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革命吃掉的「紅岩兒女」(圖)

瀏陽河水瀟瀟，見證神州大地多少哀愁！（網路圖片）

兩位出身名門望族的優異青年，在20世紀不顧一切投身中共革命，都辦過報刊，奉獻良多。可是革命成功後都成為革命的對象，落得家破人亡。故事極為淒涼。

一、革命少爺九死一生

郭海長（1916～1992年），出身豫北名門，父親郭仲隗早年加入同盟會，被清廷判處「永遠監禁」；辛亥後獲釋，任中英合辦焦作煤礦公司董事長，國民黨開封市黨部主委、安陽、新鄉兩區專員；抗戰時任國民參政員、駐會委員、豫魯監察使。他對兒子參與中共活動給予有保留的支持，蔣介石在大會上不點名斥責「縱子為匪，不以為恥」。

左傾學生：918、129、復旦學運

郭海長從小受父親影響，正直敢言，同情弱者。小學畢業後考上開封初中，獨自一人從新鄉乘火車赴學，在車上就打了一場抱不平。1931年夏，十五歲的郭海長初中畢業，帶著父親給他的200光洋上北平求學。「九一八」後即參加救亡活動，加入「反帝大同盟」，擔任交通，經常貼傳單、遊行。1934年夏入輔仁附中，1935年轉匯文中學，「一二九」運動積極份子，1936年加入「民先」，任「民先」匯文分隊長、東城區區隊長。

1937年10月，中共豫北特委書記王心波找他談話，吸收他入黨，由八路軍駐第一戰區聯絡處主任朱瑞領導（北方局軍委書記），主要任務即向父親郭仲隗進行統戰，為朱瑞蒐集豫北軍政情報。這一時期，郭海長兼任「民先」豫北總隊長，在各縣發展「民先」。因日寇進攻，他緊急撤離新鄉，與朱瑞失去聯繫。1939年秋，他考入在豫西山區嵩縣的河南大學歷史系，由於思想左傾，1940年10月中共河南省委負責人郭曉親至河南大學，吸收他重新入黨。

皖南事變起，國統區中共基層組織停止活動，他再次失去組織聯繫。1941年暑假，郭海長被河南大學「勸退」。他赴重慶，轉學復旦大學史地系，該系是復旦大學十分「紅」的一個系，每十天舉行一次座談會，名曰「十日談」，郭以復旦當時惟一「一二九」參加者身份，常常是「十日談」主持人與主要發言人，也是一些院系大規模集會上的一門大炮。為方便活動，他加入國民黨，但既不辦理入黨手續也不參加任何活動，只是要一張「護身符」。

1945年春，中共南方局號召大後方知青奔赴紅區，郭海長毫不猶豫變賣珍藏的于右任字畫，替同學籌路費。暑假，他去西安看父親，住在求精中學宿舍，成了南方局青年組秘密接頭地點，專門給去紅區的青年辦手續。

省參議員 在開封辦《中國時報》

日本投降後，他隨父回豫，辦了一份《中國時報》，發行量五千份，開封新聞界創記錄。因《中國時報》明顯親共，引起蔣介石震怒，電令河南省府主席劉茂恩：「查《中國時報》立場反動，言論荒謬，應發動群眾運動予以制裁。」其實，此時的郭海長已失去組織聯繫。1946年4月，由中共冀魯豫區委城工部派老同學李鐵林來聯繫，不僅為陷於經濟困境的《中國時報》拎來一箱鈔票（劉鄧特批），郭海長也再次重新入黨。中共冀魯豫黨委城工部長王幼平指示：「郭海長在國民黨政壇上爬得越高，就越能發揮較大作用」，他弄來一個省參議會員。如此這般，《中國時報》居然辦到1948年6月22日開封易手。同年10月，開封再次易手，中共組建特別市府，郭海長任文教局副局長。

「解放」了，郭海長卻成了「舊社會」的上層人物，為那些「新社會的當然主人」所不容，而「革命少爺」自己卻渾然不知，還以為和老區同志一樣，都是「新社會的主人」。新華社開封分社負責人至今開封市委，說老區來的許多同志對郭海長今天仍是「上層人」很有意見，說郭是解放前開封四大少爺之一，現在又當上共產黨，共產黨原來也是這麼一批人。云云。

夫婦與父親：一門三右派

肅反時，郭海長就已經「說不清」了，過去所有的優越性全成了可疑點，各種複雜關係越說越複雜，政治歷史交代一遍又一遍，還是「不老實」「企圖隱瞞」……烙來烙去，他當然積有不少怨氣。反右一起，郭仲隗（蔣介石兩次送來飛台機票）、郭海長、郭妻韓公超（河南大學教育系畢業生、中學校長）。被河南統戰部劃為「極右」，《河南日報》整版整版猛烈批判。老父雖一生不畏權勢不怕坐牢殺頭，但三個大人成了「反革命」，四個幼孫如何長大？很快，老父中風，含冤而逝。

郭被遣送農村勞改，大飢餓時靠刨挖地裡紅薯充飢。他最痛苦的是：自己如此為革命獻身，現在卻要以「反革命」的身份而獻身。他之所以沒有自殺，完全是顧及四個孩子不能都丟給妻子一人。

文革時。郭海長起初在省政治學校，後突然調至省參事室當研究員。十年動亂，他的主要任務就是寫外調材料，寫過四百多份證明，有部長、將軍，多數是他的同學同事、朋友戰友，包括宿怨。但保存下來的四百多份材料，經得起時間與道德的檢驗，可以對歷史負責。

文革後，終於恢復黨籍，得任「民革」省委秘書長、副主委、主委、中央委員，省政協委員、全國政協委員，平反不少冤假錯案。但他一生最美好的歲月、最充沛的精力，都拋在被自己人啃咬的痛苦中。

二、紅湘女投江而死

廖意林（女，1915～1968年），出身湖南寧鄉望族，一家八口，田產百畝。父親留日，同盟會早期會員。辛亥後做過廣東汕頭、博羅兩縣知事、湖南省參議員，參加反袁鬥爭，後退鄉著述。母親為寧鄉婦女職校校長，大革命時由謝覺哉介紹加入中共，寧鄉第一任婦女部長。1929年春，廖意林考入長沙含光初中。初中畢業後，考入免收學費膳費的女子高中師範部。1935年師範畢業後，當了小學教師。「一二九」後，與秘密讀書會的成員建立「民先」，創辦三日刊《湘流》。抗戰爆發後，廖意林走進八路軍駐湘辦事處，要求赴延安，她與許多夥伴一起赴延。先入安吳堡青訓班，再入陝公、馬列學院，1938年夏入黨。

紅岩歲月 和丈夫辦地下刊物

1939年9月，重慶中共南方局從延安調來二十多名青年，其中就有廖意林、蘇辛濤。廖意林當即被分配到距離重慶百里以外的合川古聖寺，輔助陶行知辦育才學校，任該校地下黨支書。抗戰勝利後該校遷至重慶紅岩村，學生主要來自戰時保育院收容的難童，這些學生不少後來上了華鎣山打游擊。廖意林極受全校師生喜愛，昵稱「意姐」。1943年，蘇辛濤也來育才任教。1946～1947年，南方局、四川省委相繼離渝，他們一時失去組織關係，兩人堅持秘密鬥爭，感情日近，但怕生孩子妨礙工作，一直沒敢結婚。此時，江姐下華鎣山找廖意林聯繫，江姐（竹筠）聽了她的匯報後，驚曰：「你哪裡僅僅是一個學校的黨支部書記！好些黨委的聯繫對象也不比你多。」

新市委決定她離開育才，完全轉入地下。因單身女性容易引起注意，1947年7月1日，她與蘇辛濤結婚，住到蘇辛濤任主筆的《新民報》宿舍。此時，錢瑛大姐在上海發出指示，建立新的重慶地下市委，並囑託新市委與蘇辛濤、廖意林夫婦聯繫。重慶地下市委決定刊行秘密刊物《反攻》，由廖任社長，刊物秘密發行到川東、川北、川南、貴州。九月，索要《反攻》者越來越多，地下市委決定把原先油印的《挺進報》與《反攻》改為市委機關報。

1948年3月初，錢瑛調蘇廖夫婦赴滬，正準備東下，廖意林因勞累早產。此時，重慶地下市委四名常委除一人外先後被捕，書記劉國定反水，供出蘇廖夫婦。四月，他們離渝赴湘。1949年2月初，輾轉到達西柏坡。但他們的結婚作為「原則問題」受到批評，說是沒經過組織批准，違反組織紀律，他們為此寫了檢討。

五七之難 夫婦雙雙劃右派

1952年，廖意林被任命《新湖南報》副總編，分管農村和群眾生活。1953年秋，統購統銷徵糧過頭，農民口糧不夠吃，意見很大。她如實向省委第一書記周小舟匯報，得到讚賞與鼓勵。1954年秋，調任省委宣傳部宣傳處長。1957年，剛剛下達提升廖意林為省委宣傳部副部長的任命，突然取消。因為《新湖南報》副總編的蘇辛濤劃了「極右」，且為「黨內右派集團頭子」，監督勞動，每月只發生活費19元，連交伙食費都不夠。

丈夫再三要她辦離婚，以減少對她及子女的拖累，她斷然拒絕。省委書記周小舟也勸她不要離婚，等蘇摘帽後，周小舟表示願意介紹他重新入黨。這樣，能夠再為人民工作，孩子也不會打入另冊。但日子畢竟難過，她悲痛自吟：「小樓坐聽潮頭歌，心事如荼如火」。1959年反右傾，連最後欣賞她的周小舟自己也成了「彭黃張周反黨集團分子」。

周惠得勢 放逐勞改難熬文革

1959年廬山會議後，周小舟倒台，湖南省委三把手周惠積極反右傾，張狂地說：「我和周小舟鬥了好幾年。他學得烏龜法，在常委會上慢慢地伸出頭來，我就敲他一下，他馬上縮回去；再慢慢伸出頭來，我又敲他一下。現在好了，從高處跌下來，連烏龜殼都打碎了。哈哈！」1980年代初，周惠任內蒙第一書記。

1959年戴帽「右傾機會主義分子」、「階級異己分子」，放逐湘陰屈原農場勞改。此時，她就想一死了之，理由是「對我們來說，生命難道不就是為人民服務的同義語？！為黨為人民工作的權利已經被剝奪了，活著還有什麼意思？」只是顧及必須接濟丈夫與孩子尚幼，已經脫鞋下河的她，才上岸穿鞋。1963年後，塞入省新華書店當勤雜工。

文革之初，紅衛兵中一些人看到新湖南報社將編輯部近一半人打成右派，再看看劃右的根據——爭論辦報方針，認為可能是省裡「走資派」製造的一起冤案，表示支持翻案。蘇辛濤等人認為這是一次機會。可1967年冬，報社的造反派卻開始追捕蘇辛濤，想要借批鬥「右派集團頭子」大造聲勢，壓倒另一派。為逃避追捕，也為了同案同志的囑託，蘇辛濤赴京申訴。蘇離開長沙前，妻子廖意林為夫送行，鼓勵他以「不到長城非好漢」的精神去爭取勝利。

1967年底，湘雲突變，支持翻案的紅衛兵失勢，定為「反革命大雜燴」，要求翻案的老右們遭批鬥。蘇辛濤在回湘半途的武漢就被抓捕，定為「右派翻案急先鋒」，打得死去活來。

造反派殘酷批鬥 投瀏陽河自盡

1968年4月14日，長沙夜雨瀟瀟，廖意林留條子女：「海林、海南：我出去了，再也不會回來。希望你們聽毛主席的話，痛恨你們罪惡的爸爸和媽媽。」失蹤約半月，有接近湘江的瀏陽河邊發現一具女屍，衣著與廖意林出走時相同，附近還找到她帶走的雨傘，但因面目腫脹模糊難辨，造反派為推卸逼死人的責任，「認定」不是她，不予收屍。隨後，河水上漲，屍體漂走。丈夫蘇辛濤五個月後才偶然得知愛妻已死。判斷她是在瀏陽河注入湘江之處投水自盡。

她之所以走了絕路，是她認為「階級異己分子」是進了棺材還得戴著的鐵帽，沒有翻身的機會了。促使她下定決心的是四月十六日，新華書店造反派準備開她的批鬥大會，除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階級異己分子」，將另加「叛徒」「支持愛人翻案」。此前，她看到蘇辛濤被打得頭破血流、掛牌遊街，還有三個死有餘辜的罪名：「特務」「叛徒」「國民黨殘渣餘孽」。夫婦倆成為人民如此「凶惡敵人」，不僅永遠喪失為黨為人民的工作機會，而且也無權再做子女的父母。

其女蘇海林，1974年26歲了，沒有工作，更不能升學。省幹校負責人每年給姐弟插隊所在公社黨委發函，希望給以照顧，但一政審，事情就完完。

文革後，冤案徹底平反。1938年千山萬水去「朝聖」的湘女廖意林，歡欣鼓舞迎解放的紅岩兒女，聽不到了。丈夫蘇辛濤亦於2002年2月辭世。他們的戰友嘆曰：「建設民主富強幸福的現代化國家的理想，至今還遠遠未實現。」

（裴毅然：上海財經大學教授，本文取自作者研究延安一代的素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