開外的老人對我喊：「我在這裡呢！你上來！」這麼老實的人倒少見，我一層一層的往上走，到了頂層，家門開了。我稱呼著：「大哥，我來看看你。」就像見到久別重逢的親人，他眼淚扑簌簌的掉，我知道他內心有太多的痛苦和委屈。我握住他的手忍著淚水說：「大哥，慢慢說，咱們慢慢說。」
面對面坐下，我們談起了他的父親和往事……
依：大哥，雖然我和你素不相識，但是你父親的事情，我都很清楚，譚蟬雪老師、向承鑒伯伯寫的書我都看了。我就是想來看看你們，和你們聊一聊，也想多知道你們這些年怎麼生活的。
杜：你說你來，我就給我弟弟佩民打了個電話，他說讓我小心些，武山那邊有人查哩，他不敢和你說，可能還是有些害怕。
依：大哥，不用害怕，我們又不做什麼事情。
杜：就是，我也不害怕。我就是希望有懂歷史、有良知的人把這個事情弄清楚。
說起來，我和我父親一起的人都是脫節的，沒有任何來往。直到幾年前，漳縣有一個和我父親一起工作過的同事，他也想不通，就寫了一本書，中間就寫了我爸爸的事情，這個書你見過沒有？他還有我爸爸的一張照片。
中午你就在這裡吃飯吧？壓些米飯。
依：那就簡單一點，主要是來看看你們。
杜；這個事情，就孽張的(甘肅土語：可憐)沒有辦法說，沒法說。(杜大哥話還沒有說，就哭起來。)
依：大哥，別難過，我們都很關心這個事情。我每次看譚蟬雪老師和向承鑒伯伯的書我都很感動，這本書就叫《星火》，已經出版了。譚老師的未婚夫就叫張春元，就是和你爸爸一起被殺害的。(為了避免一些麻煩，我沒有告訴杜同民大哥書是在美國出版的，但將書的封面拿出來給他看，想留給他做個紀念。)
杜：我爸爸這個照片和適著呢，林昭我聽說過，譚老師我也聽說過，但是她的書我這裡沒有。
那時候困難得很，隴西的飢荒嚴重得很。我給你說，榆樹皮、玉米芯、蕎衣我都吃過。地裡的那個白菜葉子，曬乾了，冬季煮熟吃，我就吃的害怕了。榆樹皮都是好吃的，做成湯喝都是很香的東西。雖然我父親當了個縣委書記，但那時候的幹部和現在的幹部不一樣。我父親也不貪，我媽媽和幾個娃娃都吃不上，當了個書記也是白當了。
依：你爸爸為什麼被抓？你知道嗎？
杜：我爸爸和向承鑒這些學生好，他們是右派學生，但還是個小娃娃，不是反黨的人，我父親就沒有對他們另眼相看，右派就是右派，娃娃好好勞動就行了。後來這些學生們辦雜誌《星火》，被發現了，把我爸爸牽扯進去了。
我還聽人說，我爸爸對曹建基說過：「現在的速度太快了，農民的生活趕不上，飯吃不飽。」這個曹建基是我父親的上級，是個區長還是什麼的，我父親給他匯報了。後來因為曹建基知道我父親的情況，知情不報，也受過一些牽連。這是我聽別人說的。
依：你爸爸被抓的時候你多大？
杜：我爸爸被抓是六一年的二月份，我就是個五歲，我是五五年出生的。我和弟弟佩民就是相差個一歲半，幾乎就是同齡。我弟弟是屬雞的，我是屬羊的。
依：那時候你們家幾個孩子？
杜：四個。我姊姊是最大的，屬蛇的，叫杜玉鳳。男的裡面我最大，現在在武山的是我弟弟杜佩民。還有一個小弟弟。小弟弟過得還算好，那時候我的四姨，就是我媽的妹子，和我四姨夫在蘭州工作，她不能生養。我們的生活不能過去，就把我的小弟弟送給我四姨了。
依：你小弟弟走是哪一年？
杜：那是六一年，我爸爸被抓走了，家裡困難得不成。六一年這個娃娃生下來，就抱上走了。這個娃娃是屬牛的，這個我可記得，生下來幾個月就送走了。他現在叫康登峰，在我們家沒有給起名字，年紀太小，當時我媽媽也沒有辦法養活。
依：這個娃娃是你父親被抓之後出生的？
杜：是，就是我爸爸被抓的時候，我媽媽是懷著大肚子。幾個月我也說不上了，反正是懷著娃娃呢。我爸爸見過我們三個，但是沒有見過這個小弟弟，他走的時候，知道我媽媽懷著娃娃呢。他是幾月生的我實在記不得了，沒過幾個月就送走了。就這樣子。
我爸爸六一年被抓起來，我去看過兩次。一次看到他了，一次不讓見。
依：你記得是哪一年去看望的父親？
杜：我真給你說不上，大概就是六七、六八年的樣子。那時候，這裡(隴西站)有個慢車，從蘭州過來的，發往西安的慢車，車次我還記得呢，叫個446(這麼多年了，他還記得去看望父親的車次)，到這裡就是半夜五點。我和我媽這車票就出不起，從這裡到天水就是一塊多錢，這個錢就掏不起，我們就扒上那個慢車，連站臺票都不買，這樣說出來就話就很醜了。
我們從南河川下車，走到天市也要七、八公里路呢。一下南河川下面就是渭河，那時候渭河水還大。我和我媽媽也辯不清楚方向，就走著打聽著。我看見一根鋼絲拴著一個小船，送一個人過去要一毛錢。我媽就掏了兩毛錢就過去了。還有一次這個錢我們就掏不起，我和我媽媽從南河川的西頭就繞著走，繞了兩公里多路。那裡有一個大橋，就過去了，然後有個小山洞，就穿過去了。就為了省那兩毛錢。從南河川那裡下去，就到天水市的中心了。
依：你在什麼地方見的你父親？
杜：天水第三監獄，在天水的東關，就是現在我也能把那個地方摸著。我去了兩次，一次見了，一次不讓見。我記得我們拿著饃饃，那個檢查的人就掰開檢查，檢查完了就讓我們拿上。那時候困難難得很，就給我爸爸拿了些雜糧饃饃。
我記得我父親對我說：「你乖乖的，聽你媽媽的話，不要淘氣。」我還聽見我父親說：「有一天，共產黨最終會公正的對待我。」他是給我媽媽說的，我就站在一邊聽著，著就是我最為印象深刻的話。
依：你看到你父親當時他的精神面貌怎麼樣？
杜：他就是又黑又瘦，看著精神還可以。但是犯人見家屬的時候，人家也不讓多說話。他不敢多說話，我媽也不敢多說話。
依：他和你們隔著欄杆沒有？
杜：沒有，他就在我面前，旁邊有一個人，就在一個小房子裡，前後就說了一分鐘話。實際上，就見了這一次。從我父親六一年入獄到六七、八年，我和我媽媽就見了這一次。
我記得我去之前，聽人說我爸爸被判了五年，已經坐滿了，就要回來了。以後又說是七年，到了文化大革命，那個什麼隊……我也不會給你說。我是個不識字的人，書本子我也不會看。
依：那下一次為什麼不讓你看爸爸了？
杜：不知道。估計那時候已經給我爸爸加刑了，情況也沒有人給我們說。
依：你是怎麼知道這個消息(父親被槍斃的消息)？有沒有給你們一個書面的通知？
杜：沒有，沒有，沒有人給通知。
我的大舅那時候是鄉村的醫生，到處跑著給人看病。據說有一封信寄到學校了，學校的老師覺得我年紀小，我母親也沒有能力處理，他也是處於好心，就可能給我大舅舅看了。我大舅最早的時候跟上我爸爸在漳縣上學，他念了些書，能給人看病，嘴也比較會說。有些事情知道的相應比我還要多一些，但他也不給我們娃娃說，不讓娃娃們知道。我大舅舅今年也七十多歲了。
依：那你怎麼知道父親不在了？
杜：那時候有那個佈告呢，有佈告呢，人是在蘭州焦家灣處決的，佈告是全甘肅省到處貼著呢，和現在不一樣。到處貼，讓人看著害怕。但是佈告下來，沒有在四十里鋪貼，其他地方都貼了。當時我大舅舅在那個學校工作，人家也就算了，這些人也是好心，不給我們傷疤上撒鹽，就不想讓我媽媽和我們看到。
依：和你爸爸一起被處決的叫張春元，是蘭州大學的學生，就是譚蟬雪老師的未婚夫。你以後去找過你爸爸被處決的地方嗎？
杜：我父親被處決的地方，我和我的四姨夫去找過一次。那是我父親被槍斃過的好幾年了，那是七幾年了，我和我外爺一起去蘭州找的。我四姨夫領著我們，那時候我四姨夫是一個工廠的保衛科工作。我四姨夫那時候也就是三十多歲，開那個宣判大會的那天，我的四姨夫就是會場維持次序的民兵，就在旁邊站崗著呢。他能看見我父親，被五花大綁在卡車上，勒得緊緊的，現場的情況他很清楚，但是他也不敢怎麼樣。我姨夫說那一次槍斃了好十幾個呢，我聽說那個時候毛主席有個一打三反，就一次槍斃了十幾個人呢，讓人看著害怕。
我去了那個東港，在蘭州的東港的山溝裡面，就是焦家灣的一個山溝岔裡面，這邊一個山嘴，那邊一個山嘴，中間一個溝。我去的時候，有六、七個坑，水衝過的。我就想找到我爸爸的遺骨，但是沒有辦法找，挖出來不一定是我爸爸的，可能把別人的給挖出來了。找來找去也沒有個標記，最後我姨夫說：「行了，咱不找了，天下的黃土都是埋人的。如果挖，把旁人的挖出來咋辦？」當時也沒有個土包包，就是一個個坑，水衝過去了，坑就深了，能看出來。
我們在周圍打聽了幾個人，人家說：「就是給你挖出來幾個，也說不清楚是哪一個。」那時候我們也不懂用骨頭就能化驗出來，國家沒有那個科學，我們也不懂。去找找就盡了我們的心。
我四姨和我四姨夫就撫養大了我們的弟弟。
依：家裡沒有爸爸了，你們怎麼生活呢？
杜：那生活就孽張的沒有辦法說，我饃饃要過(土語：逃荒要飯)，去陝西背過糧。(說到過去的生活，這個五歲就再也見不到父親，和母親、姊姊、弟弟相依為命艱難生活下來的六十多歲的男人忍不住痛哭起來，眼淚沾濕了衣襟。)
依：大哥，不要哭，不要哭。
杜：我要過饃饃，到處跑著要，拿回來給媽媽和姊姊、弟弟吃。背過糧食，從寶雞到蘭州賣過菜，提著籃藍子賣過菜，拿著自己扎的掃帚換過糧食，這些我都做過。都是為了最基本的生存，為了活命。我們這樣的家庭，因為政治成份，反革命的家屬兒子，比一般人還難。
我才十一、二歲，就開始給生產隊勞動。一大早天不亮就起來背上背篼往地裡撒糞，把我嚇的，害怕有狼哩。那時候農村是掙工分，咱幹的是最苦的活，拿得是最少的工分。工分就是三等九級，一等一級就是社會關係好的，勞動攢勁的。我是拿最低等的，因為我算是地富反壞右。最孽障是我媽媽和我姊姊。
依：你父親沒有的時候，你媽媽多大歲數？
杜：我爸爸是屬兔的，我媽是屬馬的。他們的相屬我知道，但準確的年齡我不會給你說，也就是四十多歲，年紀還不大。我媽媽不算是小腳，中等，也是纏過的。
依：你就沒有任何機會上學讀書？
杜：我是沒有機會，我弟弟上了四年級人家不要了。我弟弟上學唸書還不錯，在四十里鋪往初中轉的時候還是第二名，因為是反革命家屬，人家就不要了。
我就從來沒有機會讀書，一個是家庭的原因，一個是要勞動，要混口呢。不勞動不行，我媽媽一個婦女，我弟弟年紀又小，我就是家裡的主要勞力。
依：你們哪一年在土甸子給你父親修建的墳墓和墓碑？
杜：我爸爸去世，我年紀小，有些事情我也說不上來。我年紀小，和父親的同事朋友都脫節著呢，那時候的社會，人都害怕，
其實，我爸爸的墳是個空墳，就是為了祭奠他，就是那麼個意思。那時候我小得很，沒有能力把爸爸收回來。我才十四、五歲的人，一個是經濟能力，一個是那個時候的政策就不能做啥。
那是八零年我爸爸落實政策以後，我們就給爸爸請人念了個經，就做了個空靈。裡面沒有我爸爸以前用過的衣帽東西，全部都是空的，什麼都沒有。可能你能明白，或者你不懂，就是我們當地的習俗。就是在裡面放了一個小盒子，和棺材是一模一樣的，一米長，二十工分高的小盒子。裡面放了一塊青磚，幾個麻錢，點了幾點我指頭上的血，就是給我爸爸留下個歷史，證明他是清白的。但完全是空靈。
碑子是以前家裡比較困難，先用水泥做了一個。有個娃娃不懂事，為了砸鋼筋就給砸壞了。那麼後來我就給做了個石頭的，做的大，哪一年給立的，我也說不上來了。我不識字，請人把我爸爸和媽媽餓名字都刻上了，我們兄弟的名字和後人的名字都刻上了。
依：請談談你的媽媽的情況？她是哪一年過世的？
杜：我的媽媽是八九年過世的，是六十歲，或者五十九歲。我媽媽是最為命苦的人，她一輩子是搬家次數最多的，我們搬家的次數是最多的。
依：你們的工作是後來政府給你們安排的嗎？你的弟弟後來情況怎麼樣？
杜：我父親平反了，政府給我們解決了個戶口，我的家屬那時候兒子也生下了，那戶口都給解決了。想爭取我姊姊的戶口，人家說我姊姊已經出嫁了，就不能再管了。
我弟弟人聰明，念了四年書，後來安排在商業上工作，先在櫃枱上扯布，幹了一年多就開始干採購。
我的工作也是給安排的，我先是在武山的水泥廠工作，後來和隴西的一個人對換過來。當時武山為了我的工作也拖了一段時間，要把我安排集體工呢，最後天水地區的勞動局把武山給說了一頓，才給我們安排了工作，老二進了商業單位，我就才進了水泥廠。我是十月份上班的，剛過了兩年，我就調到隴西了。
那時候主要是我的媽媽在隴西，這裡也是我的老家，我就回來了，能照顧到老人。
依：你姊姊杜玉鳳怎麼樣了？
杜：我姊姊已經去世八、九年了。她後來嫁到天水渭南鎮，一輩子辛苦，最後得了個不好的病。我姊姊在天水的婦女醫院住院的時候，我去看了一次，拍了個片子，人家醫院就不讓住了。我和老二把片子拿到蘭州，讓一個專家看，專家說不是太好的病。我後來把我姐領到蘭州，到蘭州的陸軍醫院，那個醫生個子大大的。那是我們家小弟弟托的人，一大早就去提前挂了個號，就做了個基電圖。我又把片子拿到蘭州第一醫院，讓我姨娘的女孩的拿去，她在醫院當護士著呢。她就把第一醫院的主任找到，讓給看看片子。醫生看了以後說：「不好，這個病的名字就叫運動神經原。她的神經就慢慢的萎縮了，這樣的病在全國也就是六、七例。」他說這是個怪病，一般老百姓看不起，一針藥四千元，但也就是維持一下時間。
我姊姊害病的時候，說個實在話，幾萬元之內，我們大家還能給湊上。但是也沒有救助她的命。
依：官方有沒有給你父親一個公開的追悼會？
杜：我們一直在要求，希望官方方在武山開一個公開的追悼會。人家不答覆不應承，但是一直沒有做。那時候，我媽媽還在世，我們全家都一直在要求。尤其是我姊夫，是個高中生，他比較懂歷史一些事情，他要求的比較厲害。但是人家武山一直就沒有做。我總覺得武山有一個黑影在裡面，包括武山寫縣誌的時候把這一段就沒有寫進去，我父親有沒有名字，把他槍斃了，有沒有寫進去，我給你說不上。
平反的時候，武山法院來了一個姓何的，有一個平反文件，還沒有給我們給，就是拿給我們看一看。我們家老二就原文抄了一遍，有這麼個東西，不是原件。
依：你有沒有覺得以前和你父親同事過的人、或者迫害過他的人從中作梗？
杜：我就懷疑有這樣的事情，有人從中包庇一些人。為了我父親的事情，我還到天水的中院去了一次，中院的廳長對我說……。(此時，有手機電話打進來，餵！我和這個記者在家裡呢，嗯，嗯，好。)我兒子打電話回來，讓我今天不要去處。有人給他打電話了。
依：大哥，沒有關係，不用害怕。我們沒有什麼想法，從我來說，就是想多瞭解一些正相。把你父親的經歷、你們的苦難、想法寫出來，我也不想掙錢，不想發財，什麼都不想。
杜：我父親坐了十多年的監牢，最後被錯殺了，一共給了我們六千元錢。我們從來沒有提錢的事情，政策落實了，給開個追悼會，就行了。我記得清清楚楚，武山法院拿來了四千元，有三年的工資、扶血金一共是四千六到四千七這這麼多。天水法院拿來三千元，兩千塊錢是錯判的，一千快錢是錯押的。我記得很清楚，一個胖胖的小夥子給我拿來的錢，三家給了六千多塊錢。
共產黨的政策現在好得很，和以前不一樣了。鄧小平、胡錦濤、習近平這個政策都好得很。我就希望文化人有心人把歷史寫出來，讓這種事情不要再重犯了，也讓下一代知道這個事情。對我父親一還一個公平。
依：我來的生活，向承鑒伯伯委託我去給杜書記，他稱呼杜大哥去上個墳，燒個紙，替他捎個話，我們等一下一起去。我覺得，人死了，是有靈魂的，我們去墳上看一看，說一說，你父親都會知道。
(但是此時電話又響動了，有人打電話來叮囑杜大哥不要再和我說什麼，不要錄音、錄像，不要和我一起出門。
大哥，那我就先走了，不要給你們帶來麻煩。
後記：這是一次狼狽不堪的採訪經歷，一個多小時，不斷的有各方來電，杜大哥在遠處工作的兒子也放下工作，匆匆忙忙往家裡趕，他在電話上說：「爸爸，這個事情可大了。」我等不到杜家的米飯蒸熟，杜也不敢收下我帶來的《星火》封面，我不得不立刻告辭，盡量少給杜大哥增減恐懼和麻煩。
告別杜大哥，我攔小一輛出租車，「去土甸子。」我要去給杜映華先生上墳，既然來了，誰也別想攔住我拜祭英魂的腳步。在回到美國一個徹夜難眠的夜晚，我寫了一首詩《在你的空靈前點燃星火》。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