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都快亮了,你還在炕上尿了一泡(圖)


馮友蘭(圖片來源:公有領域)

【看中國2017年5月24日訊】馮友蘭,在很長一段時間裏,這是一個閃亮的名字,對於許多西方人來說,馮友蘭就是中國哲學,中國哲學就是馮友蘭。據說,朴槿惠讀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覺得「找回了內心的平靜」。

這幾天,我讀他的《三松堂自序》,甚是感慨。

我們應該如何評價他呢?晚節不保?這四個字太重,用在他身上,不大公平。然而很多時候,又忍不住。

1973年春,梁漱溟在馮友蘭家吃午飯,臨別,馮友蘭頌了《論語》:「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沒想到剛到秋後,馮友蘭就發表文章批孔。梁漱溟氣得要和他斷交。

他也曾經給毛澤東寫詩,說:「普救物者無棄物,善救人者無棄人。賴有東風勤著力,朽株也要綠成蔭。」

最唏噓是馮友蘭的夫人任載坤對他的評價:「天都快亮了,你還在炕上尿了一泡。」

1949年之後的馮友蘭,真是山河宛在,物是人非。

1949年12月,從南京派來了一架專機,飛機的任務只有一個,接北京的知識份子們去臺灣。

名單裡,馮友蘭的名字靠前,他當時的職務是清華大學文學院院長。

馮友蘭和妻子的決定是,哪裡也不去,在北京,等著解放軍來。

後來他回憶,「當時我的態度是,無論什麼黨派當權,只要它能把中國治理好,我都擁護。這個話我在昆明就已經說過。當時在知識份子中間,對於走不走的問題,議論紛紛。我的主意拿定以後,心裏倒覺得很平靜,靜等著事態的發展。有一次景蘭(其弟)問我說:‘走不走?’我說:‘何必走呢,共產黨當了權,也是要建設中國的,知識份子還是有用的,你是搞自然科學的,那就更沒有問題了。’當時我心裏想的,還是社會主義‘尚賢’那一套。」

但是很快,他對自己的這個決定有些迷惑了。新政權來交接,馮友蘭發現自己其實很難適應,他先辭去自己的行政職務——很快,這個請辭就被批准了。然而,又有人表示,馮友蘭最大的問題,是「思想與黨不合」,這在當時是個非常嚴重的帽子,比沈從文的「桃紅色作家」差不了多少。

馮友蘭似乎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在1949年10月5日給毛澤東寫信:

毛主席:

在你及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你們為中國人民開闢了一個新天地,為中國歷史開了一個新紀元。這是關係全人類四分之一人的生死榮辱的一件大事,當然(也)是全世界的一件大事。

我參加了你在天安門就職的典禮,我感受到近幾日來群眾的歡樂。一切的新氣象以及自北京解放以來的所見所聞,使我深切相信你所說的,中國人民不但是站起來了,並且一個文化的高潮即將來臨,使中國以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的姿態出現於世界。

在參加這幾日的慶祝的時候,我於歡喜之中,感覺到十分愧悔,因為在過去我不但對於革命沒有出過一份力量,並且在抗日戰爭時期與國民黨發生過關係,我以前所講的哲學,有唯心及復古的傾向。這些在客觀的社會影響上講,都於革命有阻礙。

各方面對於我的批評我都完全接受,但是我也要表示,我願意隨著新中國的誕生,努力改造自己,作一個新的開始,使我能跟著你及中國共產黨,於新中國的建設中,盡一份力量。

……我計畫於五年之內,如政協共同綱領所指示的,以科學的歷史的觀點,將我在二十年前所寫的《中國哲學史》,重新寫過,作為一個新編。誠如你所說的,我們不但要知道中國的今天,還要知道中國的昨日。

我願以此項工作迎接將要來臨的文化高潮,並響應你的號召……

毛澤東於10月13日回信,重點只有一句:「像你這樣的人……總以採取老實態度為宜。」

在這之後,馮友蘭就一直在被改造中,張岱年就說過,馮先生地位特殊,不僅沒有「言而當」的自由,甚至沒有「默而當」的自由。

1951年,馮友蘭隨中國文化代表團訪問印度,印度總統普拉沙德介紹馮的學術貢獻時曾提及《中國哲學史》和《貞元六書》。外交部得知後立即致電代表團,說此介紹有問題,要求馮於適當時機更正。此後,馮友蘭在加爾各達訪問時,在演講中應外交部的要求說:「中國革命成功,我認識到我過去的著作都是沒有價值的。」

1952年9月全國高校院系調整,馮友蘭調入北京大學哲學系。北京大學是「文革」重災區,文革」甫一爆發,馮友蘭即被揪了出來,他被戴上「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反共老手」的帽子進行批鬥

隨後,馮友蘭便陷入不斷被批判、交代中。在思想改造運動中,馮友蘭多次檢討交待,但是主持人就是不讓過關。

金岳霖在運動會中過關較快,不久還被樹為積極份子,組織上讓他到馮家去做工作,幫助馮轉變。一進門,金先生就大聲說:「芝生啊,你有什麼對不起人民的地方,可要徹底交代呀。」說著,撲上去和馮友蘭抱頭痛哭。

1966年7月5日,他根據造反派要求,在哲學系作了長篇發言《自我揭發自我批判》,下旬紅衛兵前來抄家,在他家門口貼上大字報,宣布他的「罪狀」,封存了他的文物和書籍,凍結工資,夫妻倆每人每月發放12元生活費。

僅僅過了一個月,馮友蘭再度被抄家,不僅拿走了他家幾乎所有值錢物件和許多紀念品,同時只讓老夫妻倆住一間房子,其餘都被鎖上。後來,他的居所一共住進了5家,入秋,由於禦寒的衣服取不出來,他只好披著麻袋,頂著寒風去開批判會。除了批鬥、寫各種材料,他的主要工作就是清掃街道。

文革中,工宣隊進駐北大,很多教授被隔離審查,俗稱「蹲牛棚」。教授們一切聽指揮,早請示晚匯報都得排隊,排隊時必須報數,同時要自報自己的政治帽子,馮友蘭個頭較高,曾被叫排頭一個,並叫他說:「報數!我叫馮友蘭!是……是反動學術權威。」紅衛兵說:「不行!重報!你這是避重就輕!你是反動學閥!」馮便改口:「我,我是反動學閥。」洪謙先生由於害怕,怕也說他避重就輕,就說:「我叫洪謙,反動學閥!」紅衛兵說:「不對,你還不夠格,你是反動學術權威!」洪嚇得連忙改口。馮定自報「反動學術權威」時,紅衛兵說:「你不就是寫過一本《平凡的真理》麼?你還想往反動學術權威裡鑽!你是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

馮友蘭在牛棚裡飯量倒是不減。早餐是一窩頭,兩大碗玉米麵粥,一分錢的咸菜絲。咸菜不少,一般人都吃不完,唯馮友蘭不夠。經郭蘭芳提醒,馮大著膽子向紅衛兵要兩分錢咸菜,紅衛兵瞪大眼睛說:「人家一分錢咸菜都吃不完,你還吃兩分錢的,你怎麼吃這麼多?」馮答:「我……我吃的多。」話雖受斥責,竟還滿足了要求。洪謙與馮友蘭個子差不多,而飯量只有馮友蘭的四分之一。

他患有嚴重的前列腺肥大,小便不通,到醫院去看病,由於「反動學術權威」的身份,醫院不接收他住院治療,他於1967年1月13日致信「北大哲學系某‘文革’小組組長」,匯報、陳述其病情。直到尿中毒,才於15日住進北京醫院,但手術尚未做完,醫院也被造反派奪權,他又被趕了出來,無奈之中,他只好拖著尿瓶子接受批鬥。

那一年,他71歲。

在一份北大革委會作戰部編印的材料上寫到:「馮友蘭是一個幾十年來一貫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老手。解放前,他是人民公敵蔣介石的御用哲學家和謀臣策士;解放後,他仍然賊心不死,唸唸不忘他已經失去了的天堂,一遇機會,便興風作浪,煽動反革命復辟。……成瞭解放後學術界特別是哲學界的一面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白旗。」

出乎意料的是,1968年11月18日,馮友蘭忽然與翦伯讚一道被解除勞教,釋放回家。他很快得知,這是因為毛澤東在一次講話中說:「北京大學有一個馮友蘭,是講唯心主義哲學的,我們只懂得唯物主義,不懂得唯心主義,如果要想知道一點唯心主義,還得去找他。翦伯讚是講帝王將相的,我們要想知道一點帝王將相的事,也得去找他。這些人是有用的,對於知識份子,要尊重他們的人格。」

馮友蘭沒有死,而且是在領袖的「保護」下,他內心充滿感激之情,解除勞教後,他按照工宣隊指示致信毛澤東表達了感激之情,同時還以詩詞表達了這種感情,寫下《蝶戀花.敬祝偉大領袖毛主席萬壽無疆》:

「紅日當空耀奇彩,照遍全球,開創新時代。五洲萬國祝壽愷,長領革命向前邁。

辜負期望十九載,反動路線,罪行深如海。承蒙教育今又再,追隨正路永不怠。」

此後每逢事端,馮友蘭都要以詩詞賦頌,不論是非,如北大的工宣隊、軍宣隊進駐北大一週年,馮友蘭表示「歡呼」:「千載文壇歸正主,一年戰鬥樹新風。白頭深痛多前罪,也在工軍化雨中。」

馮友蘭從開始批判自己到漸漸批判別人。而和他一起被領袖保護的翦伯讚,因為「劉少奇專案組」逼迫他交代劉少奇的叛徒材料,他實在交代不出,與夫人戴淑婉服下了超劑量西德產速可眠自殺。

誰也說不清楚,活下來的馮友蘭,死了的翦伯讚,究竟誰更幸運。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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